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虎

内容摘要：余书林小说在叙事艺术上运用话语的暗示和人物行动的矛盾，深刻地表现了乡村男女微妙的情感世界；通过民间戏谑和官方庄重的比对和消解，写出农民在当代多元价值选择中的复杂心态。作品中随机运用乡风民俗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并以贴切的民间话语，加强人物的生动性和故事的趣味性。

关键词：民间叙事；农民；乡土；人性

一、暗流涌动的乡村爱情叙事

湖北作家余书林坚持民间叙事立场，他数十年坚守水月村这个如水中月镜中花似的精神故乡，力图表现乡村儿女日常生活的小情感，小事件；作品朴实生动，富有泥土气息。

在叙事艺术上，作者尽力避免事件的简单呈现，把人物行动、心理完美地结合起来，让故事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形成意味深长的叙事效果，让读者紧张的阅读心理在期待视野中逐步得到释放，完成一个纯静的审美之旅。

作者笔下爱情故事，开始写得剑拔弩张，爱情与性欲的铺设让读者十分期待，当人们认为水到渠成，男女将为性而迷狂时，作者却不慌不忙，巧妙运用故事外的故事、调侃的话语以及清新的环境描写，转移读者关注点，净化了男女简单的性爱叙事。

在《女房东》中，叙事话语不断在暗示，男女主人公会达到性爱的满足，但结果出人意料。首先女房东没有名字，小说命名为“女人”，具有不确定的模糊性。其次叙述她内心世界的复杂斗争，女人有乡村女性直爽的一面，但并非粗俗不堪，当心仪的男人出现，她特地到发廊洗头染发，幻想着如何与男人相处。买菜回到家，她把丈夫先前的东西装成废品处理掉。此时我们认为这个女人水性杨花，不守妇道，但她只是“不再想看到这些东西，怕见物思情，又想起他来。”女人明知丈夫背叛了她，还是难以放下，她在努力说服自己，要过另一种生活。她精心做饭菜等待男主人公齐成，扮演着一个诚实的家庭妇女，仿佛等待丈夫回家。当齐成说他已在堤防处吃了中午饭，女人便嗔怪他。她还要求齐成和她一起去山上掰玉米，两人一路用话语示爱。寂静山野的中午，两人各有心思，齐成要跟女人讲《掰玉米》的故事，却开着其它玩笑。

“玉米还嫩着呢，正是啃得时候。”

“女人说，你讲故事就讲故事，看什么人家脑壳上的玉米缨。就算是一穗嫩玉米，现在还是生的，没有煮熟，也不能啃呀。”

“齐成说，生玉米是不能吃，闻到那清香，馋人呢。”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都话中有话，意有所指，读者也心领神会，叙事中接着插入《掰手玉米》的故事，讲述队长帮饥饿地主女人偷包谷的真实事件，女人听完后说，“你讲得是玉米的爱情。”她时不时还责怪，诱导着齐成，“你只想到了掰玉米，就没想到你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啊。”她还将玉米地中间砍倒一片，留出空地铺床，“望着齐成莞尔一笑，说，我不是怕挺你的腰，而是怕挺我的背呢。”

她大胆而主动向他示爱，最后两人一起躺在玉米地里的温馨小屋里，接下来却没有男女肉体与性的进一步描写。作者在此处把男女两性的“暖昧”写得表面平静，内心却风生水起。本来读者期待将至的偷情事件，一下子转入纯净而严肃的爱情描写。

作者笔下，女人虽是农村妇女，却是一个知书达礼、学识渊博的知识女性。在磨豆腐一节，既有世俗男女的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有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调，“快乐的磨盘发出低婉缠绵地吟唱，她想起了一副对联”，她要和他比对对联。齐成认为“女人虽然读过高中，毕竟是家庭主妇，每天开门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相信她不会有苏小妹三难新郎‘双手推开窗前月的佳旬绝对”。而自己读过大学，长期以来看书学习，还看过《对联作法》的专业书籍，家里每年春联都由自己撰写的。但结果一回合便难倒了齐成，最后甘拜下风。然而女人只求“你亲我一下”，“我敬你的這杯酒，夜里想我”，她要在话语中满足爱情的滋味，保持女性适当地情感释放和寄托。

如果说男人更多想到性，那么女人更希望情，而且是男女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天然配合，“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帮手”。当齐成像许多男人那样信誓旦旦，表示爱情的天长地久，“这工程完了，我就留下来，做你的帮手”。但女人内心十分明白，爱情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是玩笑话语能承担的。

“女人妩媚地望着齐成说，我留不住你的，你还要到别处去搞工程，那里也有女房东。”她明白眼前这位男人，也可能会像她的丈夫那样，当时甜言蜜语、对天发誓，到后来还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

小说叙述也到此结束，引人感叹万千。原来作者没有给出“女房东”确切的名字，是让她有更广的指涉性，也许下一个受伤害的是某个女房东，得到的都是暂时的爱情，陷入太多，受伤的还是自己。“女房东”成了许多女人的代名词，隐喻人们漂泊的感情找不到安稳的归宿，一切成为情感与爱欲暂得的无奈驿站。

二、民间戏谑的反讽手法

作为常在农村走乡窜寨的人，余书林可以说是一个为民代言的农民作家，他敢于触摸农村现实的伤痛，有一种为民请愿，伸张正义的勇气。当然，他也看出了农民在错综复杂的转型期出现的多变性，村民的弱势地位，无奈的抗争，在他笔下有着曲折的表达方式。

《女“村人大”代表》中通篇表现出民间戏谑与官方庄重的对抗，这种对抗不是针锋相对，而是采取戏谑反讽的效果来达到的，作者不作评价，不动声色地把双方的“苦楚”写得富有意味。

形成反讽效果不是单一的讽刺描写手法能达到的，小说以一系列的事件，指向对立双方：

1、村长由村民选举，但最后却是由官方任命刚从监狱释放的犯人当村长。

2、治安队不是维护农民权益，反正成了抢劫农民家中物资的暴力临时工。

3、政府私设黑牢，由昔日熟悉受审的程序的犯人审问村民。

4、孟乡长时时引用伟人的话为自己开脱，冠冕堂皇做亏心事而“问心无愧”。

5、在农村自治中，官任村长不如民选村长管用。

6、状告乡政府，村民赢了官司，当在执行赔偿时，乡政府赖说没有钱，法院和法律都没有执行力。

7、民间祈雨迷信活动显灵与官方科学组织抗旱救灾失败。

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并没有把农村社会民间思想与官方意识生硬地形成对比，而是写出当中的复杂性。刚从监狱释放回来的娄向荣拿钱去乡里找当党政办公室主任的表哥为他活动，向乡长孟东坡谋得水月村村长的职务，以他“黑社会以”的势力，打着政府庄严的政治任务，纠结一帮流氓分子组成“治安队”进行暴力执法。而孟乡长是一个狡猾的官场老手，他明知娄向荣在村里不得民心，但迫于上级命令，要完成税务征收任务，治服这些“刁民”，却非得要这些不法分子，因此他睁只眼闭只眼，还假惺惺在双方之间当和事佬。引用毛主席语录说话是他的癖好，小说中一个细节颇有意思：

“毛主席说过这样的口号，我很赞成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娄村长的思路清晰，措施得力。但是，我要求娄村长一定要抓落实、抓到底、抓出成效来。”

短短几句的描述，写出孟乡长说大话，打官腔，不切实际的办事作风，而娄村长更是一副对上级阿谀奉承对百姓穷凶极恶的狗腿子形象。对他的胡作非为，孟乡长却表扬其办事“思路清晰，措施得力”。老百姓骂他们为贪官，只会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一心只收钱不管农民死活。但能混到乡长的位置，还是有一套忽悠的本领，面对上访的百姓，他知道打感情牌，“老百姓是我们干部的衣食父母，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面对台下冲着他们吼叫的百姓，孟东坡也有反思，他是身在其位，无可奈何，上级的政绩层层下压，他也没有办法，他在想，“战争年代，群众对干部是多么的拥戴和尊重，现在的群众对待干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只差吃干部的肉了。”这种基层干群紧张关系，是基层领导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引起的，但农民又没有办法向更上一级反映沟通，他们只得以民间的方式去达到目的。

在没有官方认可的情况下，村民自动形成选民活动，“一声同意张月萼当村长的请举手的话音刚落，水月村村民们的手就举成了一片森林。”这种行为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活动，他们自由聚焦在一起，没有官方的权威，没有管束，在一种民众的“闹场”中挖苦和戏弄官方的做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提出选择新村长的意愿。但是，“玩笑开到了严肃、认真、法律的份上，玩笑就不再是玩笑了，就升华为政治事件了。”

当官方任命的官员失去民心的支持，向乡长反映无果后，村民们以这种“玩笑”的方式达到“严肃”的法律和政府意志层面，这个富有巴赫金广场狂欢化叙事的戏谑，让人觉得有趣又显得沉重。而当事人在民间选定后，就要履行民间的法则，张月萼就这样戏剧性地当上民选的村长，代表村民去与政府沟通办事，而官方任命的娄向荣则被奚落在一边。

但娄向荣并不示弱，他纠结一帮流氓组成治安队，拿着上级政府的书面政策四处到村里暴力执法，暴打张月萼，关黑牢，动私刑。后来要登报曝光，孟乡长为平息事件，免了娄向荣的职，让张月萼当上了村长。小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上村长的她反而陷入了民间与官方的两难地境地，原先身在民间，自由进退的路子没有了，更多的是与复杂的官场纠结不清，张月萼好心抗旱，牺牲小家为大家，结果却引来劣质水，好心办坏事；为民请愿，状告乡政府，打赢了官司，但“在执行退赔的过程中，法律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老百姓只好拿出阿O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

村民的盲目活动在连续的偶然事件中，不断发生戏剧性的突转，民间戏谑与官方庄重前后反转，形成一系列反讽叙事，深刻地反映了农村复杂多变的现实图景。

三、民间习俗与乡土语话的巧妙运用

余书林的小说，还有一大特色是扑鼻而来的稻花香气息，身临其境的乡风民俗描写和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使他的小说处处充满乡土趣味。作者大量使用乡间俚语，随时随地拣起谚语和农村笑话，不仅切合人物性格，还增加讽喻效果，强化叙事表现力。如《邻里》中的“寻猫儿”、“跑拜年”，并非纯民俗的展示，而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土根和水秀夫妇懒惰成性，好吃懒做。本来寻猫儿是邻里相互关爱和气的一种表现，他们却趁机贪小便宜，混吃混喝，寻猫儿成了他们堂而皇之的寻吃幌子。而荷花嫂子通过一次寻猫儿的教训，刺激他们警醒，让他们在不服气中奋发图强，从而走向富足，让邻里风风光光地上门到水秀家“寻猫儿”、“跑拜年”。

《女“村人大”代表》中的祈雨仪式不是纯粹的民俗展示，它反映了更为复杂的农村社会问题。在百姓眼中，科学的方法和官方组织的抗旱都无法达到目的，他们失去对政府和科学的信任；既然都不可信，他们能做的就是相信上天，把信任都寄托在遥不可及的老天身上，当政府用科学的解释劝阻，强行的行政干预，偏偏此时祈雨灵验，天降大雨，如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深思。

作者熟悉农村生活，描写百姓时尽量让人物贴着事儿说话。即使小说中部分知识女性用圣贤古训说话，也要彰显出原生形态的口语特征。如《万家香火》中家生妈骂人的话，作者不惜笔墨，大段“记录”下来，“你这个没出息的老砍头的，这关儿子屁事？惹得你又是打，又是骂。母狗子不翘尾巴，公狗子不会上背。……”骂人的绝技是作家向泼妇学习的范例，家生妈骂人有针对性，有叙述有描写，还随机运用俚语古谚，使对方无言以对，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漫骂中。

当然，可能作者过于偏爱知识女性，也让人物时不时冒出文雅的字句来。如《女“村人大”代表》中张月萼在与村民们贫嘴时，有着农村妇女的粗俗和野气，而说起正经事来，往往又能引经据典。“孟乡长，我们村野小民，遇到这样的干旱，犹如涸辙之鲋，没有活命的斗升之水了。你是现代中国的干部，该不会像过去化为蝴蝶的庄周老夫子一样，要等你周游列国之后，再来取水救我们吧？你要是这样，我们就会没命的。你不会不知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吧？”话语中涉及老庄孔孟和唐宋诗词之学，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杂糅一块，略显别扭，让人怀疑这样的人物能否说出如此高水平的话，但当读者看到张月萼读过高中，虽平时做农活，闲时常找高深的书籍来看，也渐感觉合情合理。

在叙事中，作者还偶尔插入一些民间文学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如儿歌《洗白菜》：“洗白菜、洗白菜；今天洗了明天卖。白菜黄，白菜白，月萼屁股比臉白。”张月萼漂亮又能干，村民们编唱儿歌，以此来表达对她的喜爱与感激，显得诙谐亲切。

小说还常用恰当的乡间谚语、歇后语、俚语、俗语来叙述和对话，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如《邻里》“吃了酒糟的麻雀——醉得云里雾里一样。…差了你一个胡萝卜，我们就整不出酒（席）来。”“田里长的庄稼总是像人家说的——烧完了香剩下的香签子。‘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哪个月母子愿意卖瓢——想苦法。”这些话语不仅看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还表现她们朴实的思想观念，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实感。

在描写上，作者时时用一些比喻，把习以为常的事物和事件，赋予新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这时的鬼天气，像一个女人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一样地赌着气、噘着嘴巴、阴沉着脸。让人见了就觉得它好悲伤、好可怜。”天气的善变，让人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把天气与发现丈夫有外遇的女人联系起来，似乎无情的天气也有了人间性情。

又如“这些话像吹得胀鼓鼓的猪尿脬，打不死人，气得死人。”“偌大的两道西干渠堤躺在田野里，就像丢在田野上的两根牛绳，更像两条死去的大蛇躺在地里。”话语是看不见的东西，但如此比喻，让它富有形象感，使人哭笑不得。干旱在人们的绝望眼中，如丢充的牛绳失去牵挂，也如灵动的蛇失去精灵般。这些都是作者用农村最为贴切的比喻，来形象地描绘事物的生动性，赋予对象深层的喻意。

余书林小说能成功地抓住人物的性格，运用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不动声色地讲述乡间故事，既让我们看到现代乡村变迁中的政治大事件，也看到男女小事件中的悲欢哀怨，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可爱的女性形象，她们美丽朴实，又知书达礼，富于智慧，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农村妇女粗俗愚昧的固有形象。他叙述故事能巧妙使用民间抖包袱的方法，调动读者的口味，然后笔锋突转，给人出乎意料的惊喜，使故事讲述得曲折动人。尤其是作者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随机运用乡风民俗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同时以贴切的乡土口语谚语，加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事件的趣味性。没有对农民的爱，没有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人体验，没有对现实进行思考和想象，作者是难以表现乡土人物故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

这也正是余书林小说的现代价值意义：坚守乡土，为农民写作。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倾注了更多精力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的表达中，渐渐缺少了对农村，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他们微小情感和朴素思想逐渐忽略。余书林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当下乡村儿女的日常生活故事，思考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价值中，復杂的人性是如何艰难地行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