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北

抗战初期，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不畏艰险，纷纷前往延安求学。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由中共万县党组织协助送往延安的青年，先后达100多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后，沿途关卡林立，阻止青年前往。中共万县党组织决定自办一所“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式的学校，以培养进步青年，壮大党的新生力量。

这所学校就是国华中学。它虽然办的时间不长，影响却很大。500多名师生中，绝大多数是进步的，教职工里中共党员占60%以上。他们后来分散在四面八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作为这所学校的筹办者之一，也感到自豪。

选址钟家院子

1938年初，我入党后，被分配在万县河口场小学教书，借以开展农村和建党工作。当时劲头很大，除搞好教学工作外，我还带领全校师生，把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与当地各方面的关系也很融洽，还发展了一批大龄学生入党，为此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就在这时，万县中心县委刘孟伉（我称伯父）交给我一个任务——为国华中学选校址。

伯父的要求是越快越好。我就在几个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的第二天下午，约他们开会。因为保密原则，我只说是为了避免敌机轰炸，万县有个学校想搬到乡下来，我最尊敬的老师委托我办这件事情，你们是本地人，想一想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附近有个祠堂，有的提出哪个地方有庙宇或是住家大院。可是议论来议论去，这些地方虽适合办学，但没有过硬的关系，主人不会让出来。

正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学生钟克明站出来，说他家的房子是个大四合院，两兄弟都出来读书住校，家中只有父母，房屋大部分是空着的。

我忙问：“你父母愿意让出来吗？”

小钟说：“我看可以，我父亲是知识分子，为人和善，也很开明，前些年还为地方上修学校捐了10担谷子。”

我还是没把握：“那你先回家去说说，看看你父亲的态度。”

小钟说：“林老师，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在父亲面前经常说起你，他对你的印象可好了，多次叫我们请你去玩，你也答应了，却老说没时间。我父亲现在对抗日救国的事很积极，也最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这次我们一起回去，只要你多多开导，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刚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在镇上买了两盒糖果点心，又称了两斤叶子烟，和兄弟俩一起去看钟老。学校离钟家不到10里路，我们边走边谈，到他家不過10点。小钟的弟弟跑在前面，还没进门便喊道：“爸爸，林老师来了！”

钟老迎出大门，笑呵呵地握着我的手说：“久仰大名，稀客稀客，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在客厅稍事休息，父子3人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家。这是一个大四合院，有前后两个天井，房间也很多，有五六百平方米，院子里还植有不少松柏，四角修有碉楼。我一边看一边想，这里离万县城约50里地，离长江边也不远，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院子四周古柏参天，环境幽静，不但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可以防敌机空袭，真是太理想了。钟老一边领我参观一边感慨说：“这院子是祖辈留下的，房多人少，人气不足，现在屋柱被白蚂蚁侵蚀，都快要倒塌了，我无力维修，也懒得管它。”

参观完毕，在客房就坐，我不便直接说借房的事，就顺着老太爷的兴致，谈战局的发展。当我们谈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八路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痛击日军，打了很多胜仗的时候，钟老叹息说：“国民党如此腐败，将来恐怕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我看时机成熟了，就接着他的话头说：“是啊！现在国土不断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学校都想往内地迁移，但大城市不断被敌机轰炸，也不安宁，许多办学人为此感到苦恼。今日来府上，一是承老先生多次相邀，同时另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先生肯赏脸否？”

钟老是个耿直的人，便说：“小儿每次回家，说到林老师教书为人，真是有口皆碑，今日相识，使我受益匪浅。林老师若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只要可能，当尽力为之。”

于是，我就把借屋办学的事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特别提到是刘孟伉在主持此事。钟老听后很感动，说：“在这国破人亡的时候，仁人志士们想为子孙后代做些好事，真是难能可贵。老师今日所谈之事，老朽一定尽力促成。还请林老师出面约个时间，我与孟伉先生当面商量。”

正疑走投无路，突然柳暗花明，我当然高兴，急着要赶回县城向伯父报告这一喜讯。钟老却硬要留我吃饭，拿出了存放多年的茅台酒，把原本不会喝酒的我灌得醉醺醺的。吃到下午4点，才放我走路，等我赶到万县，路灯都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伯父和我由万县直往钟家。钟氏父子已经在门前等候，很高兴地把我们迎到客房。伯父来不及休息，就去参观大院，边看边称赞：“好呀好呀，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地方呀！”我们回到客房，伯父叫我取出两副裱好的对联打开摊在桌上说：“昨日听林青谈到先生深明大义，为支持建校慷慨相助，特地选了两副我最满意的对联送与钟老先生，以表敬意。”

钟老一见，禁不住又惊又喜：“刘老是我县的名人，书法誉满天下，今日有幸得此墨宝，为寒舍增光，钟某我真是万分感激。”接着就让开饭。八碟八碗，算是当地豪华宴。他又重新拿出一瓶未开的茅台，我忙拦住，说昨天的茅台还有大半瓶，钟老瞪了我一眼：“贵客怎能吃残酒？”

酒好、菜好、心情好，大家都很高兴，一瓶茅台酒喝得干干净净，都有些醉意了。借房子的事未多费口舌，双方写了一个简单的租约。钟家自留3间，其余大都让学校占用，并由学校整修，只是象征性地交点租金。

当时政府有个规定：凡是新创办一个中学要缴5万块银圆，但从沦陷区迁来的学校可以免缴。正好，县委委员胡昌浩的哥哥在上海办有一所“国华中学”准备迁到四川，征得他的同意，万县中心县委就用“国华中学迁川”的名义上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厅的批文很快就下来了。

现在解决了校址，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整修房屋、购买教具、聘请教师……需要很多钱。我们县委本身很穷，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费用？于是决定由伯父和万县商会会长鲁济舟（后来成为党员）带头，利用他们的声望，在万县、开县和云阳等地募集了二千多块银圆，作开办费。

正式开学

我们白手起家，由筹办到开学只用了4个月。1939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了。全校共有530多个学生，大部分是由万县中心县委所属的万县、云阳、忠县、奉节、梁山、巫山和开县7个县委推荐来的，其中贫苦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也招收了部分外校转来的学生。由于学生太多，钟家院子容纳不下，后来又在长江南岸大庙宜庵寺设了一个分校，分一半的学生在那里上课。万县中心县委的8个委员中，就有4个委员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全校19个教职员，有13个是共产党员，5个进步教师。在教师和学生中共有60多个党员，设立了6个支部。为了提高党员质量，我们还利用春节假期办了一次党员培训班。

学校以“抗大”为蓝本，以抗日救国为教育方针，除上课外，还学习时事政治，组织座谈讨论。学生中还组织了抗日读书会、文艺活动研究会、时事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还组织文艺歌咏队和演出队到附近各乡宣传。我们在校园里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宣称爱国无罪，鼓励学生对教学管理方面提出改进意见。学生选出代表，自己管理伙食，师生一起扛沙运土，修建了球场和花园，真是个生动活泼的小天地。每到星期天，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活跃在万县街道上，宣传抗日救亡，这就是我们国华中学的学生。学校只有一个教官是由国民党派来的，孤掌难鸣。

不久，万县中心县委也搬进了国华中学院内。1939年5月，我由云阳去万县中心县委汇报工作，看见两个月前见过的钟家院子，已经大变模样：由伯父亲笔书写的“私立国华中学”牌子挂在门前，校门的两边也是由他写下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这不正是“抗大”的校训吗？他老人家这么大胆子，就不怕国民党来清查？我走进校办公室，见到了黄蜀澄，他曾是当年我在云阳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现在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一见面他就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调皮鬼，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谈完工作，我又去拜访钟老，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也进了国华中学读书。钟老因为支持办了这个学校，周围群众对他更加尊敬。他一再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书认真，学生很守规矩，还夸奖我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学校被查封

在国民党统治区，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红色学校，不亚于在当局心脏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不清除这个隐患，他们决不会罢休。于是，国民党的相关机构开始行动了。先是派一些三青团学生进来，以读书为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又派出一些特务到学校内侦伺，企图拿到“铁证”打击破坏。加上万县城内某些学校的学生纷纷转学到国华中学读书，致使人数锐减，开不了课。他们也制造种种谣言，对国华中学进行攻击，还密报到国民党有关部门，说国华中学主办人多系共产党员，在进行共产活动，为共产党训练骨干反对政府……

事情闹到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派人来调查，收集了一些“举报材料”，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要求“严办”。我方通过各种关系企图化解，均无效果。

1939年6月18日深夜，當时地下党河口场区委负责人何华生从他叔父那里探听到消息，国民党要对国华中学下毒手，立即把这情况告诉黄蜀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把上了“黑名单”的教职员立即转移到万县高粱乡廖家沟，办了一个月的训练班，然后让部分人赴外地工作，有的去了延安或解放区。后来，国华中学的学生大都成了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

6月19日清晨，一个排的宪兵拿着枪冲进学校，照着“黑名单”执行搜捕，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被捕。

半年后，国华中学正式被查封。伯父和黄蜀澄等人被通缉。后来我在重庆见到他们，伯父感慨地说：“国华中学这个胖娃娃不幸夭折了，真可惜。”

编辑/周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