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敏

摘要：近代启蒙思想家为了国家复兴而提倡“国母教育”，强调女子作为“女国民”在保国善种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但却忽略了女性自身的解放与发展的需要。这期间，部分女性小说家却开始怀疑现有主流教育目的的合理性以及反思新女性的人生意义。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放弃了传统女性执着守望的婚姻家庭，重新寻找自己新的精神归宿，而独身成为了她们反抗男权社会、摆脱依附地位、实现女性自我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近代女性小说；国母教育；女权；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2-0083-07

几千年来，中国奉承“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到了维新变法前后，世道为之一变，女权问题、女学问题开始得到了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兴办女学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论述了妇女问题。他认为“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①，他指出压迫幽禁妇女有四大害处：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不能资世用②，因而他要求女子应享有教育权。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③而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妇女没有知识，无法“生利”，而导致了国家的衰微，“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④，“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