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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魂戏的独特审美体验

2017-05-04楚晨希

戏剧之家 2017年6期
关键词:大团圆剧作家窦娥

楚晨希

【摘 要】中国古代戏曲在元代达到繁盛阶段,元杂剧可谓其顶峰。而鬼魂戏是其中重要且独特的一个类型。本文试对具有代表性的鬼魂戏加以阐述,从中发现鬼魂戏在连接社会现实与理想、对“死亡”的审美体验、注重“大团圆”结局等方面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带给观众的愉悦感。

【关键词】元杂剧;鬼魂戏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006-02

中国古代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结晶。纵观历史,从北宋杂剧到金院本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戏剧从元代以来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阶段,形成了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神头鬼面”剧①是其中一个特殊类别。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单独列出这一科,可见当时鬼魂戏数目多,影响也较大,在元杂剧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鬼魂戏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也值得我们不断挖掘品味。

一、在鬼魂戏中连接社会现实与理想

鬼魂戏之所以能够在戏剧舞台上大量产生并长期发展,与我们长期形成的宗教观、灵魂观对中国古代戏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分不开。鬼魂本是虚无的,但是群众却更愿意相信它的存在。这就使得鬼魂在部分元杂剧作品中作为主角,兼具娱乐与教化功能于一体,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与表现载体。

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尽心伺候婆婆13年的竇娥,因不同意张驴儿的苟且之事,反被诬告为杀人凶手,又被贪官误判,屈打成招处以死刑。一个原本“忠”“孝”两全之人却因为维护自身清白而被冤斩,剧情本身就揭露出社会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以及底层人民艰难的处境。临刑前,窦娥许出三桩誓愿,没成想竟一一应验。这更加直白地昭示了窦娥所受的冤屈,见证了当时昏聩官吏的无情与无能,同时也成为鬼魂复仇的前奏。人虽死,冤未了。

死后的窦娥一心要为自己申冤昭雪却始终无果,最后找到已升为廉坊司的父亲窦天章,并托梦陈述自己的遭遇,恳请父亲为自己平冤昭反。窦娥冤死化鬼申诉,将生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延续到死后,虚无的鬼与真实的人复合,用鬼魂特有的方式一再坚持,连接起现实的残酷和对理想的坚守,突出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冲突,再次揭露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

最终,经过再三恐吓及怀疑后,窦天章终于相信确是窦娥冤魂并答应为其平反,才使案件真相大白、凶犯伏法。窦娥生前的坚持没有换来善果,最终含冤而死,但是死后鬼魂却寻找到父亲为自己昭雪。这种生前被冤与死后平反的对比,不仅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有力揭示,更是反映出剧作者及群众对现实的无奈与嘲讽。同时,由代表清官的父亲帮助平反,也侧面反映出广大民众对于现实中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在鬼魂戏中,剧中主人公死去后离开人们的视野,但是其鬼魂还飘荡在天地间,继续着主人公生前的各项活动,并且有了超时空、界限的能力,最终运用托梦、告状等形式抒发自己的不满或愿望。鬼魂不仅是人活动的延续,还是其向现实发出挑战的“影子”与“隐身衣”。鬼魂戏中,通过人与鬼的不同境遇,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生活状况,将现实的无奈和理想的圆满充分表现出来,让鬼魂戏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使读者对现实和理想有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二、鬼魂戏中对于死亡的独特审美体验

在大多的鬼魂戏中,鬼魂形象想要运用于作品中,主人公必然要经历死亡。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对死亡产生本能的畏惧,不仅畏惧死亡带来的一切未知,更害怕失去现实中拥有的一切。即使人们已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凭借理性思考缓解恐惧,但依然难以彻底根除恐惧。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既不肯相信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也因害怕而避讳谈论死亡。

而鬼魂戏则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死亡的独特审美感知,在鬼魂身上,使观众产生了对于生死的思考,启迪了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许多杂剧正是因为鬼魂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才使情节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主题得以彰显,这也是鬼魂戏得以发扬的关键所在。

《窦娥冤》中,窦娥以生前死后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特有的斗争方式一再坚持,誓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主人公死亡之后,鬼魂的出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继续发展,并使得剧情发生逆转,变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最终呈现出由悲转喜、化苦为乐的结局。鬼魂的出现使得生前无力反抗的主人公,死后却可以实现愿望。死亡,成为主人公命运的转折,也成为主人公最终取得胜利、正义与真善美得以彰显的最佳途径。鬼魂戏的审美价值也就突出表现在对死亡的独特审美体验上。

部分鬼魂戏中对牛头马面、小鬼索命或是阎王判案等一些冥间情境的描写,使观众产生一种强烈的死亡体验,心底感到压抑,内心产生强烈恐惧,并对剧中死亡后鬼魂所经历的孤寂苦悲产生同情。因此剧作家们通常对作品中虚构人物及情节的刻画,再加上“大团圆”的完满结局,来充分化解人们对此剧目的心理恐惧感。“戏剧人物的死亡启迪了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确认,从而去重新审视生活,挖掘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死亡在这里作为一种否定性背景参照,将生命置于前景并因此凸显生命的价值。观众通过这种生死之间的审美对比,从而强化生命的价值观念。”②戏剧中的鬼魂不仅为观众带来死亡的悲壮哀伤,更多的是通过主人公死后顽强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来获得对于超越生死的一种审美愉悦,因此成为民众抗拒死亡的精神工具,对死亡产生无惧甚至是蔑视的心态。这也是一种对于死亡的独特的审美体验。

含冤申诉的窦娥、提头闹街的郭成、借尸还魂的碧桃等一系列鬼魂戏中的人物形象,正是“死”,使他们脱离了世间的一切约束羁绊,斗争更加坚决无畏。“死”亦是“生”,鬼魂引导观众与剧中人物进行精神和心理上的交流,主动入戏体验主人公的遭遇,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观众由此也完成了精神上的升华,完成了对于死亡的特殊体验,产生与剧作家创作初衷相同的情感,从而克服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感,凸显出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肯定,同时也产生一种社会认同感。这样对于死亡的独特审美感知与体验,使得死亡不再可怕,鬼魂不再悲苦,而是通过斗争来超越生死界限,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鬼魂戏的审美体验由此显现。

三、鬼魂戏中“大团圆”结局的独特审美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中和之美”,戏曲中也有“团圆之趣”的传统。观看戏曲表演不仅是看故事,也希望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愉悦。虽然鬼魂戏中必须由死亡来完成人到魂的转变,而死亡又因为具有强烈的悲剧氛围而使观众感到压抑与恐惧,这就促使剧作家们在创作时注重结局的圆满,以期在情感上满足观众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审美需求和达到宣泄的审美愉悦。

虽说鬼魂戏中的主人公大多生命已逝,大团圆结局看似不成立,但在剧作家心中,主人公正因为有了生前的不公正待遇,才激发出了对于胜利的渴望。最终,通过鬼魂的斗争使正义与真善美得以彰显,恶人终被惩治,观众对社会、对生活重新燃起信心与勇气,更多被生活重压的人被鼓励奋起反抗,追求美好。这符合观众长久以来“大团圆”的期待。

虽然窦娥死了,但是其鬼魂经过斗争取得了圆满结局,转悲为喜,呈现出濃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是难以改变的,死是必然的,作者通过鬼魂达到一种审美理想追求。鬼魂最终取得胜利是剧作家以及民众获得心理满足的渠道,使观众看完剧后并不感到忧伤,相反是一种复仇后的畅快淋漓。生前的冤屈在死后通过鬼魂的斗争反而能够得到平反,剧作家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寄予作品中,通过冤魂复仇的胜利结局,鼓励民众要顽强斗争,争取胜利。

在《生金阁》中,主人公郭成的魂魄一改其生前卑躬屈膝、贪生怕死的态度,与庞衙内展开了殊死搏斗,进行坚决抗争。《萨真人夜断碧桃花》中,碧桃因在后花园与男子幽会而被父母责骂,羞愤而死,后又为爱斗争,借尸还魂,终于收获了美满爱情。当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在戏剧中真正发生了的时候,观众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当正义天平倾向普通大众,不仅是正义和自由获得某种形式的胜利,更是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众心理诉求。因此观众认可剧作家的安排,跨越舞台与现实的距离,共同参与到戏剧创作中,得到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也进一步促使剧作家注重“大团圆”结局的审美体验与设置。这更深层次地突显出中国古典戏剧的道德美和戏曲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

因此,窦娥终能平反昭雪、碧桃能离魂追寻自己的自由爱情、郭成能够提头为自己申冤……这些在鬼魂戏中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恶棍遭到惩治,当有情人终成眷属,鬼魂所带来的巨大恐惧感和悲痛被“大团圆”的结局所取代,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并且产生一种由人及鬼或是由鬼及人的重生喜悦及畅快之感,也喻示着剧作家及观众所追求的情感理想达到了最高境界。

总之,鬼魂戏中因为有生与死、人与鬼魂、虚与实、悲与喜等冲突,使得剧作很容易发掘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剧作家也是依靠鬼魂突破阳界、人鬼的超能力,通过复活、转生、离魂等变化,多方位、多色彩地表现复杂多变的社会,来扩大与丰富戏曲的表现题材与内容,同时也丰满了作品的情感与主题。将鬼魂作为全剧的高潮,给人“峰回路转”之感,叙事也不再受到时间、空间、地域限制,可以自由驰骋,情节更加曲折紧凑,最终使读者对“死亡”不再排斥与害怕。“大团圆”的结局更让读者内心得到抚慰与升华,这也成为浪漫主义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此外,各种意象的丰富运用使得鬼魂戏在表达情感上更含蓄,富有象征性,给观众留下回味与想象的余地。

鬼魂戏及鬼魂形象以其特有的魅力与审美价值,不断唤起观众的审美愉悦,激发观众的审美想象,并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带给观众多重独特的审美体验,历久弥新。

注释:

①②刘远.论死亡在戏剧中的审美功能[J].戏剧艺术,1992(2).

参考文献:

[1]许祥麟.鬼魂艺术形态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构思[J]天津师大学学报,1997(2).

[2]刘超.试论元杂剧中鬼魂形象的艺术价值[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3(3).

[3]淮茗.让古老的艺术焕发青春[J].艺术百家,2003(3).

[4]张洁.《窦娥冤》“鬼魂”描写的审美文化解读[J].新西部,2012(18).

[5]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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