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玉

朱熹在品评艺术作品时秉承“观乎德性”的艺术价值批评观，如他在品评书法、绘画、音乐时都脱离不了对“德性”的挖掘，强调其德性价值的一面，但其文艺批评观对南宋的影响，后世的创作主体对于“德性”修养的重视，以及对文艺作品格调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艺术批评历来受政教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伦理道德的评价。以人论艺的艺术批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如孟子的“知人论世”、《文心雕龙》的“体性”篇等，对后人艺术批评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宋代尤其重视作者的内在品格，在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指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这是对宋人评书论文的总体写照，而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在其艺术批评实践中对艺术作品工拙层面的忽略，最终导向了以人品论艺品的艺术价值批评观，而其对人的道德人格的重视，又在此基础上将以人论艺的批评理念推向了顶点，对后世艺术批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学大家朱熹不仅理学思想博而有统，且广涉博览，他在艺术方面也多有涉猎且造诣很高，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批评思想。朱熹的艺术批评思想是建立在理学基础之上，他认为文艺作品根源于“理”，道德价值因此就成为其批评的重要标准，他在对书法、绘画和音乐的批评中，都强调了其德性价值的一面，在此笔者将结合书法、绘画、音乐批评，来探究朱熹在艺术价值批评观中是如何逐步彰显“观乎德性”的艺术价值批评观。

一、“书关德性”论

朱熹在书法艺术上提出了“书如其人”，关乎“德性”的观点，把书法赋予了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使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更加紧密。

因被认为其人品不佳而书法遭到朱熹贬抑的人如曹操，从早年学曹操法帖到后来认可刘共父“篡位”之说而贬低曹操书法可见一斑。在《题曹操帖》中朱熹提到：“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滛，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朱熹早年学书追求“毫发象似”，可见其对曹操书法之推崇，而《唐人书评》中亦有对曹操书法的评价：“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岩璀璨。”可见曹操书法本身的精工绝伦，因朱熹认可刘共父的“篡位”之说，以及朱熹后来形成“书如其人”、关乎德性的观念后，转而对曹操书法大加挞伐。

被朱熹大加赞赏的书法作品往往也出自那些在“德性”上被他所认可的“盛德君子”。如朱熹眼中的胡安国书法，也是人品与书品的高度统一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与其外大父尚书吕公手帖，读之使人凛然起敬，若严师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后也。呜呼！是数君子者，其可谓尽朋友之道而无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于当年，而遗风余烈可传于世者，岂徒然哉！三复叹息，因敬书其后，以致区区尊仰之意云。”朱熹对其书法的评论是围绕其德性修养，表达自己的尊仰之意，而非以书法本身之工拙来论。对黄庭坚书法品评时亦是如此，如在《跋山谷宜州帖》中指出：“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不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朱熹提出了“自不当不以工拙论”的观点，而是从其“老笔”中读到了黄庭坚的“忠贤流落”。

由此可见，朱熹将以笔墨为表现对象的书法赋予了社会伦理含义，对书法艺术世界的品评深入到对作者的人品世界的品评，使书品与人品达到高度的统一，让书法真正成为了观乎“德性”的艺术。

二、“画关德性”论

在朱熹的思想中，艺品即人品，人品亦可定位其作品。朱熹对绘画的品评同样落实到“德性”的价值上。如朱熹这样评论吴道子的绘画：“吴生之妙，冠绝古今，盖所谓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兹其所以为画圣与。”朱熹以《中庸》之圣人标准来评价吴道子的作品，亦是从其人品来定位其作品。

在绘画艺术中朱熹提出了“心画”概念。如他在《跋陈了翁则沈》中写道：“心画之妙，刊勒尤精，其凛然不可繁犯之色，尚足以为激贪立儒之助。”在他看来，绘画艺术是人的精神气度人品在笔墨中的体现，所以他称笔墨为“心画”，并以此来品评绘画作品。

朱熹的“画关德行”论在其对苏轼绘画品评上亦多有体现，如朱熹虽对苏轼的绘画艺术风格上颇多微词，但对其在绘画方面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气节又多有赞赏，如在《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中，朱熹赞曰：“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百世之下观此画者，尚可想见也。”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朱熹看到的更多的是苏轼流露出的傲骨英气，对其绘画的品评完全舍弃了其技法形似层面的较量，而直接将其与苏轼的人格操守联系在一起，对苏轼推崇备至。

三、“乐关德性”论

就音乐本身来谈，它自身不仅具备特有的艺术形式，且能够净化心灵，影响行为，激励人们向善之心。从孔孟到朱熹，他们对音乐都极为重视，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音乐文化观念，而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音乐思想的同时，更进一步阐发了音樂的表现规律及其内涵，并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观。

音乐作为一个文学艺术上的重要范畴，在朱熹看来，乃是指音乐是情感的，又是超情感的，指既要负载道德教化功能，又要渗透人性本真的内容，其意义不在于音乐的悦耳，也不止于情感的表现，只有超越外在的音乐形式，体会到天地间生命的和谐，锲入到人与万物合一的忘我境界，才是真的音乐，也才是音乐的真正境界。朱熹对诗歌音乐的品评同样离不开其对“德性”的品评，认为音乐的美是声音节奏与功德相称，而“善”才是音乐美的根本。

朱熹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认为音乐的情感表现必须做到情与理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如在《语类》中有指出：“古者教必以乐……盖终日以声音养其情性，亦须理会得乐，方能听。”由此可以看出他欣赏的不是音乐的艺术形式，而是蕴含在其中的圣贤气象，音乐能刻画出优美细致的情韵，创造幽远深婉的意境。但从总体上来说，音乐的目的仍不在于聆听美音美声，更重要的乃是从音乐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具备了充实的道德内容，在“理”的领悟中去感受“乐”的美，又由美的感受引导出道德情感才是音乐美的正真体现，而要领悟音乐内在真实的道德情操，又需要深厚的音乐修养，使内在的善和美，通过音乐的形式彰显出来。当然，音乐也可以“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而救气质之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变化人的气质，提高生命的素质，而达到音乐的境界。所以，对于音乐的观赏，亦是修养心性的过程，诚如朱熹所说：“古人学乐，只是收敛身心，令人规矩，使心细而不粗，久久自然养得和乐出来。”可见，对于音乐的学习与道德的追求是一致的，终极目的都是明心见性，涵养人生，体认道理，兴发志趣，使人们在音乐与“德性”的调和中，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音乐都能担负起德道教化的作用。在朱熹看来，只有恬淡平和的音乐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由此可见，朱熹“观乎德性”的艺术价值批评观，无论是对书法的品评、绘画的品评抑或音乐的品评，除了对其艺术本身进行考究外，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对人的“德性”之光亮的深入挖掘上。可以说，朱熹的艺术世界是人之“德性”世界。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彰显了对自身生命和艺术精神的理解，“观乎德性”的艺术价值批评观对后世影响很大，虽然这种批评观对于艺术价值批评而言并非完全合理，如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指出：“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枝便一钱不值矣。”也就是指在书法、文学上造诣很高的人，如蔡京、秦桧、严嵩等，其作品却湮没而没有被流传，是因为人品德性已亏。虽然以“德性”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批评观太过于片面，但朱熹的文艺批评观对南宋的影响，后世的创作主体对于“德性”修养的重视，以及对文艺作品格调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