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伦

食酒篇

林语堂先生在其所著《苏东坡传》一书中，给苏东坡一口气加封了十九个头衔，极欲全方位概括苏东坡乃何等人物，其中提到他是”酿酒的实验者”，是“饮酒成癖者”，奇怪的是唯独没提他是美食家，对于饮馔烹饪之道，苏东坡不仅懂吃、会吃，更是会做的美食家，因地制宜，善理新菜，条件好时讲究，不便当时将就，常啜隽味，当年他在鄂东发明的“东坡肉“，飘香九百年，至今还是世界各地中餐馆肉食类的招牌菜。

“东坡肉”的普及极有可能来自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炖猪肉，苏东坡做杭州太守时，疏浚西湖，大功告成，百姓感念东坡恩德，担酒抬猪来拜贺，东坡收下，叫人切成方块，授以秘制之法“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烧得醇香，酥而不烂，分给参与浚湖的民工，大家吃后无不啧啧称奇，从此“东坡肉”的美名传天下。

“东坡肉”发明在黄州，推广于杭州。元丰三年（1080），东坡贬谪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人们不大会吃，东坡乐得食性大发，以苏法亲手烹调，其味大佳，并作打油诗《食猪肉诗》一首，教杭人“慢着火，少着水……”的烹调法，就是这首诗中的句子。杭州“东坡肉”的色香味美，超过了苏东坡在黄州所治，乃因地理物产之别，将“少着水”，换之以江浙所产的黄酒，猪肉经含有糖分的黄酒的慢慢滋润，炖汤靠卤，火候到了，红酥晶透，好看好吃，撩发食欲。

号东坡以为菜的还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鱼”即是在今日川菜馆仍然热卖的“泡菜鱼”，这道河鲜菜， 相传也是苏东坡在黄州所创：“选一条鲤鱼，去鳞、剖肚、掏出鱼肠、洗净，将鱼的两肋各轻划五刀，在鱼腹中放入菜心，放入锅中水煮，放少许姜、葱、橘皮，待鱼煮熟时，再放入少量盐即起锅，趁热上桌。”鱼汤白浓而鲜美，鱼肉细嫩而可口。苏东坡特别强调，鱼汤内一定要放入泡菜，以泡萝卜为最佳。他把这种做法叫“水煮鱼”或“五柳鱼”。

做这道菜，为何一定要放泡菜？是有典故可寻的，四川泡菜名闻天下，以眉山泡菜历史最为悠久，为商代的眉山当地人老寿星彭祖发明，后经苏东坡发扬光大。

于美食一道，苏东坡总能随遇而安地萌生独属于他的烹调方法，如发现某地水乡多鱼，他会不时变化吃法，他做的一道烤鱼，味道特别之处不是只拿香葱垫底，而是拿整棵的香葱塞进鱼腹，微火慢烤，适时翻身，葱香、鱼香透彻表里，美味自然非比寻常，此时的东坡说不定还会生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意兴呢？！他甚至一时闲逸，便将烤鱼的密方刻在石头上，沉在水里，以期后世之人启之饱以口福。

东坡还将他临时发明“烤羊脊”的方法写信传给弟弟子由，说他在惠州市肆“买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吃下的是“羊蝎子“，而令东坡颊齿留香的却是螃蟹大爪的味道。

无论是玉盘珍馐的琼林宴，还是穷乡僻壤的粗食寡水，苏东坡一样的甘之若饴。那一年他“离开定州南下，他写过《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将豆少麦多的杂粮粥当成‘时珍。年轻时准备试制科，他‘日享三白饭，食之甚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所谓‘三白，便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宋儒吕本中，在杂著中写过一句话：‘能常咬得菜根者，凡百事可做。明人编《菜根谭》，也留下‘不可使士大夫忘此味，不可使天下民长此色的格言，还特地引了東坡的一联诗：‘无钱种莱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

不系之舟将苏东坡载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渡海后的生活窘况之难堪，“开门七件事”难以为继，不仅是囊中羞涩，“已到了‘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的地步，只剩下一只‘工制美妙的‘荷叶杯， 留以自娱，但他很快适应了，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竟然喜欢上了海南岛的方物土产，一时清馋之兴，每每聊发于诗文词翰。

宋时的海南不产大米，全靠海运为济，“北船不到米如珠”，平日吃不上大米，东坡却能吃上似乎比大米还好吃的“玉糁羹”，做法是儿子苏过的研究成果， 他表示十分欣赏“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芋头）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玉糁羹” 好吃，无疑是诗人的诗情在发挥作用，倘无这云上之思，又有哪个不知还是大米饭好吃呢？

南海海鲜味美，尤是儋州礁滩产牡蛎甚多，肉味鲜美，东坡食之大快朵颐，不忘戏谑一番中土故人叵耐海天悬隔，无缘尝此美味的遗憾。告诉苏过不要轻易泄露牡蛎好吃的秘密，录之于文的诙谐语调是他一贯的幽默风格：“每诫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今人有幸读到苏东坡这一节生动的文字，深感欣慰，仿佛看到了一向风趣的苏东坡“他脸上肯定滑过了我们所熟悉的东坡式的微笑”，也是东坡式的旷放。

即便在岛上将有断炊之虞，苏东坡还在编写寓言，因为他的语汇太美，使得人们不容易发现潜藏之悲辛，他的杂记《学龟息法》，令我不忍卒读，几欲为之泣下，为节省不够吃的粮食，父子二人要学传说中的龟息之法：“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坠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吭东望，吸初曰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元祐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

据说苏东坡在岛上还吃过黎族山民喜吃的一道地方特色菜“蜜唧”，菜名听着颇有几分甜美，其实是“活吃蜜饯幼鼠”，《朝野佥载》记之甚详：“岭南獠人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末睁眼），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饤之宴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我却始终不敢也不愿相信苏东坡真的吃过这东西，是范曾先生二十年前写过文章说苏东坡吃过的，依范公之严谨，当非空穴来风。聊藉芜文，姑妄记之，以慰闲人闲逸好奇之心。时至今日范公所言之出处， 仍然无从查考， 无案可稽， 意颇怅然，依稀记得苏东坡曾在诗中提起过“蜜唧”， “ 旧闻蜜唧尝呕吐， 稍近虾蟆缘习俗。”苏大学士究竟是吃也，未吃？ 不得而知之， 此亦无伤大雅于万一。他的解道之语“ 人言天下无正味”， 最见宽人之旨。

苏东坡在惠州，“他打听到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这回是故意藏得严密些，因他非常赞美此酒的异香，说是“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此酒：“如果此种酒能开杯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

中年的东坡善于天真地投入迷信般的悬想，堪与唐朝的李白同气相求，与李白一样“深信那些仙翁、仙女、仙兽、仙禽等是实质的存在。他深信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者返老还童。他和秦始皇一样，真正相信东海上有神仙居住的三神山。他和汉武帝一样，真正相信西方的昆仑山上有西王母……”像苏东坡这样的诗人， 从来不缺少浪漫的想象，但他不会迷惑，不会相信比人要小得多的白鹤、黄鹄等会把人载着飞入仙境。

难怪他要藏好桂酒的秘方，只让寻神求仙之人费尽周折才能找到，这个可以找到。

许多回命运之灵谶吉纬独应于东坡一身，哪怕是在常人看来最为黯然的海南岁月，东坡的那一个梦境定是佳兆，有如神助：“元符二年（1099），岁又将残。这天夜里，苏轼忽然梦见自己回到了惠州，夜登合江楼，但见月色如水，魏公韩琦跨鹤凌空而来，对苏轼说：‘我现在天上负责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今天特来相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梦醒之后，苏轼既喜且悲，将信又不敢信，他对苏过说：‘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这次迁谪，必能北归。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于是郑重地铺纸研墨，焚香祈祷，说：‘我将默写自己平生所作的八篇赋，果然如我所言，当不脱误一字。八篇赋共有洋洋数千言，而且其中不少都是多年以前的旧作，岂能保证没有一字脱误？苏过深恐老父因此反受挫伤，想要阻拦，但苏轼已凝神屏息，振笔直书。苏过只得悬着一颗心侍立一旁观看。两三个时辰过去，苏轼终于写完，他先自读一遍，果然一字不差！不禁大喜说：‘我将北归无疑矣！”

数月之后的元符三年（1100）五月大赦，苏轼量移广西廉州，六月渡海北上，七月梦圆廉州。

微吾书生若我，向来崇奉天人感应，也愿相信伴随着历史上每一位天才人物的诞生而传诵的神奇故事，都是真实爻相的精准推演。我原文照录下面的文字是当代作家王水照、崔铭写在《苏轼传》引言中的首段，然此二君写便写了，何又写明“这当然只是一个不可以确信的民间传说”，不免太过理性。窃以为天地灵淑之气即钟于人，亦必钟其物。人杰地灵，由不得你不信：“在四川省眉山县境内，有一座秀丽的彭老山。公元1037年，这座山忽然变得荒瘠起来，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野兽远走高飞。眉山的父老议论纷纷，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就在这一年，一位令人惊羡、受人敬慕的不世之才一一苏轼（字子瞻）诞生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走完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辞别人世，将英灵之气还给自然，彭老山才重又变得郁郁苍苍。”

苏东坡爱酒善饮，酒量不大，酒兴极佳！不因量小而稍致气馁，反而会说出一番道理来，令豪饮之士顿觉能喝、海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好友张方平畅饮数斤而不醉，大约是东坡酒量的十倍，酒后洋洋得意的倒是东坡，且听东坡如何说：“君饮五斤微致酒意，何若我酒三四两，入得衷肠，已然十分尽兴。”其于“浊醪有妙理赋”中，更是妙语连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东坡还要兴致勃勃地亲手酿酒，之于酒，他是高明的鉴赏家，同时也是失败的试验者，从未成功的酿酒师。他先后做过桔子酒、松酒、桂酒、蜜酒，声名很响，听听就好，千万不要真的去畅饮一番，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九百年后林语堂先生的点评，不失君子温柔敦厚之旨，话说得很客气：“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的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此语不虚之处，可令人联想到，除了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任何爱好之于苏东坡几乎都是业余水平，是浅尝辄止的，甚至他干不过任何一位寻常的普通劳动者，因为那不是他的专业。但这丝毫不耽误他自得其乐，犹如“雪夜访戴，何必见戴”。

知父莫如子，东坡先生的公子忆及乃父当年酿酒之事，所言合乎实情。“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二子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

难以为饮的原因是屠苏酒实为药酒，酒方中有多种中药，每岁除夕全家进饮，可以预访瘟疫，而非适饮的美酒。古人饮屠苏酒的方法也很独特，平常饮酒是年长者先饮，而饮此酒是从年少的小儿饮起，年长者在后，每人只饮少许，古人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不过读苏辙的那首《除日》诗，颇显豪迈之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锲而不舍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无所谓的，东坡不过是一时性起，做着玩的，一定还会觉得很好喝，至于他本人闹没闹肚子？东坡的心思，想必早己不在这档子事上了。

关于苏东坡的饮酒，苏门四子之一的秦观曾经评道：“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此典源于苏东坡在黄州写的一句诗“饮酒但饮湿”，意思是指只要称得上酒的液体，不问酒浓醪薄烈柔甜酸，皆可取饮一醉，细心人还可从《超然台记》中找到“酺糟啜醨，皆可以醉的”注脚。

药石篇

苏东坡似乎还应有一个医生的头衔，不知何故，林语堂未及列入他那著名的”十九头衔”之内，恐怕是碍于苏东坡一生并未真的去开堂坐诊，悬壶济世。但这并未影响林先生在《苏东坡传》中，仍是写明苏东坡“他自己是医生”。

在林先生笔下苏东坡很懂中医， 写至此， 想起一句俗谚“ 医不治己”， 之于東坡可谓符合事实。

苏东坡医己之病， 自开药方的量药组方，全然颠倒。苏公由少及老始终是热性体质， 尤是垂老投荒， 远谪海南， 身染热瘟之疫， 亟应服解毒去瘟的凉性草药， 东坡却给自己开的是补药， 加重了晚年的病情。大补之药最应慎用，凉热亦属阴阳，天地之阴阳均调，万物乃生。人身之阴阳均调，百脉乃和。《素问》曰：“亢则害，承乃制。”故尔丹溪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医家不审，甚或失其要旨，东坡自非悬壶手，开方遂至偏误于补阳，又值花甲之年有四，而参蓍桂附，用之不善，亦至于害人性命。

苏东坡一定喜爱中医，也一定下过功夫研究中医，最是热心搜集中药良方。早年曾从巢谷处讨得“圣散子”秘方的制法，曾向江水盟誓，不得传与他人，为了救人一命，最早在黄州就破了誓。到了晚年，他还在一道表章里向小皇帝哲宗表示：“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从东坡“下岗”后的第一个谋职选项是去做医生来看，仍是大有担当，致君尧舜，整顿朝纲的治国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去治病救人吧。究其医术之高低，那又是另一回事。

出知杭州的元祐五年（1090），当地饥荒与时疫并作，东坡再次破誓，献出“圣散子”， 救人无数。同时，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特邀精通《伤寒论》的蕲水名医庞安常来杭主持医务，东坡一人捐金五十两，加上公费两千缗，设立病坊，杭人感谢东坡，将此病坊称作“安乐坊”，后人评为这大概是杭州最早的国家医疗机构。或许就是苏东坡掌握了“圣散子”，创办了“安乐坊”，历代文人多有为之扬诩者，成就了苏东坡深通医学的美誉，广为传诵，因为千百年来在老百姓心目中苏东坡有千万个好，也不嫌多，都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

正是这种极具普世价值意义的审美，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提要》的士大夫纪晓岚，其于《苏沈良方》所载一条，对此有所称誉，然其下笔之处条分缕析，又极见分寸。条载：“宋士大夫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症治验，皆详著其状，凿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奇效。即有奇秘之方，也不恒见者，亦无不精妙绝伦，足资利济。”

《苏沈良方》的沈，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条载的这个丹那个丸的，并非是苏、沈二人的研究发明，稍加细味，便可知文中沈、苏二人由于“博洽多闻”而“皆详著其状，凿凿可据。”换言之，二人只是将宋代存世的中医良效组方记录成文，传之于世，可以验证的是“苏合香丸”至今还可在药店买到。“至宝丹”、“礞石丸”，也只是增改了药名，易为“小儿至宝锭”、“礞石滚痰丸”。“小儿至宝锭”仍为儿童养和的平安药。

“宋士大夫通医理”，未可怀疑，然却未必可以真个为医治病。社会分工不同，身为文学家、科学家的苏轼、沈括大可不必以医家为荣。

谚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与那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同样荒唐，充其量是昏庸之辈的一剂兴奋剂而已，不知害死了古往今来多少好端端的读书人，谋国治世的宰相与悬壶济世的医生，毫无必然的关系，当不成良相，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做了良医的也根本无从考证此人是否同样具备良相的资质。

东坡所处时代，自然看不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倒是好事，假使他看过，也就不会有下面一件令东坡大为开心之事了，东坡在琼岛的山野找到了一种药草，并且考订出来，“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末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

东坡除了空闲无事时，喜欢到野地采药，还有一个好习惯，作医学笔记，笔记中记录下来的某些药材，确实好使，颇能致效，“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湿的办法，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它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

东坡还以自己的经验，发明了一种在今日仍得到广泛应用和重视的温补草药苍耳的食用之法，“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他命c和苍耳醣）。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

之于医学、医术，老实说东坡好比京剧的票友。想他本人不这么看，依他的性情学识一定以为自己较之普通的医生懂得更多更高明，林语堂可真是他的异代知己，因为写明了苏东坡是医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对此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忽然忆起三百年前的阿文勤公曾教导纪晓岚的一番话，颇耐人寻味：“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

东坡在仪真的那个夏季的五月，实则身体已是很不舒服了，距他辞世还有两个多月，“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已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已喝冷水过多（啖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已买了一服药，买黄耆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耆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耆汤，确有益处”。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酌量服用黄耆确是有益无害，正如林语堂先生所写到的“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遗憾的是林先生不知黄耆此时之于苏东坡，尤为不对症，他始终是不受补的热性体质，常患的眼疾，红肿得难以睁开。苏东坡谪宦黄州时给陈朝清信，谓“春夏以来，卧病几百日，今尚苦目病”。给蔡景繁信，谓“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顽疾的痔疮更是折磨了他一辈子，而这两种病皆须调理饮食，服药基本要以清凉解毒去瘟为主。

花申之年的老翁流放海南岛，正是这一次遭逢，严重损坏了东坡本己衰弱的身体，“白发萧萧的苏东坡，浮桴南海，倚樯太息。党争的旋涡使他谙尽谪宦贬逐的滋味，逆旅倦游，席不暇暖，”食不对口，这些还只是影响健康的次因，是儋州弥漫穷荒的瘴疠瘟毒，侵入了他的身体，加之心情黯然，他悲观地写出“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之时，何曾想到会又一次得到一个女人的恩顾，神宗的皇后赦免了所有元祐老臣之罪，東坡活着走出了海南岛，必须要说明的是他能够顽强地在岛上与命运抗争三年，得以不死，缘于他心怀强烈的返还中土故园之念。当其时，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人生愿望。也正是贬逐到了海南岛，天荒地老，苏东坡的精神毫无羁绊地升华了，红尘勘破，无往而不适，此时此地的苏东坡堪称坡仙，方可一笑刘伶矫情的浅薄，世上高人大多欣慕西晋高士刘伶的洒脱，东坡评他算不得是一个达人，因其死便死了，何必想着埋？！“刘伯伦（伶）常以锸自随，曰：‘死便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椁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死矣，何必更埋”！

现在他回来了，真个是万劫归来，一切的一切皆已释然，心劲、心气也就随之去了，他预感大去之期不远，此时了无生趣的人生态度表现在常州居停的一年时间里，拒绝看病治疗不见医生，甚至拒绝吃饭， 完全不配合，他那个极端的消极理由是：“‘庄生闻在宥天下， 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 非吾过矣。”当地的一位好友钱世雄一直在照顾他，可以给他请最好的医生，可以服用最有奇效的药， 江浙自古不乏大国医，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

东坡的这一次把脉自诊，本无大碍，或许不失为一种保守疗法。果真如此，他的病情也不会迅速恶化，要命的是他给自已开的药方竟是：“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此三味中药只麦门冬一味之于东坡无害，茯苓虽性平，但高烧中的东坡虚寒而气虚下陷，以药理医理析之，是忌服禁用的，至于“百补之王”的人参，受者发烧燥热，更是断然不可服用，盖因人体发烧时心悸剧烈，此时服用人参會加速血液循环，促使心悸更甚而致病情加重，显见得东坡自开此药方不唯有误，乃是开反了，病久羸弱，偏偏耽重于补阳，失其本旨，“亢龙有悔”，实应服之以温凉之剂，不可以一味补阳而伐生气。令人心痛的是东坡在辞世前的第十五天，牙龈出血，还在服用这个三味汤。

东坡人生逆旅的最后居停之所一一常州，距他逝世（1101年7月28日）前三日的七月二十五日，发生一件事，从中可窥见东坡之于人生尤是之于儒释道三教的临终悟识，生命垂垂可危之际， 时不我待， 最须汲汲然表明自己的世界观， 在这最后的关头， 东坡无一语言及儒宗，东坡固儒者，理政治国是他人生最大的愿望，而欲实现这个愿望，必须有官场这一平台来施展抱负，北宋政治的黑暗，皇帝的昏庸，奸臣的诡谲，使这平台早已坍塌，东坡最欲实现的政治理想随之破灭。

此时“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人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林语堂先生这样评价东坡的这句话： “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对于道教，苏轼孩童时受祖父和父母的影响，道家的玄乎，只是当故事听着好玩，苏轼八岁入乡塾，老师是眉山城有名的道士张易简，他身着道袍上课，真个是讲经“论道”，时不时地讲鸡犬升天的故事，回家后他把张老师讲的玄龙门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给祖父听，祖父教导他说：“别听那个张老道瞎胡吹，他家养的鸡，没见一只升上天，墙都飞不上去，还到处屙鸡屎”。

少年苏轼的道教觉醒，让他始终未被道玄之术所迷惑。只是对道家养生的药补、食疗感兴趣而已，与他亲近佛教的大德高僧，是因为他们可以吟诵别具一格的“禅诗”，并非是热衷于研究佛学的经义一样。或许他的魂灵有知还会认同九百年后的一位笔名叫耕堂的作家所云：“佛教之盛行，并不在它的经义，而在于它的宗教形式的庄严。所谓形式，包括庙宇，雕塑，音乐和绘画等”。任何形式的优美艺术，都可以让苏东坡神清气爽，哪怕是在生命垂危的1101年七月的病中，他最大的乐趣是欣赏图章：“卧阅四印奇石，失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