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达到了高潮。这种状况的出现，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看，是与苏联国内高尔基的升温、中国主流文学转型之需、作家与译者人生经历与创作方法的相似等原因分不开的。而在这一接受过程中的选择与失落则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传统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高尔基；中国三四十年代；译介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巨人，也一度是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外国作家。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译是发表在1907年《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忧患余生》的作品。此后，郑振铎、孙伏园等人又先后翻译了高尔基的一些短篇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这之间的二十年中，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广泛注意。这种情况直到1928年高尔基诞辰六十周年才出现了较大的转折。接下来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对高尔基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极度繁荣的一个时期。“作品和翻译两个方面的事实都显示出高尔基是三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这样，高尔基的作品就由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当时译入语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这种盛况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出现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当时在对高尔基作品的理解与接受中，选择了什么，又失落了什么，这种选择与失落的原因又是怎样的？本文将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来探寻这些问题。

一、多元系统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伊塔玛·爱文—左哈尔提出的一种文学翻译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也就是由各种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文化、语言、文字、社会），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系统，都是它的上级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其它现象联系起来进行全面地审视。这样，左哈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多元系统的优胜之处，在于能看到复杂产品的对外关系，解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产品的面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系统论为我们从历史、文化、文学观念等角度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对高尔基作品译介與研究的繁荣状况，以及在此过程中的选择与失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二、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高尔基

如上文所述，高尔基被介绍到中国的前二十年中，一直处于当时中国翻译文学形式库的边缘地带，而三四十年代却一跃成为形式库的中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

1.苏联国内高尔基的升温。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由于斯大林的推崇，高尔基被冠以“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的称号”，“他代表着下层可以达到的文化的最高峰，也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可以达到的最高峰.”更重要的是，中俄两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基于种种历史与现状的渊源关系，当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把求索选择的目光投向周围的世界时，就很容易被当时的苏联文学所吸引，表现出对高尔基的极大兴趣。

2.中国主流文学转型之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有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由此也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与行动，辛亥革命的失败则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广大国民的愚昧与麻木，于是，启蒙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主流，意在唤醒沉睡中的中国人民的灵魂，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五四时期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文学样式。但不论形式多么多姿多彩，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取向则是思想启蒙，民族文化的重建与民族人格的重塑。而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国共合作的失败与日本侵华战争的一步步加剧，以表现新旧思想对抗为主题的五四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顺应历史潮流、表现阶级对抗与人民反抗意识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知识界的译介与阐释之下，符合了转型之需，因此，作为“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迅速地被阅读和传播，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翻译文学形式库的边缘走向中心。

3.人生经历与创作方法的相似性。译者在选择源语文学文本时，不仅受到历史语境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心灵与情感需要出发选择翻译文本的目标。这时，倘若原文的作者与译者产生某些情感上或灵魂中的共鸣，他就更有可能进入译者的视野，三四十年代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正是对这一原理的阐释：高尔基的底层出身，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自强不息的精神，等都从情感上感染了中国的译者尤其是年轻的翻译家、文学家；而他大量使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烈的平民意识则给当时处于苦苦探索中的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情感上和理智上都愿意传播高尔基的作品，也就为接下来出现的繁荣现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被部分遮蔽的高尔基

高尔基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但他的伟大，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更在于他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晚期甚至有现代主义；在于他创作思想的深刻性，“他以充满哀号和噩梦、退化和堕落、复仇与抗争的生活图画来惊醒人们，他也常常以闪现着亮色的理想图景来抚慰、温暖一颗颗因受伤而干涸的心。”纵观高尔基的作品，可以发现，对俄罗斯人灵魂的关注，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思考，始终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中国在三四十年代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中，则在很大程度上失落或有意忽略了这些深刻性与丰富性，而仅仅抓住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高扬他的革命意识，把他当作神圣的无产阶级战士来崇拜。“这种基于片面的了解和认识，在50年代以及此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获得了顽强的延续性，直到今天还阻碍着（从另一个侧面）人们全面地认识高尔基。”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选择与失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这种现象当然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学观念所决定的——民主革命的开展，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广大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使命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他们把文学当作宣扬革命意识、反抗民族压迫的武器。这一现实而紧迫的具体目标，使得他们在面对外来作家与作品时，无暇全面地分析，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需要的那些方面，这样，作家思想中的其他部分就很遗憾地被忽略了。

另一方面，则需要追根溯源，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选择。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文以载道”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这一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在思想相对自由的五四时期，也依然如此，“知识分子寻找并强调与俄国文化的相似性，并不是纯粹感情上需要，而是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从俄国复杂的文化体系中筛选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启蒙主义文化，并为这种文化能顺利输入准备好条件。”这种目的性到三四十年代更加强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由启蒙文学转变为了无产阶级文学，高尔基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對民族文化心态的批判、对人的存在与灵魂的关切都被排除在当时的接受视野之外，他的作品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声筒。

总之，民族存亡关头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与儒家思想浸润下思辨意识的匮乏是造成三四十年代对高尔基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的主要原因。

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是坎坷的，经历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起，也走过六七十年代的大落，新时期以来，则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受冷落的地位。当然，这种状况与最初接受时的曲解与误解是有很大关系的。但通过上文的论述，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下去看，随着时代氛围、价值标准与文学观念的转换，误会终会化解，遮蔽终会消除，高尔基作品的真正价值终将被全面地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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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栗换（1992—），女，河北省驻马店人，现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