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种族之战？文化之战？经典之战？
——从丽塔·达夫与海伦·文德勒的论战说起

王 卓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011年11月，美国诗坛一场规模空前的论战烽烟骤起。论战双方是美国首位非裔桂冠女诗人丽塔·达夫和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海伦·文德勒。论战的起因是丽塔·达夫主编的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的出版。这两位美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以及双方的支持者们借助报刊、杂志、网络等平台把这一论战吵得沸沸扬扬。然而，在这热闹异常的表层之下，三个关键词频繁出现：种族、文化和经典。这三个关键词表明，这场论战是一场美国特有的多维度的文化之战，是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共存于美国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深层之中，并不断交织和交锋的外化。

丽塔·达夫；海伦·文德勒；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种族；文化；经典

2011年11月，美国诗坛一场规模空前的论战烽烟骤起。论战起因是美国黑人桂冠女诗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丽塔·达夫(Rita Dove)主编的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ThePenguinAnthologyofTwentieth-CenturyAmericanPoetry, 2011)的出版。2011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诗评家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在《纽约书评》(TheNewYorkReviewofBooks)上发表了长文《这些是值得记住的诗歌吗？》(“Are These Poems to Remember? ”)。该文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指名道姓对达夫和她主编的这部诗选进行了批判。达夫也不甘示弱，于2011年12月22日在同一杂志上发文，针对文德勒的批评为自己和诗选进行了辩护，言语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与此同时，双方的支持者也纷纷上场助阵，以夺人眼球的标题在杂志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访谈，从而形成了两大辩论阵营。这一论战从2011年岁末开始，持续至今，成为当今美国诗坛和文坛，乃至美国社会文化生活中颇具看点和影响力的文化事件。我国学界对这一事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2012年初《文艺报》发表了张子清教授长文《2011美国诗界大辩论：什么是美国的文学标准》，把此次论战定义为“学术规范与种族歧视相纠缠的复杂问题”，此后多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场论战之所以在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反响巨大与论战双方非凡的影响力不无关系。丽塔·达夫和海伦·文德勒在美国文坛均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前者是美国的桂冠诗人，美国诗人学会常务理事，弗吉尼亚大学联邦教授，曾经获得过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众多诗歌奖项，2011年更是获得“国家人文奖章”，被耶鲁大学教授、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称为“这一领域的大姐大”[1]；后者是美国著名诗评家，史蒂文斯诗歌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图书评论奖得主，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评委，被认为是美国诗歌评论界的“大姐大”[2]。两位论战者的影响力不仅囿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还渗透到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在各自的身边均有一批追随者，在图书市场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这两位美国当代诗坛的“大姐大”的论战自然颇耐人寻味，以至于有些评论把这场论战娱乐化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了。比如美国新闻网站《大西洋连线》就调侃说，这两个女人“真正捍卫”的是“各自的荣誉”[3]。一时间报刊、杂志、网络形成的立体论战平台把这一事件吵得沸沸扬扬。

然而，在这热闹异常的表层下暗流涌动，三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是一场严肃的，关涉美国诗歌，乃至美国文学走向，并最终将超越美学范畴的论战。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种族。论战双方的族裔身份引人关注。达夫是美国非裔诗人，而文德勒是白人评论家。这就不难理解这场原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为何会演变为对两个种族之间关系的思考，成为两个族裔阵营的战争，同时也使得族裔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关系问题成为该场论战的焦点之一。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这场论战的本质牵涉到论战双方的文化立场，对美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以及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经典。这次论战涉及到多个当代美国文学，尤其是当代美国诗歌现状和未来的焦点，特别是关于美国诗歌的经典、经典化和经典扩容等问题。本文将以此次论战为起点，思考并解读该论战的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需特别指出的是，笔者通过对这场喧嚣的论战双方观点的爬梳发现，不但达夫和文德勒之间存在着诸多误解，国内外学界对达夫和文德勒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存在着诸多误读。这些误读从本质上说牵涉到的正是美国当代族裔、文化和经典之争的最核心问题。

一、 这是一场种族之战吗？

文德勒是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却在种族这个敏感问题上成为达夫阵营攻击的标靶而处于被动局面。很多学者认为文德勒的观点有种族主义之嫌，因为“种族话题似乎占据了文德勒论辩的核心”[4]。诗人玛格丽特·玛丽亚·里瓦斯(Marguerite María Rivas)以《要记住的是不是这位文德勒？》为题，坦言她读到文德勒批评文章时的第一印象是：“脱离时代”“不准确”和“种族歧视”[5]。诗评家乔纳森·法默(Jonathan Farmer)更是直接以《种族和美国诗歌：达夫对决文德勒》为题，定义了这场论战中的种族之争的特点。即便是对达夫和文德勒各打五十大板的米歇尔·梁(Michael Leong)也批评文德勒在这场论战中表现得像一个“乖张的种族主义者”[5]。把这场论战的核心定位为种族之争，并把文德勒定位为种族主义者而口诛笔伐当然不无根据。文德勒在《这些是值得记住的诗歌吗？》中的某些表述的确有种族主义之嫌。例如，文德勒指责达夫的诗选“收录了更多黑人诗人，并赋予他们的诗歌相当可观的篇幅，给某些诗人的篇幅比给那些更为有名的诗人要多得多”“达夫煞费苦心地收进去的愤怒的爆发以及艺术上雄心勃勃的冥想”等等表述就是例证[6]。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文德勒潜在的含义是指责达夫把那些以激烈的方式反对种族主义的黑人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收进了这一企鹅版诗选。比如，黑人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依玛莫·阿米里·巴拉卡(Immamu Amiri Baraka)*即勒罗依·琼斯(LeRoi Jones)，因辩论参与者众多，不同文章所用名字会有所不同。和他的抗议诗歌。*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共收录巴拉卡四首诗歌，分别是：Preface to a Twenty Volume Suicide Note、An Agony、As Now，SOS和Black Art。这四首诗歌均是巴拉卡较有代表性的抗议诗歌。参见Rita Dove:The Pengui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pp.316-319.

不但参与此论战的诸多学界人士把文德勒的此番言论作为她是种族主义者的证据，达夫本人也在为自己一辩的文章中大打“种族牌”，指责文德勒表现出了“未加掩饰的种族主义”倾向[7]。此外，达夫在很多场合都针对这一点对文德勒进行了回击。例如，在与《美国最佳诗选》编辑访谈时，达夫言辞激烈地说：

……是不是只有得到这些守卫在门口审查我们证件而让我们一个个进入的批评家的批准，我们这些美国非裔、美国土著、美国拉丁裔和美国亚裔才会被接受？……

……不同种族诗人的总数标志着我们不是一个后种族主义社会；甚至那些所谓“聪明”、“敏锐”和“开明”的人自称人文主义者，却常常被他们对阶级、种族和特权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所扭曲*JerichoBrown:Until the Fulcrum Tips: A Conversation with Rita Dove,The Best American Poetry Blog, Dec. 12, 2011.http:// blog.bestamericanpoetry.com/the_best_american_poetry/2011/12/.译文转引自张子清：《2011美国诗界大辩论：什么是美国的文学标准》，略有改动。……

2012年3月，达夫在接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主席、社会活动家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的采访时旧话重提，再次指责“某位著名评论家”对这部诗选的批评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8]。

对白人评论家和黑人作家之间的论战，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解读似乎是最便捷的方式。事实上，文德勒与达夫关于美国诗歌是否应给予族裔作家更多关注的争论并非美国诗歌史上的个案。即便是进入21世纪，此类争论也不绝于耳。2000年，当美国非裔诗人、学者凯利·尼尔森(Cary Nelson)主编的《现代美国诗歌选集》(AnthologyofModernAmericanPoetr)问世时，立即遭到美国诗评大家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的质疑。帕洛夫的评论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质疑某些文本是否配称为诗歌，某些诗人是否值得被收录在诗集中。帕洛夫认为，20世纪早期的诗歌充当了“某些种族、族群和政治团体的样本”，而战后诗歌的遴选“让路给了某种直白的身份政治”；而作为主编，凯利·尼尔森有“某种激进政治的拥趸者”之嫌[9]。帕洛夫与尼尔森之间的龃龉同样引发了美国学界对种族主义的讨伐。例如，美国土著评论家卡特·瑞沃德(Carter Revard)就认为帕洛夫质疑这部诗集的真正原因在于这部诗集突出了少数族裔作家的成就和对美国文学的贡献[10]。可见，关于文学与种族关系的口水之战一直如鬼魅般笼罩着美国文学的发展进程，21世纪的美国文学也未能幸免。

然而，就这场论战而言，达夫这张“种族牌”打得有些草率了。斯坦福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理查德·汤普森·福特(Richard Thompson Ford)于2010年撰写了《什么是种族牌？》一文，对美国社会中动辄大打“种族牌”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1903年W.E.B.杜波依斯曾经说过，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问题。那么，在21世纪，这一问题会不会变成了每个人都对肤色问题大谈特谈，夸夸其谈呢[11]233-236？理查德·福特又进一步指出，打种族牌要慎重，因为种族主义的指控是“严重的”。种族牌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和欺骗，“它是我们社会关于如何描述和处理社会公平问题的深层意识形态冲突的副产品”[11]234。显然，达夫和她的支持者们大打种族牌的做法正是犯了美国当今社会的流行病。对于文德勒和达夫之间的这场论战，一个种族主义的结论显然是简单化了这场本身十分复杂的论战。若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思考并回答另一个问题：文德勒是种族主义者吗？

如果说文德勒是种族主义者，恐怕连达夫本人都底气不足。公允地说，达夫作为诗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德勒妙笔生花的权威评论。从1986到1996年的十年间，文德勒表现出了对初登文坛，名不见经传的达夫的持续关注，并连续撰写了十篇关于达夫和其诗歌的论文、书评和访谈。*这10篇文章分别是Helen Vendler:In the Zoo of the New,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6,23:47-52；Helen Vendler:Louise Gluck, Stephen Dunn, Brad Leithauser, Rita Dove, The Music of What Happens: Poems, Poets, Cr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37-54；Helen Vendler:An Interview with Rita Dove, in Henry Louis Gates Jr.,ed. In Reading Black, Reading Feminist, London: Penguin, 1990, pp.481-91；Helen Vendler:A Dissonant Triad: Henry Cole, Rita Dove, and August Kleinzahler, Parnassus: Poetry in Review 1991,16(2):391-404；Helen Vendler, “Rita Dove. America’s Poet Laureate,”Ideas from 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1993,2(1):27-33；Helen Vendler, “Blackness and Beyond Blacknes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 18. 1994, pp.11-13；Helen Vendler, “The Black Dove: Rita Dove, Poet Laureate,” in Soul Says: On Recent Poe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Helen Vendler, “Rita Dove: Identity Markers,” in The Given and the Made, London: Faber, 1995；Helen Vendler, “Twenties-Century Demeter,” New Yorker 1995,15(5):90-92；Helen Vendler, Poetry, Poets,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NY: St. Martin’s, 1996。参见王卓：《丽塔·达夫诗歌主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文德勒还在自己编选的两部重要诗集中收录了达夫的诗歌作品。*这两本诗集分别是The Harvard Book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Cambridge，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85；The Faber Book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London: Faber & Faber,1990.文德勒在评论达夫和她的诗歌时，从来不吝啬溢美之词。她赞誉达夫头脑非凡，“敏锐、博学、善察、善思、规范”；正是这样的头脑才能“拒绝幼稚，更善于细致入微的剖析，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勾画”；达夫的思维向来不是随意的，而是“冷静的、审慎的”“它审视着它的读者，并要求一种对自己的强烈的回应”[12]。可以说，文德勒是达夫的贵人，对于达夫日后成为桂冠诗人功不可没。*关于这一点达夫本人是认可的。在2012年3月与朱利安·邦德的采访中，达夫就明确表示文德勒是“提携”她的贵人。参见Julian Bond:Interviewed with Rita Dove, Mar 27, 2012。文德勒对达夫曾经的大力扶持在美国评论界也是有口皆碑。笔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期间就这一问题与美国黑人文学、南方文学研究专家戴维斯(Thadious Davis)教授进行了讨论。这一观点得到了戴维斯教授的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德勒是最早关注达夫诗歌中的黑人性问题的评论家之一。她所撰写的长篇论文《黑人性和超越黑人性》(“Blackness and beyond Blackness”)已经成为达夫研究的经典范例。在该文中，文德勒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对黑人作家而言，“黑人性不一定是作家的中心主题，但同样也不一定要被省略”[13]。文德勒认为，达夫正是以这种方式处理了黑人性问题，“跨越了她自己的若干界限”[14]，从而写出了一些“肤色中立的”诗歌[13]。这些评论对尚处于诗歌创作实习期的丽塔·达夫和她的诗歌研究起到了定位和指导的作用。

显然，指责文德勒为种族主义者的确冤枉了这位诗评界的“大姐大”。那么，文德勒和达夫之间的纷争是否就与种族无关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事实上，不仅这次论战与种族有关，文德勒对达夫的研究结论也从未离开过种族问题。前文提到，文德勒对达夫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她从作为黑人诗人的达夫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有别于其他黑人作家的文化品性。这种品性被文德勒认为是超种族的。此观点是文德勒对以达夫为代表的美国当代非裔诗人研究的贡献，也是她的局限。对于此种局限性，早有评论家提出质疑。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教授马琳·派瑞拉(Malin Pereira)在《丽塔·达夫的世界主义》(Rita Dove’s Cosmopolitanism)一书中指出，文德勒认为在黑人作家的心中有某些排他性的黑色区域的观点是一个伪命题，文德勒认为达夫“超越”于种族的观点是“言过其实”，因为达夫超越的是“黑人艺术运动的美学”和“黑人文化民族主义”，而不是“黑人性”[15]。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评论家彼得·艾瑞克森(Peter Erickson)也认为，文德勒的观点是“有局限的、偏颇的”，因为她没有对“世界主义的复杂性”给予同样的关注[16]。美国圣十字学院英语教授戴安娜·科鲁兹(Diana V. Cruz)也认为，把达夫的种族“超验性”作为她不同反响的“最终标志”贬低了达夫和她的作品[17]。

以上批评是中肯的。文德勒的伟大之处在于她敏锐地意识到，在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创作的黑人作家对于种族书写和黑人身份有着与其前辈作家迥然不同的方式，并试图以超越种族的方式来解读和诠释这个黑人作家新生代群体。然而，她对黑人性的理解却并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范式。换言之，她之所以把达夫的作品划归到主流作品的范畴，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前提，即她的作品超越了种族。而这种假设“只提供了一种有条件的接受”，而“排除的威胁时隐时现”[17]。然而，尽管文德勒没有能够彻底走出黑白二元对立的鬼魅之影，并试图圈围出一个超越黑人性的心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来定位以达夫为代表的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美国非裔作家，不可否认的是，她一直努力尝试以一种超越种族和阶级差异的方式理解并诠释当代美国非裔作家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经典化这些作品。仅就这一点来说，她对种族关系和文化差异的理解就与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并非种族主义者的文德勒对达夫的谴责和愤怒又所为何故呢？一直试图走出黑白对立藩篱的文德勒为何会表现出对黑人性理解的偏颇和局限呢？这种局限又源于何处呢？这个问题事实上直接关系着这场论战骤起的根源。论战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文德勒指责达夫的诗选中“多元文化的无所不包泛滥成灾”。可见文德勒“设想的靶子”是“多元文化主义”[18]。换言之，文德勒是把达夫和她的诗选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样本加以审视的。那么，达夫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吗？回答这个问题就如回答“文德勒是种族主义者吗”一样，对于理解这场论战至关重要。

二、 这是一场文化之战吗？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隐含着”一种作家和评论家的“美学价值的文化判断”[19]。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文德勒和达夫这场论战是一场文化之战。关于这一点文德勒和达夫论战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正如上文所阐释的那样，达夫把文德勒当作种族主义的靶子有粗暴简单之嫌，文德勒想当然地把达夫当作多元文化主义的靶子也过于草率了。而双方的支持者把这场论战定位为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论战也显然是出于惯性思维。所以尽管这的确是一场文化之战，但又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战争了。那么，什么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文化战争呢？简言之，就是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战争。尽管这一表述也有简单粗暴之嫌，却的确能够体现出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战争的本质。

把白人评论家和黑人作家之间的论战归结为种族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分歧似乎是最合情合理，也最方便的方式。这与美国近30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证的大背景不无关系。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与黑人解放运动渊源颇深，可以说是黑人权力运动深化和拓展的结果。黑人权力运动重视黑人文化的价值，肯定其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并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兴起，“对美国从白人种族主义转变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20]。黑人权力运动的核心思想更是成为日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内容。这就难怪文德勒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身为美国非裔女诗人的达夫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唯肤色论真的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黑暗之魔。

多元文化运动在美国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近30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文化和思想界以及政治生活领域掀起了一场政治文化大风暴。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坚守者形成了两大阵营，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文化战争”[21]。那么，文德勒和达夫的这场论战是否是20世纪末这场文化论战的余音呢？从目前国内外的评论来看，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观点。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结论也有草率之嫌。就如同一直试图通过自己妙笔生花的评论而经典化达夫等族裔作家的文德勒并非顽冥不化的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一样，达夫也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崇者。包括文德勒在内的评论家想当然地认为黑人作家达夫是多元文化主义者，而她编选的诗集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有对多元文化主义望文生义之嫌。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多元文化的”，而是基于“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政治策略。“多元文化主义”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文化因素，本身更是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悖论[22]。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存在的弊端，目前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加拿大学者安顿·L.阿拉哈(Anto L Allahar)就曾经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的核心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和尊重”[23]。另一位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也秉持了相似的观点，并把多元文化主义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形象地比喻成“特洛伊木马”[22]。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把多元文化主义定性为“一种多民族国家争夺政治权力的策略”，因此“并不能够解决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的深层次冲突”[24]。正是基于此，美国学者戴维德·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公开呼吁，现在到了“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了[25]2。

如果一定要对号入座，并给文德勒贴上一个标签的话，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比种族主义者更适合她。而文德勒恰恰在这一点上误读了达夫，也误读了自己。文德勒之所以对达夫的诗歌创作赞赏有加，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她看中了达夫试图超越黑白对立，书写一个“粉色”*该表述参见达夫诗歌“第三次睡觉前朗读《厨房之夜狂想曲》之后”(After reading Mickey in the Night Kitchen for The Third Time Before Bed)：“黑色母亲，奶油孩子/而我们在粉色中孕育/粉色亦蕴藏我们身体之中。”这首小诗收录在达夫诗集《装饰音》中。参见Rita Dove: Grace Not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1,p.41.世界的努力。换言之，文德勒看到的是达夫与欧洲文化渊源的密切关系。其实这正是文德勒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体现。文德勒的问题在于尽管她认为黑人作家可以超越种族，但她并没有走出对黑人身份二元对立的解读。而这正是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最大的症结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德勒和达夫的论战正是多元文化主义弊端的一个佐证。

在西方文化、美国文化和非裔文化三重遗产熏染下成长的达夫的种族观和文化观已经远远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迈进了“世界主义”的新天地。用哈佛大学教授泰瑞沙·斯蒂芬(Therese Steffen)的话说就是，达夫是“超越国家的”“多语性”诗人[26]。在诗歌创作上，达夫更是以一种有“包容感”的，力图超越“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的急迫”，跨越了黑人性和非黑人性的二元对立，创造性地进入到一种表达她的世界主义者身份的跨界书写[27]。达夫的信条是“我就是不相信界限”[28]。不相信边界的达夫对“传统的藩篱”十分“谨慎”，偏爱的是“自愿的关联”[25]4。达夫一直执着地反对“被划归为黑人作家，并被分配给某些主题”[29]。

那么，达夫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呢？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和区别呢？“世界主义”这一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学派，在启蒙时代与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正义理论的萌生得以复兴。尽管古典世界主义、近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的理念有一定差别，但强调人的普适性和平等性的核心理念却贯穿始终[27]。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什么是世界主义》一文中指出：“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这种新的方式和概念使一种跨越界限的共同生活变得可能并得到肯定，使他性和差异不必牺牲在人们假想的(民族)平等的祭坛前”[22]。世界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超越在于其动态性、无中心和无边界性。世界主义者倡导多元的文化身份，强调动态的和变化的群体性格，并积极参与到创造新的文化联系的行为之中。世界主义者更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投身于“反对狭隘的知识分子”行动之中[25]5。达夫对文德勒的回应就是这种行动的一部分。在与斯蒂文·瑞迪那(Steven Ratiner)的访谈中，达夫对于她的归属和文化身份的问题阐释得最为清楚。当被问及“非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标签和身份归属问题时，达夫说：

我认为非洲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语汇没有用。我认为他们是分裂的；……从政治角度讲，他们被算计着用来让群体之间你争我夺；从语言角度来说，他们排挤了开放的思想。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整天坐在那里想着他/她是否是非洲中心主义的。生活不以那种方式进行。那种身份标签似乎只对双方的边缘因素有意义——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上的哈罗德·布鲁姆们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巩固英语即是的微不足道的堡垒；无情的非洲中心主义在自己的学校孤立自己，并把世界的知识一分为二。我不赞成任何以纯洁名义对知识划分壁垒的做法。没有一种方式会使得自己“纯洁”，不论是种族特殊性，还是性别特殊性，亦或是等级特殊性。生活最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其流动性。某些评论家坚持试图定义我，回答那种问题很复杂……[30]

可见，达夫的世界主义理念已然深深影响到了她的文学创作、族裔身份塑造、美学倾向等。达夫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定位赋予了她用世界公民的声音诠释这个世界的权力，并在杂糅诗学建构、历史书写策略和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中体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关于达夫诗学建构、西方经典改写策略、历史书写策略与世界主义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王卓：《论丽塔·达夫诗歌的文化空间建构》，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阅读·误读·伦理阅读“俄狄浦斯情结”——解读达夫诗剧〈农庄苍茫夜〉》，载《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论丽塔·达夫〈穆拉提克奏鸣曲〉的历史书写策略》，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当然达夫并非唯一一位自我定位为世界主义者并从世界主义视角创作的黑人作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杜波伊斯等黑人作家就已经开启了这一创作模式。*参见Samuel O: Doku, Cosmopolitanism in the Fictive Imagination of W. E. B. Du Bois: Toward the Humanization of a Revolutionary Art,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5.

以上论述表明，达夫和文德勒的这场论战的确是一场文化战争，但是并非20世纪末期的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战的余音，而是21世纪伊始愈演愈烈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之争的一个生动例证。

三、 这是一场经典之战吗？

这场论战由经典之争而起，追根溯源到种族和文化，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种族之战与文化之争的缘起与指向其实都是经典之辩。或者说两位美国文坛“大姐大”的种族观、文化观的不同决定了她们经典观的差异。同时，在21世纪的今天，经典之争的根源和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些许变化，因此，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对这场经典之战本身进行一次深入思考将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经典之战在美国已经上演了几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美国学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典之战，此论战起于威廉姆·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的文章《恢复遗产》(“To Reclaim a Legacy”)。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文学经典是否需要修正、扩充和重写的问题。论战双方是以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为代表的经典捍卫派和以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伊丽莎白·米斯(Elizabeth Meese)、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等为代表的修正派。在这场论战中，以多元文化论为基点，“主张重构美国文学经典并重写文学史的意见占了上风”[31]。

事实上，美国文学经典的扩容一直没有停止过。美国文学批评家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自己认为美国文学经典的扩容是一件“好事”，美国的文学经典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主义批评认定的经典，还应该包括“新出现的其他种族和性别的经典”[32]。这场经典重构“史无前例地将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纳入经典”[33],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族裔文学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到美国少数族裔的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提升。所以说尽管经典之争依旧是“文化冲突”的表现，“建构经典”依旧是“建构帝国”[34]，但是21世纪头十年显然见证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文学经典的扩容进程。用《本质》(Essence)杂志资深编辑、自由撰稿人派翠克·亨利·巴斯(Patrik Henry Bass)的话说就是，“无论老卫士多么想要守住诗歌的门槛，经典之门早已打开了”[35]。从这一文化氛围来看，文德勒和达夫的这场论战是一场经典之战，但又是一场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经典之战了。

之所以说这是一场经典之战，原因在于双方的焦点就是哪些诗歌应该被作为值得记住的诗歌加以收录和传承的问题。文德勒指责该诗集收录了多达175位诗人，而在英语诗歌历史中何曾出现过一个世纪，会有如此之多的诗人值得阅读。文德勒还特别指出，达夫对史蒂文斯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选择了早期的五首诗歌，占据了区区6页篇幅，而黑人诗人托尔森却占据了14页之多，并抱怨达夫收录了勒罗依·琼斯这样的黑人艺术运动中充满火药味的诗人。总之，文德勒和她的支持者们认为，达夫遴选诗歌的标准不一致，是出于自己的“艺术味蕾”。那么，果真如文德勒所言，达夫是出于自己的审美味蕾来遴选诗歌吗？

文德勒们之所以指责达夫出于自己的“艺术味蕾”遴选诗歌，原因还是在于认定达夫是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对美国文学经典进行了扩容。前文已经澄清，达夫早已超越了狭隘的多元文化主义，迈进了世界主义的文化认知层面。这种认知“强调的是众多群体的动态的和变化的特点，对创造新的文化融合的潜力很敏感”[25]3-4。从开放的世界主义文化立场出发，达夫又怎会为自己的诗选画地为牢呢？我们就以让文德勒和她的支持者最不能接受的诗人勒罗依·琼斯为例，看看是否对他的遴选是出于达夫自己的审美味蕾。众多评论之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勒罗依·琼斯适合达夫的“艺术味蕾”，就是一个原因，种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勒罗依·琼斯是黑人诗人中反对种族主义最激烈的一位，那么在同样身为黑人的达夫心目中，“当然就是英雄”[5]。这对达夫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达夫心目中，勒罗依·琼斯不是英雄，这是肯定的。事实上，达夫从来没有求得，也从来没有试图求得与黑人艺术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在情感和艺术上的认同。

有诗为证。达夫早年写了一首颇具挑衅姿态的诗歌《在梦中与唐·李不期而遇》(“Upon Meeting Don L.Lee, in a Dream”)。该诗中的主人公唐·李和前文提到的勒罗依·琼斯一样，是公认的美国黑人艺术运动的领袖。*达夫的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也同样收录了唐·李的诗歌，共两首，分别为“But He Was Cool or：he even stopped for green lights”“A poem to Complement Other Poems”, 参见Rita Dove:The Pengui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pp. 398-401。然而这位在黑人艺术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达夫笔下却如小丑般令人不屑一顾：

时光像蠕虫一样溜走。

“七年前……”他开始说；但是

我打断了他：“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还剩下什么？”他开始哭嚎；他的眼珠

喷出火焰。我能看见鱼子酱

像大号铅弹塞在他的牙齿之间。

他的头发在烧毁的电线乱丛中脱落[36]。

事实上，达夫和唐·李是生活中的朋友，而她之所以把炮火直接对准唐·李，恰恰是因为他在黑人艺术运动中的代表意义。多位研究者对此达成共识。著名评论家瑞姆珀塞德(Arnold Rampersad)认为，这首诗歌表明的是达夫对黑人艺术运动的“敌视”。马琳·派瑞拉则认为这首诗歌“大胆地宣布了她[达夫]摆脱了黑人艺术运动的掌控”，并“杀死了黑人文学之父”[36]。知道了这段渊源，恐怕没有人会再说对勒罗依·琼斯的遴选是出于达夫本人的“艺术味蕾”了。况且，要说达夫的艺术味蕾的话，西方经典似乎更符合她的味蕾。她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自己的文学之父就是莎士比亚等白人作家[27]。而她推崇的女作家则是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白人女性诗人。

那么，达夫为何要遴选勒罗依·琼斯的诗歌呢？或者把这一问题再拓展一下，达夫为何遴选了175位20世纪诗人，其中包括大量美国族裔诗人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涉到经典之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关涉到21世纪文学经典之争呈现出的某些独特的品性。

经典之争的普遍性问题就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分歧。这也恰恰是这场论战呈现出的经典之争的特点。“文德勒要的是最好的”[37]；而达夫认为她的选选应该勾画的是“闪现”在她眼前的“一个世纪完整的诗歌轨迹”[38]29。用达夫自己的话说，就是“对20世纪进行一次诗歌的回顾”[39]。达夫之所以遴选了勒罗依·琼斯、哈基·马德胡布提(HakiMadhubuti)等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诗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场“文化复兴形塑并重塑了非裔美国诗歌”[38]29,这与达夫试图勾画一条完整的美国诗歌的轨迹的初衷是一致的。换言之，达夫感兴趣的是文学的总体性，而文德勒感兴趣的则是个体诗人的作品。其实，达夫和文德勒的这种分歧也并不是个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分歧正是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和布鲁姆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文集遴选策略和“选集文学叙事的再生产”，结果的不同就是产生了“传统文集”(traditional anthology)和“非传统文集”(alternative anthology)之间的区别[40]。前者主要致力于建构一种对已经得到众多经典建构拥趸者支持的“奠基性作者”的勾描，比如路易斯·安特梅尔(Louis Untermeyer)选编的《现代美国诗歌和现代英国诗歌》(ModernAmericanPoetry&ModernBritishPoetry, 1962)；后者则力图通过发现或者包括那些曾受到压制并被排斥在外的诗歌和诗人，而呈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叙事[41]。这种区别从另一层面来看，则是文学经典I和文学经典II的区别[42]。达夫的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非传统文集以及建构文学经典II的一种尝试。

达夫之所以要建构一种大众化的美国诗歌选集和她曾经作为桂冠诗人的身份不无关系。达夫在《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导言”最后特别强调，这部诗选是以一名“当代诗人”，而非学者的“分析研究的眼光”来遴选和编撰的[38]52。在多次访谈中，达夫都谈到了她身为桂冠诗人的责任之一就是促进诗歌的大众化。其实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首先就是“精英意识的大众化过程”[43]。达夫作为桂冠诗人的诗歌理念与学院派诗评家的文德勒有很大不同。作为桂冠诗人，达夫的目标就是让诗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因此当被问及这部诗选是为读者还是为学生准备的，达夫很肯定地说，“是为读者”[44]。

然而，达夫与文德勒的这场论战还有其特殊性。首先，达夫此次对美国诗歌的扩容与她日益清晰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定位不无关系。达夫深知，“就如同个人的身份是由自己和别人的叙事构成的，一个文化的身份是由拥抱并内化那种文化的文学经典作品构成的”[45]10。正在蓬勃兴起的世界主义需要新的经典建构来支撑和诠释，因为文学经典往往充当着“一种美国起源神话的作用”[45]10。由此，不难看出，经典定位其实是一种文化心理认知。达夫通过这部诗选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文化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文化叙事的轨迹，也自然会改变经典的内涵和外延。这种文化心理认知可能关乎种族，却并非出于种族或者为了种族。

其次，达夫的这次对美国诗歌经典的扩容与她要建构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诗选的理想不无关系。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她衡量一首诗歌的标准之一就是这首诗歌是否“捕捉到了20世纪的某种东西”[44]。达夫的诗选也许建构不了经典，但是却能够反映出真正多元性的美国精神，而这一点其实与布鲁姆等人的理念是一致的。达夫通过这部诗选的编撰是在寻找“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多个自我齐声歌唱。这其实正是布鲁姆、文德勒等人推崇的惠特曼、史蒂文斯等美国诗人由衷歌唱的美国精神。与其像布鲁姆一样“焦虑”地哀叹经典会越来越成为小众知识，会像拉丁文一样暗弱消亡，不如像达夫一样以开放的胸襟接受美国诗坛已经百花齐放的事实。只有这样，“经典悲歌”才不至于那么沉重[46]。其实，文德勒大可不必如此激烈，成为经典是需要假以时日的复杂过程。要想成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等因素一个都不能少[47]。达夫在企鹅版《20世纪美国诗歌选集》中遴选的诗歌是否能够成为经典，恐怕也只有时间才能检验。

四、 结 语

可以说，归根结底，达夫与文德勒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是一场美国特有的多维度的文化之战，是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共存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深层之中，并不断交织和交锋的外化。在种族主义依旧以各种尽管隐蔽，却顽固的方式存在的美国，如达夫一样的族裔作家的种族身份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旧会是最为敏感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而如达夫和文德勒之间的论战也依旧会以各种形式不时爆发。和此前在美国文坛出现的多次论战一样，这场论战也没有，恐怕也永远不可能决出高下。究其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当下独特的多种文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达夫等族裔作家倡导的世界主义也许并非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世界主义者也因为其“无根性”而备受诟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主义强调的“对他者文化和价值的共鸣、宽容和尊重”的文化态度是各个不同族群之间最终超越文化和政治差异、分歧和歧视的必经之路[48]。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文化世界主义”的态度和策略不仅仅关涉文学经典的扩容问题，更关涉“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如何提升全球正义的条件”[49]。这样看来，这场论战不仅关乎文学本身，更关乎种族平等、文化差异和政治公正等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当然，这场论战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者以及美国诗歌的读者。在这场纷争中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了美国文化、美国种族和美国经典等问题，并赋予了这些古老的问题以新的诠释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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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文欢)

War of Race? War of Culture? War of Canon?—With Reference to the Debate Between Rita Dove and Helen Vendler

WANG Zh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November 2011 witnessed the rise of an unprecedented debate at the American poetry forum. The parties involved are the U.S. former poet laureate, African American woman poet, Rita Dove, and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tic Helen Vendler. The cause of the debate is the publication ofThePenguinAnthologyofTwentieth-CenturyAmericanPoetryedited by Rita Dove. For a whil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the internet have been heated by the fires between Dove and Vendler, as well as their followers. However, underlying this sound and fury, three frequently appeared key words remind us that this debate is a unique multi-dimensional American cultural war. It is the exteriorization of the interweaving and conflicting of rac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which coexist in the deep vein of American social culture and ideology.

Rita Dove; Helen Vendler;ThePenguinAnthologyofTwentieth-CenturyAmericanPoetry; race; culture; canon

2016-12-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意象派、客体派、黑山派诗学谱系研究”(12BWW040)

王卓，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诗歌诗学、美国族裔文学研究。

I06

A

1009-1505(2017)02-0005-12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