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耀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加拿大蒙特利尔，H3A3R1)

明清之际所经历的“易代”、“鼎革”，“‘危机时刻’世相、士相”[1]和“兼具‘结束’与‘开始’的诠释可能性”[2]的历史存在，使得晚明思潮、门户党争以及明清遗民的研究，以至清初士人安身立命、心态抉择的探讨，成为热门领域。“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群体体现严重分化，出现遗民、降臣、贰臣三大不同群体。三大群体在出处之际、人格心理和身份意识诸方面有迥异的选择和表现。”[3]以明、清之际兼有三大群体身份的钱谦益及其编选的《列朝诗集》为切入点，研究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心态、抉择，以及明人如何在“夷族”新朝中建构“华夏”的士人认同，是很有价值的话题。如果将清代本朝士人群体也纳入来比较，则四大群体对己之群体的认同和以己之所处审视“我”、“他”之群体及“他”、“他”之群体，便是明清易代之际世相、士相和心灵的实录史。这种既包含了士人自我的认同，也隐藏着对一代士人身份正当性的确认，“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即‘排他’”[4]。从历史之节点来看，钱谦益便处在明清之际士人认同扩大和设限的“开始”之处。

一、《列朝诗集》编选：“有意识”地建构认同

《列朝诗集序》称：“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5]，罢去的“几三十家”稿本，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存，著录为《历朝诗集稿本》，“稿本共收录诗人37家，诗作219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