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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孟子》所倡导的知识分子人格

2017-05-08秦军委

文学教育 2017年5期
关键词:自尊自信自由

秦军委

内容摘要:《孟子》一书,记录了生活于战国前中期的孟子言行,展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其中有些篇章也涉及了他对于士的人格的论述。孟子认为士应该具有自尊、自由、自信的独立人格;他所倡导的这种独立人格,对后世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孟子 独立人格 自尊 自由 自信

《孟子·梁惠王上》引《诗经》之句“他人有心,予揣度之”,提出“知人论世”的主张,本文的论述也将遵循此原则,从孟子及其生活时代而展开论述,尝试对孟子的思想作出正确解读。

根据前人考证,孟子约出生于周定王十七年,此时距孔子去世,已有百年之久了,社会环境离孔子所期冀的状况更远了。

首先,王纲解纽,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初步确立。很多奴隶变为自由农民,使得生产积极性极大提升,很多荒地得到开辟,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人口迅速增长。根据《战国策》记载,齐相晏嬰出使楚国,夸耀本国人“摩肩接踵……联袂成云,挥汗如雨”。《孟子·公孙丑上》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3-1)[1]当时各国都努力发展本国的生产,如梁惠王曾焦虑的问孟子:“查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1-3)同时,当时各国君主都觊觎着彼此的财富。如齐宣王伐下燕国后,便恬不知耻的说:“不取,必有天殃。”(2-10)

其次,周室倾颓,当时有实力的大诸侯都有扩疆称王的野心。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1-7)自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悄然丧失,延及战国时期,更是连名义上的天子身份也不为人承认了,因为当时各国君主已纷纷僭号称王了。当时各国为了争夺财货、人民、土地,相互间征伐不断,正如《韩非子·非攻》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

当时,上至诸侯,下至庶民,都希望结束这纷扰的乱世,天下复归再次统一的状况。《孟子·公孙丑上》说:“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3-1)各个有实力的大国君主此时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此时,他们最缺的是什么呢?人才。

士,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一个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他们奔走天下,通过游说诸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是一群出身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地主,正是当时与旧贵族对立的新兴势力;“知识分子”,根据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中开宗明义提到的,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战国时期的士,确有一种“解天下于倒悬,拯黎民于水火”的豪情与自信。

他们有豪情壮志,所以他们奔走于各国,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力图为王所用。他们自信,从不奴颜婢膝,而是侃侃而谈,“说大人,则藐之”;而当谏言不听,他们会决然离去。当然,他们也有私心,但也仅限于富贵名望而已。他们有着自尊、自信的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正是两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战国策》、《史记》记载了战国时士的大量事迹,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他们的风采。

《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本说“士”的书。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13-33)看他对“尚志”的解释,可见孟子对士的评价是很高的,而且结合孟子生平,“尚志”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另外,《孟子》内容也多为与诸侯之间的政治议论。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身上带有浓厚的士阶层的特征,游说各国诸侯实行“王道”,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孟子》。在孟子应对诸侯,座谈论道的过程中,他不卑不亢,充分展现了战国士人阶层高尚的独立人格。本文将立足《孟子》文本,对其独立人格的构成要素展开论述。

《孟子》所提倡和推崇的独立人格,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自尊

自尊,主要表现在对诸侯的礼节上。决不谄媚和奴颜婢膝。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6-2)

曰:“成规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5-1)

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14-34)

因为自尊,所以自爱。

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4-3)

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6-4)

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9-7)

因为自尊,所以要求平等。

平等,主要表现在对诸侯的态度上。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4-2)

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6-1)

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6-3)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8-3)

曰:“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9-8)

曰:“自鬻以成其君,乡党不为也,而谓贤者为之乎?”(9-9)

曰:“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10-7)

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13-28)

曰:“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13-37)

2.自由

自由,主要表现在行为上,一是可以自由的言说国君的过错,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1-6)

一是可以自由的离开自己不满意的政府。

曰:“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3-9)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4-5)

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8-4)

齐宣王问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曰:“伯夷、伊尹如何?”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愿学孔子也。”(9-4)

3.自信

自信,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它建立在对自己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信心之上。

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13)

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7-20)

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9-7)

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敢于当面指斥统治者的错误的行为政策;

曰:“则是方四十里为陷于国中。”(2-2)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2-6)

一是对其他学说的蔑视和坚决驳斥。

曰:“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5-4)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6-9)

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3-26)

曰:“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5-5)

自尊、自由、自信三个方面又是混融统一的。因为自尊而自信,又因为自信而自由,又因为自由而自尊。所以,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3-5)

战国时期的其他子书、史书类著作,也有对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都没有《孟子》阐述的系统详细。

战国时期士人的独立人格,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归隐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陶渊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既不是一个终南隐士,也不是一个东山隐士;而是因抱负无法施展而厌倦尘网,真心归隐的隐士。正如孟子所赞扬的伯夷叔齐那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其归隐的直接原因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觉醒。陶渊明说自己的归隐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继承和深化了“自由”的思想内涵,并把这种思想内化在他的诗文里。千百年来,他所营造的归隐生活成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桃花源”。

2.直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敬的。翻开二十四史,不乏面对暴君而犯颜直谏乃至死谏的臣工。支撑他们的,正是《孟子》里提到的“自信”的思想。因为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因而自己也就有了改变当前错误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他们能不顾惜自己的生死,决绝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3.气节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在外敌入寇之时,在国家内乱之际,他们都挺身而出,奋起反抗,即使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他们也决不屈服。唐朝有安史之乱中的颜真卿,宋元易代之际有坚决不降的文天祥,明清鼎革之际有绝粒而死的黄道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们正是秉承了孟子所倡扬的“自尊”思想,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4]王运熙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注 释

[1]3-1,3表示卷三,1表示该卷第一章,下同。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公共理论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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