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阳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现代汉语中，“至少”、“起码”都是出现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两个词。前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静态的层面对“至少”或“起码”的语义语法特征进行考察，尚未有研究关注“至少”和“起码”历时的固化过程。本文将对比副词“至少”和“起码”词汇化的过程，并探讨这两个副词在句法、语义上的区别是否受到历时演变过程中语义残余作用的影响。

一、 “至少”的词汇化过程

(一) 偏正短语“至少”的词汇化

对“至”的词汇化过程研究，集中在位移动词“至”的及物化和从属地位的“至”介词化的问题上。“至”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是一个会意字，意思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先秦文献中“至”出现的频率就相当高，形容词“至”最早出现在《尚书》中：

(1)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周《尚书》)

《易经》中就出现了第一例修饰形容词的程度副词“至”：

(2)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周《易经》)

综上，早在先秦时期“至”就完成了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过程。而副词“至”和形容词“少”组成的偏正结构则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3) 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六朝《史书〈三国志(裴松之注)〉》]

(4) 此是其所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六朝《道论〈抱朴子〉》)

此时，“至”和“少”的凝固程度尚不高，共同组成一个偏正的形容词结构充当谓语角色。重要的区别在于，不管是先秦语料中的“至柔”、“至静”，还是此时偏正结构的“至少”都可以同义替换为“极柔”、“极静”、“极少”，但是不能替换成“最X”结构。虽然“极”和“最”都是最高级程度副词，但是“最”比“极”更强调与其他背景参照物进行比较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对静态程度的描写是该阶段“至少”凸显出来的主要语义基础，这种静态程度体现为最高级的客观小量。

(二) 完成词汇化的副词“至少”

“至+少”的进一步凝固化开始于元代口语中，最早的语料出自《老乞大谚解》：

(5) 比及到晚出来时。至少使三四两银子。后来使的家私。渐渐的消之了。(元《老乞大谚解》)

例(5)的“至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副词，使用在“至少+动词+数量结构”的句法环境中，但是此时的“至少”已经不是充当谓语成分时的语义。与偏正结构的“至少”相反，副词“至少”在句子中可替换的词语是“最少”，“三四两银子”针对的是“那厮们”实际上所花银子的最少猜测量，此时“至少”的语义基础是说话人主观构建的量级比较事件。

从明代开始，“至少”后面的动词有的已经省略，此时“至少”可以直接修饰表量成分：

(6) 喜媚奏曰：“陛下之言差矣？朝歌到冀州有多少路？一去一来，至少月余。”(明《封神演义》)

在未然事件的句子中，“至少”后面的动词也可以是能愿动词：

(7) 那日问时，我料的你与计姨夫每人至少得二十五板，后来他挝了挝签，凭计姨夫顶触了一顿，束住了手不打，把众人都诧异的极了。(明《醒世姻缘传》)

不过在元代至明代的这段时间内，“至少”仅是作为范围副词存在，必须要与数量词共现。直到清代小说中，“至少”与数量成分的粘合度才逐渐降低，能够修饰句子中的其他概念成分。至此，“至少”的程度副词和评注副词的角色特征在新的句法环境中才得以凸显。例如：

(8) 一则真人对于此事，真如灵官所言，本身不妨仁慈，而天使不容宽待，至少也得把那为首的几个鬼魂，加以一番惩究。[清《八仙得道(下)》]

(9) 中丞不能自己保自己，只要把话说明，叫上头看得出，至少一定有个“交部从优议叙”。[清《官场现形记(上)》]

在例(8)、例(9)中，“惩究为首的鬼魂”和“交部从优议叙”都是两个本身并不带有量级语义的事件，“至少”在句子中起到了构建主观量级系统的作用，并且分别赋予了这两个事件相应的主观小量语义。从搭建复句的角度来说，“至少”在此时已经有了连接两个小句的作用。

二、 “起码”的词汇化过程

在北语BCC古汉语语料库中“起码”共有101条有效语例，全部出现在晚清和民国的市侩小说或者评书作品当中。本文对上述语料的句法形态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一) 动词和形容词“起码”

“码”最早的文献记录始于北宋，但只是“玛瑙”中“玛”的异体字。明代小说《今古奇观》中第一次出现了计量工具的“法码”，清代开始大量出现在赌博词语“筹码”和“码子”。最早“起码”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意思是筹码达到了下注的最低要求，或者货币价值达到了商品出售的最低要求。动宾结构的“起码”常充当句子的谓语成分，句子的主语常常是金钱数量。例如：

(10) 叫他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二万银子。[清《官场现形记(上)》]

“起码”与“至少”在句法单位性质上最明显的区别是：“起码”具有形容词的性质和功能，而“至少”并不具备。清代和民国时期小说中共有20处“起码”修饰名词的语料，比较高的出现频率说明“起码”初步具备了形容词的功能。例如：

(11) 徐大军机又把王博高叫了去，拿几百银子交代他替王师爷捐了一个起码的京官。[清《官场现形记(上)》]

但是，非谓形容词“起码”只能以“是起码(的)”和“最起码(的)”的结构作谓语。“起码”出现在以上谓语结构当中的频率不高，仅有两处。例如：

(12) “我托月峰去谋一个事体，光景督抚衙门是起码了。”(清《商界现形记》)

(13) 绮云最起码，大家叫他鸭脚手，只是虽不精，很喜玩。(民国《人海潮》)

方言中的形容词后缀也为“起码”的形容词性质提供了证据。例(14)中，“来西格”是上海话的形容词后缀。

(14) “大少包荒点,弗要当场说笑我，我个大总统，是弗比袁世凯、徐世昌，起码来西格，只不过给外国人做一做活广告罢哉。”(民国《人海潮》)

(二) 副词“起码”

上文已经论述“起码”在清代、民国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用法是作为动宾结构充当谓语成分，主语常常是数量名词。受到与数量名词高共现频率的类推作用，“起码”逐渐能够从后置的主要谓语位置前移至数量名词前的限制成分位置，句法位置的变换为“起码”句法性质的重新分析提供了条件。例如：

(15) 文锦道：“本钱太小，要同我们拳，起码五百杯。”(民国《歇浦潮》)

除了句法位置的调整，具有和“起码”相似语义的“至少”，起到了对“起码”的句法角色的同化作用。本文在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得到三处“起码”和“至少”同现的小句，此时的“至少”已经作为整个动宾结构的修饰成分出现，而“起码”的句法角色尚未稳固下来。例如：

(16) 倘若照衙门里的规矩办起来，至少也得十天起码，那里有这样快。(清《官场现形记》)

(17) 何师爷道:“太尊办了这几十万银子的捐款,还怕替晚生对付不出一个官来?起码至少一个同知总要叼光的了。”(清《官场现形记》)

例(16)中的“起码”尚且呈现的是最基础的动词谓语角色，而例(17)中的“起码”则和“至少”一样，充当着限定性的句法成分。因此，本文认为“至少”和“起码”在量级语义上的相似性，为两个词语在句法角色功能上的靠拢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起码”进一步完成副词化的标志在于：前移句法位置和次要限定成分角色的固化，此时的“起码”已经拥有了副词修饰和限制动词的典型功能。而且，“起码”作为典型副词的使用频率是几种功能当中最高的，一共有34例。例如：

(18) 鑫甫大失所望，满心起码捐个道台来玩一阵，无奈他老子决计不肯。(清《最近官场秘密史》)

另外，“起码”与其他副词的共现频率也明显增多。与“也”、“总”等其他副词的高频共现，也使得“起码”获得了一部分连接小句的逻辑功能和传达评价意义的人际功能。

副词“起码”在句首位置的准入为其进一步拥有连接小句的功能提供了条件。起连接作用的副词“起码”修饰意义减弱，逻辑意义增强，主要作用在于调控和组织话语，标记和外显两个小句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提示听话人准确接收信息。“起码”的连接副词用法出现的时间晚，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例如：

(19)虽然不会给您带来太大的好处，但也没有什么损害。起码您经常可以乘坐轻车肥马，吃美味佳肴，穿绫罗绸缎，吃穿不用发愁。(民国《古今情海》)

三、 “起码”的地域及社会方言特征

通过上文对“至少”和“起码”两个相似副词历时演化过程的追溯，我们发现“起码”的词汇化速度要远远快于“至少”，“起码”一词仅在清代就已经演化出了完整的范围副词、程度副词、评注副词和连接副词的功能。“起码”的高速词汇化一方面恰逢晚清、民国时期汉语词汇双音化趋势；另一方面晚清和民国通俗小说、评书和话本等口语文学载体的迅速兴起也是重要的动力。

本文对北语BCC语料库和北大CCL语料库有代表性的14部晚清和民国小说中“至少”和“起码”两个词的出现频率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2：

表2：“至少”和“起码”在14部晚清、民国小说中的分布频率统计

总体来说，相比“至少”，“起码”具有非常浓厚的方言色彩，既具有江浙地区的地域方言特征，还有市侩商业环境下的社会方言特征。在选取的7部晚清小说中，出现了“起码”的有3部，分别是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著书作者的方言背景都是南方沿海地区方言，尤其是江浙地区方言。另外4部小说中“至少”出现的频率都基本正常，但是都没有“起码”的语例，作者的籍贯或生活地基本是现代意义上的官话方言区。另外还有《绿野仙踪》作者的籍贯不详，一说是江南，一说是山西，由上面数据也许可以初步推断，作者是山西人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选取的7部民国时期作品中，“起码”一词出现过的有4部，分别是平襟亚《人海潮》、朱瘦菊《歇浦潮》、徐哲身《大清三杰》、常杰淼《雍正剑侠图》，著书作者的籍贯地依次是江苏常熟、浙江宁波、浙江嵊县、山东。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常杰淼籍贯山东，生于北京，方言背景是北方官话。但是话本《雍正剑侠图》中有34例“起码”，只有1例“至少”，并且34例“起码”全部都是副词，还有2例置于主语之前。该现象至少可以说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雍正剑侠图》成书之时，“起码”已经从江浙沿海地区流行至北方地区，并且也具有从一个地域、社会方言词汇发展为一般词汇的趋势。

综上所述，“起码”一词具有“至少”所没有的地域和社会方言特征。第一，最初动宾结构“起码”的主语都是与金钱概念有关的数量名词，这些语料大多数出自清代官场笔记小说，记录下了清朝政府严重的卖官鬻爵现象。第二，“起码”的出现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方沿海地区在晚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金钱等概念在流行小说和话本当中出现的频率之高，说明商业活动、商业人物成为当时文学作品所刻画的主要对象，引领着整个社会变化的潮流。第三，“起码”一词在百年间即走完了一段完整的词汇化路程，高速词汇化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汉语言系统发生剧烈变化的一小部分缩影。语言的演变离不开综合的社会因素，不同方言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增大、新的文学载体和形式的流行、社会阶层动荡引起的用语习惯的颠覆等等，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因素和特征，都能够在“起码”这一个词语的演变历程中找到印迹。

四、 “至少”和“起码”认知语义基础的构建

(一) 从空间到量级的隐喻

“至少”和“起码”在词形上都可以归纳为“位移动词+X”的结构，从语素语义特征分析的角度来看，“至”和“起”都是两个表示界标概念的位移动词，“至”是以“终点界标”为焦点，而“起”的焦点是“起点界标”。“至少”和“起码”的词义引申在本质上都是从具象认知域向抽象认知域的转移，该演化路径符合认知语言学的“人类中心说”，即人们认识世界总是从自身或自身的行为出发，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从而论证人类语言的演化是从实到虚、从虚到更虚的一个过程。而隐喻则是语义迁移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行为理论研究基础的隐喻，不仅有传递意义的功能，还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机制。由此观之，“至少”和“起码”的语义引申都可以验证从空间域到抽象域概念整合的存在，空间和量级概念上共有的“方向性”是引发隐喻投射的相似性因素，也就是产生语法化的语义基础。

(二) 语义扫描方式和方向的区别

对量级抽象域的探讨必然要涉及比较的认知行为，按照Langacker(2013)的阐释，任何一种比较行为的顺利进行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标准(standard)、目标(target)和扫描(scanning)[1]。认知扫描过程即是在标准和目标之间建立关系的心理操作，由此形成“标准—扫描—目标”的比较事件图式。

在“位移动词+X”的形式框架中，“至少”选择的是一个状态义语素，而“起码”填充的则是一个性质义语素。我们可以认为，受到语义残余规律的作用，“至少”倾向于对接一个定量的衡量行为事件，而“起码”倾向于对接一个定性的指派行为事件，前者对应心理认知过程中的序列扫描，后者对应总括扫描。在序列扫描下，对某个过程中各个状态的感知是陆续完成的，人们在非瞬间性扫描过程中感知各个状态之间的差异。“至少”的语义场景要求“目标”和“标准”之间不断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量级序列，并且在对量级序列轴的扫描过程中完成对“目标”的定性任务。与之相对的是，总括扫描是在瞬间完成的，是针对某个单一状态静态空间的认知。在语境场景中对名词“码”的赋值就是一个瞬间认知的过程，这种赋值行为也就是针对比较事件中“标准”要素完成的瞬间的总括扫描过程。

很多认知语言学家都认识到了观察一个场景所采取的视角对语义和语法结构的呈现有直接的影响作用。Langacker(2013)将我们观察同一个物体或事件的不同角度称为视点(view point)，视点这个综合概念又包括：观察位置和观察取向[2]。本文认为“至少”和“起码”的语义基础不仅蕴含了扫描方式的区别，而且两个词语在词汇化路径中隐含了观察视点的差异，这种语义场景的差异导致了在两个词语的理解过程中，心理扫描方向的选取也会呈现不同倾向。见图1：

图1：“至少”和“起码”心理扫描方向比较

(三) 等值的语义逻辑图式

贾泽林(2016)发现同是量级义副词的“至少”和“起码”，二者的语义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该研究中对“至少”和“起码”互换环境的判断是否符合普遍语感还值得商榷。例如：

(20) 他二话不说，带两支短枪，立即就上路了。他起码也该回头看看我们，但他没有，倒是我一直望着他从我的视野里消失。(阿来《尘埃落定》)

贾文认为上述例句中的“起码”不能换成“至少”，但是我们认为语感上“至少”和“起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进而贾文提出“起码”所蕴含的最低限度是说话人的主观判断，而“至少”所表达的最低限度一般是有依据的。具体表现在：在义务情态句当中“起码”表达说话人希望实现的情况，而“至少”用来陈述规定和要求[3]。例如：

(21) 成年人每周至少需要1毫克碘。如果供应不足，甲状腺就会发生代偿性的肿大。(《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作者说明只有违背客观规律或要求才会引起相应的后果，因此例(23)强调客观规律的句义应该只能与同样具备客观性词义的“至少”兼容。但是本文认为贾文描述的两个词语主客观义的语感特征其实应该源自“至少”和“起码”语义逻辑图式上的细微差别。根据例句(21)，本文自拟出了两个义务情态句：

(22) 成年人为预防甲状腺肿大，每周至少需要1毫克碘。

(23) 成年人为预防甲状腺肿大，每周起码需要1毫克碘。

在例(22)、例(23)中，我们设定“每周需要1毫克碘”为命题A，“预防甲状腺肿大”为命题B。按照上文所分析的“至少”和“起码”量级序列上扫描方向的不同，我们将例句(22)蕴含的语义推理过程抽象为：如果数量上少于命题A，那么命题B为假；即“非A→非B”。例句(23)蕴含的语义推理过程是：如果要命题B为真，那么就要达到命题A的数量；即“B→A”。并且，上述的“B→A”和“非A→非B”互为原命题和逆否命题，两者在逻辑上具有等价关系。逻辑上的等价关系是“至少”和“起码”语义等值的基础，但是不同的条件推理过程必然会对两者语用焦点的选取产生影响。副词“至少”蕴含着从高量级位置向下排斥低于目标界限的命题事件，而“起码”则相反，蕴含着从临界的目标界限向上肯定高于目标界限的命题事件。“至少”的讨论范围包括临界目标以下的不可能性事件，可能性事件和不可能性事件还需要经过序列性的比较扫描，而“起码”则只包括临界目标以上的可能性事件，不涉及与不可能事件的比较扫描。综上可以认为，只有包括了对不可能性事件的讨论，才能够蕴含对没有达到“义务”标准之后产生的“相应负面结果”[4]的猜想。也正是出于规避负面结果的心理，“至少”相比“起码”，在具体语用环境中更倾向于表现出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情态。因此我们并不赞同贾泽林(2016)简单地从主观和客观差别的角度对“至少”和“起码”做出的界定，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细微主客观差别的原因在于，具体语境激发了两个词语条件推理过程中所涉及的背景信息，而相反的语义扫描方向才是造成不同背景信息焦点化的最主要原因。

注释：

[1] [美]兰盖克：《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牛保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2] [美]兰盖克：《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牛保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3] 贾泽林：《量级义副词“起码”与“至少”》，《汉语学报》2016年第2期，第50～57页。

[4] 贾泽林：《量级义副词“起码”与“至少”》，《汉语学报》2016年第2期，第50～57页。

【推荐人语】

著名汉语语法学家邢福义先生授业，一贯要求语法研究要“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这也成为邢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努力践行的原则。魏阳阳的这篇论文，较好地实现了“三个充分”：观察充分——对“至少”和“起码”两个词的出现频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分析，展示和比较了二者的词汇化过程。当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并利用古汉语语料库，做到这一点比较容易。描写充分——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作者对“起码”从一个具有浓烈地域和社会方言特征的词语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一般词汇的前因后果作了具体描写，这也不算太难。解释充分——作者专辟一节，以“从空间到量级的隐喻、语义扫描方式和方向的区别、等值的语义逻辑图式”三段关联的方式，讨论“至少”和“起码”认知语义基础的构建，引用理论适合而不牵强，摆弄术语贴切而不生硬，其论述持之有据，其解释言之成理，兼及商榷同辈学人“简单地从主观和客观差别的角度对‘至少’和‘起码’做出的界定”。我认为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如此，确实难得。(李向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