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丽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读书“性价比”与底层社会的再生产
——基于G县河乡的经验研究

谢丽丽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近年来农村学校“反学校文化”盛行，学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读书动力不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村学校流行着读书性价比降低的结构性制度文化。人们从理性考量出发，以有用无用衡量读书的价值后，作出读书性价比降低的判断，因为他们“洞察”到读书越来越成为一项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投资。读书性价比降低，读书收益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底层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从外在的不足走向了内生的自我再生产之路。需要反思的是，社会很容易将底层社会的再生产归结为他们的教育理念太过功利和鼠目寸光，从而忽视和遮蔽社会与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应有责任。

农村学校；底层再生产；文化再生产；教育机会；读书性价比

引 言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学，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在城镇化和“文字上移”[1]背景下，乡村学校大规模急剧缩减，乡村教育日益“悬浮”[2]，乡村学校成为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教育空间。笔者在G县调查期间*文中地名、人名均做学术化处理。，G县河乡教师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即河乡的家长不重视学生的学习，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校教育质量很差。他们如是描述该现象：这里的家长向往城里人的生活，他们只崇拜城里人，崇尚有钱人，认为有本事就有钱，有钱身份就高，他们不重视学生教育。学生也受花花世界影响而不用心读书，他们来学校就是混着长身体来的，长大一点儿就外出打工了。他们都认为不读书照样能发财挣大钱，照样可以当上被人羡慕的人上人，那些包工头就是家长和学生羡慕的对象。

国内外学者对类似于河乡的现象已有大量研究。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息息相关。国外学者布鲁斯和吉登斯不平等的再生产理论[3]，以及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4]等都从不同维度论证了这一问题。同时，学生在学校中的“反学校文化”[5]现象对学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有很大影响。国内学者余秀兰从文化再生产框架探讨了城乡教育差距[6]。熊易寒则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文化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学校学生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形成“反学校文化”的同时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7]。李涛指出在中国村落内部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并非一个伪命题，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日益凸显[8]。

如果说基层教师用他们捕捉和感受到的，在基层社会教育场域中,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理解和解释，学生不认真读书和学校教育质量日益下降的原因,是一种“他者”眼中解读。那么在家长和孩子眼中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和建构读书的意义和价值的呢？他们的建构又如何影响他们对读书的态度和选择？他们建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读书，是文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笔者调查地人们对学校教育的理解，在他们眼中读书就是上学，是接受学校教育，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上大学。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在G县河乡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G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全县面积1500多平方千米，人口60多万，地势上梁、峁、沟、壑起伏纵横，湾、坪、川、滩交错，城区坐落河谷地平原，河两岸地势平坦，两岸靠后是山区。G县共有15个乡镇，其中，除去城区，有4个川区乡镇和10个山区乡镇。河乡是位于G县西南山区的一个乡镇。文中资料来自笔者对河乡河村村民和河乡中学师生的访谈以及在河乡中学的观察。

一、 一所乡镇中学里的“反学校文化”

河乡中学位于G县西南山区，坐落在河乡集镇地所在地，是一所乡镇中学。学校建校于1957年，全乡18个行政村的中学生在此就读。河乡中学自建校到现在教育质量(在全县中考中排名)平平，最辉煌的时期是在1999年前后，当时学校中考成绩排名在全县中上，班上近三分之一学生升入高中学校就读。自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每年中考“稀稀落落”考上一两个、两三个。进入新千年后，在城市化和“文字上移”双重因素影响之下，学校学生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更小。

这里以河乡中学2008级和2010级的学生为例来看学校学生实现向上流动的情况，具体如表1：

2008年河乡七年级进校学生共120人，这级学生到了八年级后流失了16人，流失率13.33%；到九年级后流失32人，流失率高达26.67%。2010级学生进校时有108人，到八年级后流失21人，流失率达19.44%；到九年级时学生流失33人，流失率高达30.56%。学生的流失原因主要是辍学流失。可以说，两级学生到九年级参加中考后都有高达83%以上的学生辍学，只有少数学生升入高中就读，这包括升入中职院校就读的个别中职生。

表1 河乡中学2008级和2010级学生流失情况

资料来源：河乡中学。

从河乡中学学生辍学率之高可以理解教师们为何如此抱怨：

“家长有点儿时间宁可去庙里面干活，家长会也叫不来。家长对学生一点儿不重视，一问家长，家长说自己不认得字。我们的班主任生气地说，字认不得，本子上教师打的对错号总认得吧！过问下学生的学习总可以做到吧！这就是我们这里家长的认识，家长不重视，学生自然就来学校混日子。学生不花心思在学习上，教师累死也教不出成绩，教师也都混着了。”

可见，家长、学生和教师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开启了“混”的模式。尤其成绩不好的学生开始齐聚并“隐身”在教室的后排，这部分学生在校园中无处安放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学校不过是他们像模像样混日子的场所[9]。

一方面，学生在扭曲了的强而脆的自尊心保护壳下进行日常反抗，因为他们在学校混，但学校纪律挤占和碾压他们混的空间，所以，学生更用混来抵制学校和教师对他们的约束。

“混的日子很煎熬，这些学生一天不混不能黑。所以，他们想办法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但还不让老师说一句，更不让老师管教。老师一管教就暴躁，就顶撞老师，和老师对着干。”(河乡中学，刘老师，2016年4月访谈)

另一方面，学生用形象来弥补成绩不行的挫败感和不被认同感。学生的自尊心来自“我很有能力，我很有形象”，既然“能力”不行，形象就一定要好。所以，他们穿好的、吃好的、耍好的，把更多时间花在形象上。

“他们是班上的潮流分子，用形象满足自尊心，家长累死累活给学生买名牌衣服、名牌鞋。学生用的手机比老师的好，春节期间学生挣的零花钱买手机。有了手机，学生主要的心思是上网。”(河乡中学，王老师，2016年4月访谈)

如此以来，学生的成绩就会一落千丈，他们不得不在“混”—成绩不好—继续“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着底层再造，最终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不得不走上了与父辈一样的打工之路。

那么，学生为什么抵制学校文化，“自我放弃”了向上流动的资格(self-disqualification)[10]？走近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读书的价值、读书的意义，以及对当下的读书体验有基于自己感性的理解。

首先，“再努力也考不上学”。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预判，对学校的定位和对自己的定位都非常清楚：

“每年我们学校能考上一中、二中、四中的也就那么几个学生，那几个学生的成绩如何我们每个学生都心中有数，对照自己的考试成绩，其实根本不用等到九年级，在八年级我就非常清楚自己是不是能念高中。我的成绩不过中等，我也想努力，但努力了和不努力又有什么区别了，我即便努力后上了一些名次，也不可能考到班上前三名，考不到前三名，上高中就无望。”(刘小凡，河乡中学九年级学生，2016年4月访谈)

其次，“迟早要去打工，现在混着也挺滋润”。“迟早出去是打工的，现在弄得那么辛苦干什么呢？每天辛辛苦苦学习，还不如不学习的学生过得快活！” (吴宝华，河乡中学九年级学生，2016年4月访谈)

最后，“读书出来也不见得有多好”。“你看我们学校刘老师，是我们现在的班主任，他算是我们所有代课教师中最认真的教师，对我们也好，他对我们还抱有希望，让我们好好学习。但现实情况是，他日子过得还不如王老师他们，王老师一天来回学校还有车，不像刘老师还只骑个摩托车。村子里不读书的人出去打工一年都开上车了，大学毕业生回到这里当个老师也没意思。还不如出去打工的人，天南海北到处跑着了！”(张静，河乡中学九年级学生，2016年4月访谈)

我们从学生的回答中发现，“去学校不过是长身体”“我们读不成书，考不上学”“认真不认真、刻苦不刻苦，考上学的可能性也不大”“你再努力，也考不上”“哪有不学习的同学日子过得滋润”等并不是一两个学生的认识，而已经成为学校里流行的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与学校教师灌输给学生的“知识改变命运”和“读书好”的理念交错，而且日益掩盖了学校的“正统文化”。那么，一方面，对底层社会的孩子来说，他们不读书就只剩下打工这一条路可走，打工就是重复父辈们农民工的老路；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追问他们为什么会重复父辈的老路，是什么影响和导致了他们的选择？

二、 读书性价比：读书的一个动力

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学生不用心学，源自人们对读书的价值、意义和功用的认识与理解。换言之，学生在学校表现的背后有一套影响学生观念和行为的制度，这些制度机制背后则是学生所处的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在当地流行，被当地社会认可必然是社会、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用后形成的结果。那么，影响学生读书动力的制度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呢？

(一) 有用无用：读书的工具理性

“书中自有黄金屋”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学而优则仕”等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人们赋予读书这条向上流动通道的社会意义。近代以来，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读书成为农民改变农民身份，提升社会地位最有效和几乎唯一的路径。教育不仅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科教兴国”的最强音，更成为基层社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强烈现实诉求。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一拍即合”不仅营造了学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等巨大的社会功用，而且强化了读书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意义。

教育的功利化是当下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但这个问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除去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对教育功利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教育功利性的形成也有关键性的影响。具体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持工业化发展，在城乡供给制度和城乡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不仅处在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和发展格局中的边缘。而且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弱势；在思想文化观念上被认为落后。自此，城乡成为两个世界，教育和参军几乎成为农村人跳出农门、脱下农村人身份的仅有渠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书的实用性和功用性色彩更浓。农村人把教育看成了读书，读书最大的功用就是跳出农门，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实现从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即是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转变。

因此，人们对上学的价值、意义的理解和考虑总是基于有用和无用的判断，诸如“上学能干什么”？“读这个学校出来是干什么的”？“毕业能挣多少钱”？等等。也就是说读书是否有用，读书能否学以致用，读书是不是可以快速“变现”，成为人们衡量读书有用和无用的主要指标，成为是否读书的动力。

(二) 理性考虑：读书是一项投资

正是对读书有用无用的判断，当下读书性价比降低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底层社会抬头。性价比的全称是性能价格比，是性能与价格的比例，当下人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读书的意义，因为人们把教育当成一项可以“变现”的投资，对读书性价比的考量是人们基于经济理性人作出的判断。

读书性价比降低是因为读书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特征。这里的高投入主要指学生和家长付出了高时间成本和高经济投入；高风险主要指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难就业以及毕业即失业的风险；低回报主要是指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不体面且收入普遍较低。读书性价比降低，即读书不合算了。

“原来的学生读书只要能考上学，那就相当于‘跳出农门’和‘包分配’，进入体制成为‘公家人’。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有的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挣钱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甚至有的毕业即失业。找不到稳定工作，最后还是要打工。既然是这样，花那么多钱念书还有什么用，念书出来如果还是去打工，还不如那些没念书的！”(王祥子，河乡村民，2016年4月访谈)

在河乡，读书性价比降低已经成为一种盛行的制度性文化。但一方面，河乡的家长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放弃了对读书的追求，而是在求而不得后转向为读书无用论的追随者、传播者。具体看，尽管底层社会家庭已经感受到了读书性价比降低的这一事实，但“读书改变命运”依旧是社会底层任何一个家庭所认同和尊崇的理念，甚至是他们的信仰。人们都一致笃定读书是正途，是光明的。因此，在孩子就读幼儿和小学阶段的时候，人们都重视孩子的教育，并坚信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能改变命运。这从近年来山区孩子转学进城就读趋势中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读书性价比降低下的读书无用论更容易在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形成共鸣。当孩子在经历了幼儿和小学教育的“失利”后，很多家长则在通过努力扭转孩子落后的趋势而无果后，又似乎从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急切而焦虑的心态，非常轻易地一百八十度转弯为“读书无用论”。他们经常以“谁谁没上大学，现在是包工头，已经有几套房子，开的是好车，谁谁上了大学，毕业几年了没找上正式的工作，还不是在外面打工”这种对比式的论断来回应孩子过早辍学问题，也将其作为读书性价比降低的“佐证”。这种观念主要来自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即经济条件较差的部分家庭和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的部分家庭。当他们的孩子依靠教育而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极小之后，会生成的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无可奈何的想法。这种想法尤其与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增多，挣钱能力与学校教育不成正比的关系，造成了一种“里应外合”的效果。于是他们认为即便不能否认读书是无用的，但就当前社会现实看至少读书也不是那么有用的。

三、 “洞察”读书性价比降低的原因

(一) 读书的预期收入回报越来越低

人们在收益回报上经常将大学刚毕业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教师(把刚毕业后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教师作为读书人的代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以及底层社会的优势阶层，比如农民企业家等几类进行比较。很明显，近年来，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体制内教师，尤其农村教师经济社会地位的降低，致使读书人在体制内的优势不再明显。

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社会分层也不明显。尤其在西北农业县，以职业进行社会分层，可以稍微复杂化为“干部—教师—工人—农民”也可以简单二元化为吃“土粮”的农民和吃“皇粮”的“公家人”。而职业内部的社会分层更不明显，对农民群体而言尤其如此。在这样简单的分层中，教师属于“公家人”身份，社会地位较高，至少比农民高，在乡土社会可以受到农民的羡慕和尊重。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社会分层的深化，尤其当以物质收入来衡量个人社会地位时，乡村教师的优势位置就不再明显。(如图1)

图1 近年来G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教师年工资增长趋势(元)数据来源：农民人均收入数据和教师工资系访谈所得。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309元，增加到2015年的22480元，增加了21171元，增加了16.2倍；教师年工资收入从2000年的6240元，增加到2015年的40800元，增加了34560元，增加了5.5倍。总体上看，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比教师年工资收入增长快了近3倍，农民和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相差近5倍的差距“缩小”为不到2倍的差距。因此，从二者的增长趋势看，教师的优势地位不仅不明显，而且因为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增高反而让他们产生了很强的相对剥夺感。

“陈老师是我们村上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之一，作为同龄人，一开始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尤其人家一毕业就领工资，而我还在家种地。现在觉得就那样了，我们在外打工虽然辛苦点儿，但认识的人多，现在也都有房有车了，感觉也没什么差距。说实话，我们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教师也就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教学，也没啥意思。”(王进有，河乡村民，2016年4月访谈)

不仅如此，事实上人们更为羡慕那些“会挣钱、挣钱多”的人。尤其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潮流中，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甚至社会声望的指标逐渐单一化为人们拥有的资本存量，即越来越“以钱论英雄”。因此，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端着体制内“铁饭碗”的教师，虽然也有“旱涝保收”的稳定收入，但这些物质性保障已经从过去人们羡慕的关键性优势因素逐渐变为了寻常。

(二) 读书后获得的工作越来越不体面

大学生就业难与“计划经济”时代就业观念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看低技术性职业交织一起，更加削弱了读书的性价比，成为读书性价比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人们认为读书的最好归宿是“学而优则仕”，次之才是得到一份体制内的“铁饭碗”工作。

“铁饭碗”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铁饭碗”无疑是吸引农村人读书的最强大的功用性动力。人们对铁饭碗的理解是稳定的物质性保障和体面的声誉性获得。一方面，“铁饭碗”的优势是捆绑在工作岗位上稳定的收入、高额的福利回报以及退休后无忧的养老保障物质性保障。农民靠天吃饭，是“泥饭碗”，如果遇上灾年有可能歉收，而“铁饭碗”则是“旱涝保收”，这正是它最吸引人之处。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体制内”工作是体面的，如果进入不了体制内，最好从事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对从事低端的技术类工作有很大偏见，农民家庭尤其如此。他们对上大学就是跳出农门，毕业后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认识根深蒂固，家长以及考上大学的毕业生，乃至整个底层社会很难接受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中小型私人企业工作，尤其在这样的企业中从事技术类体力活。同时，大学生自身受这些就业观念的影响以及各种压力也不愿意“放下身段”从事体力类、技术型劳动。所以，在他们看来，与其大学毕业后进不了高级人才就业市场，而依旧从事低端的职业，还不如直接打工。

(三) 读书后的就业难致使读书性价比降低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就业风险难以避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经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向农村的渗透，底层家庭也笃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丰厚收益，所以，他们举全家之力“砸锅卖铁都要供孩子读书”。但当孩子从农村学校脱颖而出，很争气地考上了大学，大家还都沉浸在“家中坟里冒了青烟”，“可以光宗耀祖了”的喜悦中的时候，他们难以想象和接受“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他们反问道，“既然念了大学反而找不到工作，那和不念书又有什么区别了！？”

在“读书无用，有钱才是硬道理”思想支配下他们过早放弃在就业中的竞争，也过早放弃了读书。高考扩招后，国家统招统分政策被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所替代，每个学生都需要独立应对就业压力和就业风险。那么，除了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源，学生个体背后的家庭支持就成为学生应对就业压力和就业风险，以及在就业市场胜出的强有力保障。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就业中的“拼爹”现象。事实上，“拼爹”现象不是就业中独有，而是贯穿在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之中。具体来看，受父母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阅历的限制，农村孩子在高考填写志愿这样关键的事情上也都居于下风，多数家长是盲目的、凭感觉的。在就业市场中，农村学生面临的就业状况更严峻，社会资本的不足常常导致农村学生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和人脉的社会现实下就业压力更大[11]。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向市场转型的体制中，“强关系”的作用都非常明显[12]。也就是说，有“门道”往往比有“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学识等人力资本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等家庭社会资本去为子女就业争取特殊优势[13]。

正因为受整体性就业难趋势和就业中“拼爹”现象的双重挤压，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很难找到一份与时间、经济成本等付出相匹配的较为体面的工作，甚至都比不过那些辍学早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同龄人。因此，他们认为趁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挣钱也未尝不是明智而理性的选择。

(四) 成功需求与生存困境之间撕扯挤压读书空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诱惑和召唤，急切追求发家致富和立竿见影获得回报的社会心理，加之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村民不得不先解决眼前结婚生子的燃眉之急，而将读书空间越来越多地挤出他们的生活。一方面，追求财富、成功，以及炫耀性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等不断涌入农村并蔓延开来，这股风气已经流入校园，对校园文化形成很大冲击。河乡中学的八年级班主任石老师说：

“花花世界对学生的吸引很强，学生的追求是能穿上好衣服、用上好手机这些眼前的东西。这与家长的追求有关，也有社会诱惑的因素，尤其在外打工的学生对在校学生的影响。多数学生是被外面打工学生所展现的光鲜亮丽吸引，一到过完春节，学生会大面积辍学。外加上就业难的现实，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念书也没什么用，就想打工挣钱。”

市场化和商品消费伦理直接影响读书观和价值观，学校传递给学生通过教育成为人上人的观念遭到现实无情地回击。

另一方面，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更加催生了人们发家致富的心理，致使人们不得不过早放弃对读书的投资。

“在当地，男的娶媳妇至少要20万，还不包括修房子。娶老婆是两节礼，订婚、结婚都得要钱。这至少需要不吃不喝打工5—6年”。(王发家，河乡村民，2016年4月访谈)

村民更容易被眼前的成功吸引，因为他们等不住周期太久的教育投资，他们必须顾及眼下的生活。尽管人们知道读书好，但读书收益的“远水”救不了生存压力的“近渴”，读书很难立马“变现”以改变他们的生存现状。因为他们“水已齐脖”[14]，生存现状不容等待，“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

相比之下，人们发家致富和追求速成的心理更胜从前。以前学生从学校毕业就成为“体制内的公家人”，有稳稳当当、体体面面的工作，如今，读书出来后一切仍是未知，那么，只顾眼前现实是他们对更为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被动适应。

四、 结论和讨论

读书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笃信的一条正途，但当下乡村学校学生读书动力不足，辍学严重，就容易使学生在学校中隐性地进行着底层社会的再生产。细究发现，学生“自我放弃”式的教育行为背后有一套影响学生学习行为的文化制度环境。这套制度环境则是人们在对比后所得出的读书性价比降低的判断。“性价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源自人们把读书看作理性的投资。读书性价比降低促使读书无用论的滋生和蔓延，导致家长教育上的弱支持，也导致学生内生的制度性教育行为的自我放弃。

在城市化洪流下，社会底层弱势群体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努力变得异常艰难，依托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从而使人们对教育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抵触心理。换句话说，每位家长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不行，都想让孩子通过读书能出人头地，所谓的“读书无用论”不过是读书这条路无望之后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改变现实的一个借口。

教育性价比降低的本质源自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但一方面，读书性价比降低考量背景下的读书无用论很容易被误解为底层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太过急功近利，从而显得鼠目寸光；另一方面，因为读书性价比降低导致底层社会的再生产，也很容易被错觉为这是底层社会的家长和学生自觉的行为，从而遮蔽了底层社会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尤其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应有的责任。我们需要反思读书性价比降低背后隐性的逻辑是读书难，即底层社会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变得越来越难了。因此，为了让底层社会更多学生上好学，更要重视底层社会的教育生态。

[1] 熊春文.“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J].社会学研究,2009(5).

[2] 刘云杉.“悬浮的孤岛”及其突围——再认识中国乡村教育[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

[3] Featherson J.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M].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4] Bourdieu P,Passeron J.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M].Sage Publications，1977:275.

[5] Hammack F M.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6] 余秀兰.文化再生产：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探析余秀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

[7] 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0(1).

[8] 李涛.“乡土中国”中的新“读书无用论”——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下的雍村调查[J].探索与争鸣, 2015(6).

[9] 熊春文,王毅,折曦.“混日子”：对农民工子弟就学文化的一种理解[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10] 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1(5).

[11] 钟玲,左停.农村教育与农民的脆弱性——基于河北一个村庄的考察[J].西北人口,2011(6).

[12] 边燕杰.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明[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13]郑茂雄.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关系研究[J].高教探索,2012(2).

[14]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016 - 11 - 28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ZZ—0315)。

谢丽丽(1984—)，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C913.5

A

1009-105X(2017)03-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