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红升，毛艳华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麦克米兰《妈妈》中的黑人母性重构策略

隋红升，毛艳华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特瑞·麦克米兰在小说《妈妈》中集中探讨了美国黑人母性的构建问题。一直以来，美国黑人母亲常被冠以“超强黑人母亲”的称号，该类型化、神话化的命名看似在歌颂黑人母亲，实则阻碍了黑人母亲的自我解放和母性建构。论文从女性身体与情感欲求的释放与新型家庭模式的重建、独特的母爱表达与母性危机的化解、生存空间的僭越与阶级壁垒的破除等三个方面审视该作对“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的逆写以及黑人母性的重构，以期对当今人类母性的认知、建构与实践有所启示。

特瑞·麦克米兰；《妈妈》；“超强黑人母亲”；黑人母性

一、 引 言

特瑞·麦克米兰(Terry McMillan 1951-)是蜚声当代美国文坛的黑人女性畅销作家，至今已发表小说十余部，其中三部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广受关注与好评。麦克米兰在继承前辈黑人女性作家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新特点探讨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话题，体现出宝贵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得到学术界的极大认可和广泛讨论。《妈妈》(MaMa)是她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87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探讨了后民权时代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身份问题。其中，母亲身份是小说重点书写对象。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经历过3次不幸的婚姻，独自抚养5个未成年的子女。在经济贫困、精神抑郁、社会偏见等多重问题的困扰下，她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和道德信仰，正视身体与精神层面上的自我需求，积极建构黑人母亲的自主身份。

在美国黑人家庭中，母亲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因具有生育能力而被赋予高于黑人男性的使用价值，成为维持与扩大奴隶主经济利益的重要保证。黑人解放后的75年里，大多数的黑人仍然生活在美国南方，田间劳动和保姆工作是黑人女性的主要生活内容[1]。尽管收入菲薄，黑人女性对家庭的贡献还是在男性之上，“很多黑人女性不想外出劳作，但是黑人男性的工作机会少且收入低，因此她们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2]5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黑人家庭里母亲的角色得到凸显与强化。19世纪后期，相比于黑人男性，黑人女性的工作机会更多，到1880年，据统计，市场上黑人女性劳动力是黑人男性的三倍之多[3]。进入20世纪，大量的黑人家庭从美国南方迁往北方，随之出现的是以黑人母亲为主导的家庭模式的建立。“超强黑人母亲”(superstrong Black mother)的神话称号便在黑人母亲角色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得以形成。

具体而言，“超强黑人母亲”具备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任劳任怨、缺乏身体和情感欲求，完全以家庭为中心，尤其是以男性为中心；二是勤于劳作、努力赚钱，却过于生硬，不会表达母爱；三是安分守己，因循守旧，凡事不越雷池，只做“快乐的奴隶”(happy slave)[2]175。可以说，“超强黑人母亲”是性别、种族和阶级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产物，反映出白人群体和黑人男性对黑人母亲形象的期待和塑造。表面上这一称谓把黑人母亲神话为积极正面的美好形象，实则是控制黑人母亲自我实现的类型化、控制性命名，是制度化母性的一种变体。美国黑人女性学者卡比(Hazel Carby)曾表示“类型化命名的目的不在于反映或揭示一个现实，相反，是为了掩盖、神话化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4]。而一旦被命名者看出类型化命名背后的歧视性或控制性逻辑，就转而会去挑战、反抗与解构，使建构自主身份成为可能，正如黑人女性学者科林斯(Patricia H. Collins)所言：“强加给美国黑人女性以保姆、女家长、福利皇后等称号正是对黑人女性进行压迫的表现。与此同时，挑战与解构这些命名是黑人女性自我赋权的重点所在，也一直是黑人女性思想的核心主题”[2]69。

小说《妈妈》通过对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人生经历的书写，透视出“超强黑人母亲”神话命名背后的性别压迫、种族歧视与阶级偏见，并逐一进行了有效解构，但与此同时该作并没有对传统的黑人母性职责完全否定，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母性美德予以了肯定和传承，对当代黑人母性建构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论文以此为分析重点，从女性身体与情感欲求的释放与新型家庭模式的重建、独特的母爱表达与母性危机的化解、生存空间的僭越与阶级壁垒的破除等三个方面审视麦克米兰对“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的逆写与黑人母性的重构策略。

二、 女性身体与情感欲求的释放与新型家庭模式的重建

在“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的荫蔽下，黑人母亲除了被约定俗成地赋予“全心奉献、自我牺牲、无私爱护(原型母亲的特质)”[2]174以及任劳任怨、安分守己、完全以家庭为中心等特性外，她们在身体与情感方面的欲求遭受到严重忽略和压抑。而她们为黑人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并没有促成和谐、合理的家庭模式的建构。尽管黑人男性愿意把黑人母亲推上圣坛，膜拜她、歌颂她，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愿或不能为黑人母亲分担更多的赚钱养家、教育子女的责任，更不会尊重和理解女性自我情感的需求。而且黑人家庭中的性别对立同样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秩序依然存在。可以说，“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的背后就隐藏着这种明显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控制性逻辑。然而在小说《妈妈》中，黑人母亲米尔德里德则敢于正视和释放自己的身体与情感欲求，对“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背后的性别压迫进行了解构，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设男女共同参与、相互尊重的理想型家庭模式，为黑人母性的重构与实践营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该作中，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典型的“超强黑人母亲”形象，不到30岁就生育了五个孩子。丈夫克鲁克整日酗酒滋事、动辄打骂妻子，抚养孩子、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米尔德里德的肩上。迫于生活压力，米尔德里德做过多种工作：白人家庭的清洁工、养老院的临时工、工厂里的操作工等等。黑人女性作家佐拉·赫斯顿(Zora Hurston)曾把黑人女性比喻为“人世间的骡子”(de mule uh de world)[5]，而“超强黑人母亲”则是新时代的“骡子”，默默无闻地劳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米尔德里德一眼望去，家里的一切都是她赚钱买的。‘这是我的房子’，她想……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付钱置办的，包括这房子。是我在西蒙家、胡伦威尔家还是草莓街上不计其数的白人家里擦地板赚钱付了这里所有的账单的”[6]13-14。而黑人男子则由于工作机会少或找不到工作而整日无所事事，酗酒、偷窃甚至打骂妻子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此外，男权文化对“超强黑人母亲”的压迫还体现在对女性身体和情感欲望的控制上。丈夫克鲁克因怀疑米尔德里德和镇上其他黑人男性有染，对她大打出手：

“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你越来越自以为是了吗？”啪(皮带抽打的响声，笔者加注)。

“难道你忘记自己是谁了吗？宝贝。”啪

“你还知道什么叫尊重吗？”啪

“宝贝，你应该好好想想，我是个男人，不是好糊弄的。”啪

“记得不要把我当成傻瓜。”啪[6]10-11

母性既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体制，体现男权文化对母亲的控制与压迫。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建立在谋杀母亲的基础上”[7]。伊里加蕾的“弑母”概念蕴含了两层意义：首先是作为主体的母亲的消亡，其次是与母亲的身体联系的断裂。“超强黑人母亲”背后的压迫性体制已经把女性客体化和他者化，真实的女性欲望需求被完全压制甚至“谋杀”。另外，“制度化的母性(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束缚并贬低了女性的潜能…要求女性具有母亲的‘本能’而不具有智慧，要求她们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要求她们建立同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创建自我”[8]。小说中，米尔德里德感受到“超强黑人母亲”角色对自我独立人格的消解与对自我欲求的压制，因此不遗余力地对制度化母性进行挑战和解构，努力实现黑人母亲的自我赋权。其中一个突出的策略就是冲破性别束缚、正视自我身体与情感的需求。

在和第二任丈夫鲁弗斯离婚后，米尔德里德爱上了与长女弗里达年纪相仿的青年小伙比利。当弗里达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恼羞成怒地对着自己母亲大喊：“你在做什么？难道你把自己当作娼妇了吗？[6]106”第二天，等弗里达冷静之后，米尔德里德和女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孩子，既然你已经长大，就让我给你好好讲讲，你知道你的母亲每晚躺着空旷冰冷的床上都在想什么吗？在想我的孩子明天吃什么用什么。我每日拼命的干活都是为了你们。我没有在自己身上花过一分钱。有谁在为米尔德里德着想？没有一个人！有谁在我需要的时候安慰我一句、抚摸我一下？没有一个人，一个鬼都没有”[6]106-107。米尔德里德接着告诉女儿她不管镇上的人如何议论，都要和这个男人结婚，因为“他会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女人”[6]108。还有一次，米尔德里德疯狂地爱上了镇上最帅气的男性—有妇之夫斯普克。虽然清楚这种爱情终将有始无终，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甚至“抛弃”孩子一周选择和斯普克一起去尼加拉瓜度假。米尔德里德渴望女性的独立人格，在正视与释放自我欲求的过程中消解了“超强黑人母亲”无欲无求的施加性品质，冲破了男权文化对黑人母亲的性别束缚和控制。

同时，米尔德里德也没有把自己的母亲主体建立在完全否定男性、回归女家长制方面，而是把自身母性的形塑与一种男女共同参与的理想型家庭模式的创建结合起来。像麦克米兰笔下的其他母亲形象一样，米尔德里德从不逃避母性职责，也不曾致力于构建一个取代男性、完全以母亲为主导的家庭。相反，她渴望建立一种非父权中心的新的家庭模式，在这种家庭里，夫妻双方平等相处、共同经营[9]。在与丈夫克鲁克离婚后，米尔德里德选择再婚，先后嫁给年纪较大的鲁弗斯和年轻帅小伙比利。虽然鲁弗斯形象邋遢，举止粗鲁，而比利毫无生活经验，但他们都尊重米尔德里德，都能考虑她作为单身黑人母亲的物质与情感需要。还有一次，米尔德里德差点嫁给白人男性—吉姆，他同样在米尔德里德无助的时候帮助过她，给予她更多感情上的满足。可以说，米尔德里德选择再婚的出发点都不仅是为了能找个男人帮她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辛劳，而主要因为她渴望营造一个健康和谐、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而且，当发现鲁弗斯和比利仍不能积极参与到家庭生活中的时候，米尔德里德继续选择离婚，反映出她对新的家庭模式的执着追求。她还曾对女儿弗里达说：“大而漂亮的房子不是生命中最值得追求的。一位正派、诚实的丈夫，健康的孩子，平和的心态才是你应该努力去获取的”[6]33。可以看出，米尔德里德从未否定母性职责，而是一直努力在母亲自我和家庭责任间达成平衡。一方面，她勇于挑战“超强黑人母亲”形象命名对黑人母亲主体的忽视和压制，另一方面同样能够承担“超强黑人母亲”赋予她照顾家庭的母职工作，只不过她希望男性能够学会分担、愿意负责，共同构建起一个“对母亲充满敬爱，男女相互热爱”[10]的黑人家庭模式。

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也曾表示过：“母亲首先是具有自己的身份的人，只要条件准许，她们就有潜能在身为母亲的情况下同时保全其个体性”[11]。事实上，米尔德里德同样是在“身为母亲”的情况下争取其个体性，透露出麦克米兰在继承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基础上的开拓性思考：重构黑人母性不仅要凸显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同时仍要坚守传统的黑人母性职责，并积极引导黑人男性参与到黑人家庭活动中，构建新时代下黑人家庭新模式，这显然是一种更为积极和辩证的态度，为当下人们对母性的正确认知和实践提供了参考。而且，这种积极的态度恰恰符合麦克米兰一贯的写作风格，即着力描写在生存逆境中依然保持着坚韧、独立而乐观精神的黑人女性。

三、 独特的母爱表达与母性危机的化解

“超强黑人母亲”的另一个刻板形象则是黑人母亲情感粗糙，无法像白人母亲一样给子女提供足够的母性关爱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黑人母性危机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严重影响了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身份认同。一旦黑人子女出现任何学业或生活问题，白人社会就会谴责黑人母亲，称其为“失败的、不称职的母亲”。黑人母亲的母职缺位被认为是黑人子女读书差、犯罪率高的罪魁祸首，是导致美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主要因素[12]。麦克米兰的这部作品不仅对造成这种刻板形象的客观原因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同时聚焦黑人女性切身的母性经历，以此重塑黑人母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化解黑人母性危机以及实现黑人母性的重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方面，该作对黑人母亲艰难的生存境遇给予了真实的再现，深刻地揭示了影响黑人母爱表达的客观原因。在该作中，米尔德里德靠一己之力承担起“超强黑人母亲”所要求的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的责任。然而生活的重担迫使她从不在孩子面前显示出她软弱无力的一面，与此同时，她也把深沉的母爱掩藏起来。面对懂事、处处为她分担的长女弗里达，“她从心底想给她一个拥抱，然而她不能。她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裹上了一层，阻止她冲动行事。她从来不轻易流露感情，因为那只让她看起来懦弱无能，而懦弱无能又只会使她更容易受伤”[6]46。米尔德里德之所以选择掩藏自身的母爱关怀是因为她不愿意看起来是“懦弱无能”“容易受伤”的。对于单身黑人母亲米尔德里德而言，生存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样，在莫里森小说《秀拉》中，单身母亲伊娃也在艰难的生存问题面前，选择掩藏真实的母爱。当女儿汉娜问母亲有没有爱过孩子，或陪孩子好好玩儿的时候，伊娃的回应道出了黑人母亲的无奈：“没有那种时候。没空。一点空都没有。我刚刚打发完白天，夜晚就来了。你们三个人全都在咳嗽，我整夜守着，怕肺病带走你们”[13]。显然，黑人母亲的母爱危机主要是由生存问题造成的，因为“她们必须出门工作，努力挣钱，和男人抢工作，工作迫使她们不得不丢下孩子而不顾”[2]47。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让黑人男性在职场上往往最后一个被录用、第一个被解雇。因此大多数黑人母亲都不得不外出工作，以便补贴家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白人母亲一样呆在家里，做全职母亲，给予子女足够的关爱绝不是黑人母亲的生活现实。黑人母亲经常工作在外，对子女疏于关爱，也让她们被赋予了非常强势的“女家长”(matriarch)形象。然而，无论是“超强黑人母亲”还是“女家长”形象，都是白人主流社会回避或掩盖黑人母亲严酷的生存境遇的一个控制性命名。正如美国黑人女性学者科林斯所言，“把美国黑人母亲塑造成女家长就能够让白人理直气壮地把黑人子女的学业失败、违法问题以及持续贫困归罪于这些母亲身上，进而掩盖了美国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族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2]76。

另一方面，随着米尔德里德的成长和其作为黑人母亲形象的不断完善和丰满，该作展示了黑人女性母爱的表达方式，为黑人母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可能性。小说中，米尔德里德清醒地认识到种族问题是黑人生存困境的一大因素：“白人不喜欢黑人超过他们，一旦如此，他们就会阻止你，让你的成功变得愈加困难”[6]33。因此，她的做法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去接受高等教育，“多读些书，它可以让你少受白人的欺负”[6]33。这显然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母爱，是为孩子一生命运着想的母爱。作为黑人母亲，米尔德里德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帮助她的子女们健康地成长，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价值，不受外界的负面影响：“不要盲信任何东西，也不要完全听信于他人，这个世界没有人懂得一切，即使是你们的妈妈。相信我，我只是在努力不把你们带入歧途而已。要学会说到做到……不要去在乎自己的肤色，不管是白色、紫色还是什么绿色，要知道你和别人一样出色……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记住我所说的这些话”[6]33-34。可以看出，米尔德里德虽然不能像白人全职母亲那样给予子女无微不至的母爱关怀，但是她却能以朴实的话语和生活态度去影响子女，教会他们如何对待与处理种族问题，如何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如何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在具体问题上，米尔德里德同样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得知家中唯一的男孩马尼染上吸毒恶习，偷窃换钱买毒品，最终被捕入狱，米尔德里德并没有去惩罚责骂儿子；相反，她选择用家里仅有的积蓄保释儿子出狱。米尔德里德以黑人母亲的包容态度引导儿子积极面对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而不是选择消极应对。她鼓励儿子习得一项生存技能，而不要像父亲克鲁克一样在对生活抱怨中消沉直至早逝。正是在米尔德里德的引导下，她的五个孩子都健康地长大成人，并且都很出色：弗里达成为一名专栏作家；多尔在UPS工作、得心应手；安吉儿成为一名英语教师，而布斯媞则在放弃福特公司的工作后打算开始自己的生意买卖；就连一直生活不够顺利的马尼也在搬往加州生活后走上了工作的正规之路。

米尔德里德为子女所付出的一切最终换来代际间的良好互动。在子女们，尤其是弗里达的情感感召下，米尔德里德逐渐打开内心真实世界，开始无所保留地释放母爱，最终使得米尔德里德的母亲身份更加真实与丰满。米尔德里德尽情释放母爱，而弗里达对母亲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尊重。小说中出现了感人至深的一幕：“弗里达把头靠在米尔德里德的肩膀上，紧紧和母亲拥抱在一起……她们的这个拥抱不仅献给了过去也送给了未来”[6]307。这一动人的场景真切地体现了黑人母女的亲密无间，证实了黑人母爱表达方式的真实有效，化解了“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阴影下的母爱危机。由于生存的压力，黑人母亲不能直接而频繁地表达对子女的爱，但她们的情感在与子女共同面对生活的艰难、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浓烈和深厚。与《最蓝的眼睛》中的波琳以及《秀拉》中的安娜等黑人母亲相比，米尔德里德具有了新时代的母性特点，她不再否认或回避母爱，而是直接面对、释放并散播黑人母爱，这一点可视为重构黑人母性的又一重要策略。麦克米兰通过描述米尔德里德如何化解新时代下的黑人母爱危机为当代黑人母性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考范例，对于当今人类如何看待母性以及如何表达母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 生存空间的僭越与阶级壁垒的破除

从阶级的角度讲，“超强黑人母亲”通常用来指称那些仍停留在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的黑人母亲，她们主要从事一些没有多少技术和文化含量的服务工作，包括保姆、清洁工、服务员等等。虽然白人阶层与黑人中产阶级群体承认这些母亲踏实能干、安分守己、对自己的工作毫无怨言，却对他们心存鄙视，不愿与她们为伍。可见，“超强黑人母亲”这一刻板形象背后同时隐藏着严重的阶级歧视与阶级偏见。小说通过主人公米尔德里德通过生存空间的僭越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视，极大程度地提升了自身和子女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打破了“超强黑人母亲”这一刻板形象为黑人母亲预设的阶级壁垒，在为黑人母性的重构与实践赢取了更多社会空间的同时也为黑人子女创造了更多就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首先，通过生存空间的改变，米尔德里德挑战了“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蕴含的阶级偏见，打破了该类型化命名为黑人母亲预设的阶级壁垒。在该作中，米尔德里德并没有安分守己地待在小镇的黑人居住区，而是选择多次搬家，从小镇黑人区搬到中部交界处再到开放的加州城市。

起初，米尔德里德生活在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的一个偏远落后的尖港小镇上。该镇按照阶层明显地分为三个居住区，半数以上的黑人生活在小镇的最南部，这里贫穷落后，配套设施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像座鬼城”[6]35。小镇中部生活着一群被称之为“过渡阶层”(in-between)的黑人，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不再依靠社会救济生活，而这里到处可见的是加工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最北边的地方居住的都是白人，这里的街道整洁漂亮，建筑气派。米尔德里德一家就生活在小镇的南部黑人区，尽管平日她会到小镇中部的工厂里工作，或去白人区做些清洁房子之类的零工维持生计，但无法形成和上层社会的对话关系。米尔德里德清晰地意识到阶级分化给小镇南部黑人群体带来的生活困难和身份危机，生存的压力让不少贫困黑人不思进取、缺乏实干精神，致使贫穷问题无法根除。

米尔德里德没有像有些贫穷黑人那样消沉下去。相反，她多次搬家，但每次的空间转移都在努力使她的孩子远离社区底层黑人的负面影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挑战与改变阶级偏见。在她的引导下，大女儿弗里达第一个离开小镇来到美国西部城市—加州，崭新的工作生活体验让她意识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在加州，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6]161”当米尔德里德应弗里达之邀来加州度了两个星期的愉快假期之后，她同样被这里开放自由的氛围所感染，认为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有利，当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卖掉小镇的房子全家迁往加州，完成了又一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空间转移。事实上，空间环境与身份认同存在紧密关系，“每一种空间或者施予恐惧，或者令人反感，或者赐予人自由之感”[14]。可以说，对生存空间的僭越让米尔德里德获得了更多自由和改变命运的机会。

其次，米尔德里德通过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提升了他们的社会流动能力，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从阶级统治的层面分析，“超强黑人母亲”这一类型化命名致力于把黑人母亲放置于特定的空间内，要求其默默无闻地劳作，为上层社会提供各种生活资料。同时，要求这些母亲能够坚守本分，把这种奉献精神传承下去，“教会她们的女儿必备的生存技能和乐于工作、愿意奉献的生活态度”[15]。而米尔德里德意识到这种偏见性定位不利于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构建：“如果她们的女儿毫不保留地接受‘超强黑人母亲’的使命，那么这些女儿又会成为顺从的仆人。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证女儿生存下去，但代价却是她们女性自我的丢失。[2]183”因此，米尔德里德选择送女儿去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更多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增强黑人子弟向上层流动的能力：“传授生存技能，保护其不受伤害，并期望她们能够到达比自己更远更高的地方”[15]。在米尔德里德不懈的努力下，三个女儿接受了高等教育，一位选择自主创业，都继承了母亲独立自主的品格。

难能可贵的是，米尔德里德在竭尽所能引导女儿们摆脱“超强黑人母亲”这一类型性命名的桎梏、从而走向自立自强的人生道路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她们进行传统女性美德的教育，尤其母爱和母职的教育。在她的教化下，除了弗里达之外，其他三位女儿都成为了尽职尽责的母亲。对那些过于张扬自我和个人欲求而忽略了传统母性美德的现代女性而言，米尔德里德对母性的认知与建构起到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这一点又是麦克米兰结合时代变迁和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所作出关于当代母性的辩证思考。

五、 结 语

通过米尔德里德这一黑人母亲形象的塑造，《妈妈》对由来已久的“超强黑人母亲”刻板形象进行了逆写，同时对黑人母性重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首先，该作在肯定了黑人母亲作为女性实现其身体和情感欲求满足的正当性的同时，没有逃避对母性责任的担当，而是从黑人女性不断追求男女共营的家庭模式的过程中表达出对理想型黑人母性的展望。其次，通过对黑人母亲生存困境的真实再现，该作揭示了造成黑人母亲母爱表达障碍的客观原因，并且通过对更符合黑人女性生活实际的母爱表达方式的探索，实现了代际间的情感交融和互动，有效地化解了母性危机。再次，通过生存空间的僭越和流动性的实现，黑人母亲挑战了阶级偏见，破除了阶级壁垒，并通过加强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为黑人子弟创造了更多的改变命运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黑人母亲在寻求其自我欲求的实现、获取生命自由的同时，没有过多地在女权话语体系中纠缠，而是把诸多传统母性规范当作美德进行传承，表现出相当的自觉性和担当意识，为当今人类母性的认知与实践提供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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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文欢)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Black Motherhood in Terry McMillan’s MaMa

SUI Hong-sheng, MAO Yan-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In her first novelMaMa, 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woman writer Terry McMillan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black motherhood. For a long time,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have been given a name—“superstrong Black mother” which seems to speak highly of black mothers, but in fact prevents them from pursuing their independent identity and motherhood.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reverse writing of “superstrong Black mother” ima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black motherhood in the novel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discharge of the black mother’s sexual desire, emotional nee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family modal, black mother’s unique way to express her motherhood to defuse the crisis of black motherhood, and arrogation of living space and the dismantlement of class barrier, which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people’s cognitio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motherhood.

Terry McMillan;MaMa; superstrong black mother; motherhood

2016-12-1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隋红升，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性别诗学研究；毛艳华，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女性主义与美国文学研究。

I106

A

1009-1505(2017)02-0024-08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