王卫田

在我的记忆中，我娘好像从未主过一回事儿。在我很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向我传达着我爷爷那至高无上的命令：“大嫚儿，你爹说，那玉米面儿磨得太粗，另磨吧！”

“好啊娘！”我娘痛快地应诺着，踮着那方瓜种式的小脚儿走向东间磨房，捧起了磨棍，推起了那沉重的石磨，那隆隆的石磨声直到现在似乎还在我心中震动。

“大嫚儿，你爹说，担杖山那地崖上有的是蹦根草，好烧着哩，你去拾几篓烧草吧！”

“好啊，娘！”我娘将一块蓝头巾儿蒙上头，将铁爪子放在草葛篓里，又用竹爪笆撅起草葛篓，迎着初冬的寒风，去了担杖山。娘的手是铁打的，是钢铸的。那地崖上的蹦根草被她一撮一撮地扯起来。

“大嫚，你爹说……”

“好啊娘……”

一天天，一年年，我奶奶总是这样指使着娘，娘也总是这样应着。奶奶说了多少个“你爹说”，娘应了多少个“好啊娘”，是数也数不清的。直至我爷爷和奶奶先后去世，娘才似乎喘了一口气。

我总是在想，我爷爷奶奶不在了，我再也听不到那句话了，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你爹说……”又成天价响在我的耳旁。只不过是这旨令不是我奶奶发布的，而是出自我娘口中。

“你爹说了，北岚子那麦子好割了，明儿去割了吧。”

次日，我带着镰刀去地里一看，麦子也只有七八成熟。我便不悦地回了家。

娘见我们没去割麦子，急火火地问：“怎么没割？”

我说：“不好割，只有七八成熟！”

“嗯？你爹可是说好割了……我问问你爹去……”娘很快去问了爹，跑至我家，催促道：“快去割了吧，你爹说了，生割麦子出好面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