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尧

一、问题缘起及概念界定

中国社会的公共冲突表达和解决具有独特的文化心理背景，表现为相当复杂的多方博弈过程。来自底层的民众在面对自认为不合理的对待或追求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基于“经济计算”的功利自觉[1]，不断创造、模仿着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普通百姓”“一穷二白”的状态赋予了他们“没啥好失去”的心理，加上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刚性维稳压力”及对“和谐”的强调进一步放纵了其意愿表达的“随意性”，使得这些表达诉求的行为经常性地处于制度不允许的范围，或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政府或掌握某种公共资源的公立机构在面对这些抗议时，由于对方的“体制外”特征，往往缺乏必要的“谈判砝码”，无法形成促成对方让步和合作的“资源集合”并“有效施压”，广泛存在一种“无处发力”的无奈感或“拳头打苍蝇”的效能缺失感。

在体制内压力资源丰富、体制间相对绝缘、熟人社会关系网交叉纵横等客观社会情境下，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冲突时，习惯于从冲突表达者的周边亲属中寻找“体制内的人”，以此作为突破口，利用体制内亲属对公共权力及其控制资源的强度依赖来动员或要求其介入冲突，并将亲属的某些体制内的利益与该冲突事项的化解进行“捆绑”，要求亲属作为第三方做冲突表达者的“思想工作”，促进其立场软化或改变，诉求降低或转移。

笔者在近年来的研究访谈中，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冲突管理者和上访、抗议的民众都谈到了这种博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办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管理、控制和化解公共冲突的主要工具（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