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彬

随着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大和学生人数的激增，学生整体的文化素质逐年降低，其道德水平也有下滑趋势，补充德育内容和创新德育方法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改革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高职院校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显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品德修养不尽如人意，并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所谓“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正是表明高职德育工作处于某种程度的失重状态。曾经是传统的 “老办法”被动摇，而新的传统即“新办法”又没有建立起来，此时高职德育仿佛处在一种真空状态。究其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一、德育改革必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展开

高职德育改革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形成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德育精神和德育模式。它既要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又要与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相融合。列宁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获得真正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的现在是怎样的”。探讨当前高职德育问题，进行高职德育改革，必须站在前人研究的高度，善于把既往的优秀成果、最高成就加以创造性地转化，才能把高职德育工作推向新的水平和阶段。

高职德育工作要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则必须改革。而改革的过程又必然会触及、改变原有高职德育僵化的模式和做法，触及旧有传统习惯的势力和观念。构成既往高职德育的诸多因素、诸多方面是具有时空性的，时代前进了，社会环境变化了，它们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自然会被取代，改革创新也乃势在必然。基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说“老办法不灵”了，因为它已成为了高职德育改革的阻力包袱。

然而高职德育改革又不能割裂与优良传统的联系，另起炉灶，空中建楼。相反，它要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还必须依赖于既往的成就，因为任何改革创新都是在利用和继承以往资源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能对“老办法”一概而论，认为它们已普遍“不灵”。它所达到的高度，既是当前高职德育改革的起点，又是高职德育改革的助力和财富。

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不能继往，也就不能开来。早期的高职德育，实际上就是课堂上学习《毛邓选》，课后做志愿者，成效很低。这是对高职德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辩证关系认识不足，对高职德育简单化理解的表现。在当下反传统、反代沟说之类所谓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传统的东西统统是陈旧的、落后的、保守的，应把它摒弃，进行所谓全新的“构建”。这种力图砸烂环环紧扣的传统链索，割断古今相通血脉的做法，自然免不了立论无凭、踏空架虚之误。它在实践中必然会造成扫荡破坏有余，继承发扬不足的后果。旧的废了，新的简单、机械、空洞，导致高职德育工作断裂甚至解体，造成了高职德育的失重和真空。还有的热衷于现代思潮，盲目地搞“创新”趋时鹜新，炫奇取宠，醉心于花样，其设想的“新办法”虽然花哨，却并不管用，只能流于海市蜃楼的虚幻。所谓“新办法”不明，也盖源于此。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中华民族重教化的“德育”传统。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优良传统形成现代化，即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特色。纵观历史，中国之所以历任曲折还能坚韧不拔地走上现代之路，是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在政治思潮期间，由于受“全面打倒”“全面批判”“全面否定”孔子极左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提对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致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腐朽颓废思想不断滋生和蔓延。一些人由于对老祖宗的事知之甚少，纵向上不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横向上不善于借鉴外民族文化，最终出现了民族意识涣散、归属感不牢的道德信仰危机。

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继承何谈发展？发展又是继承的目的和手段，一味地继承没有发展，社会就会停止不前，高职德育亦是如此。当前的高职德育改革并不是从“空白”开始的，而是在已有的、十分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高职德育改革只有正确地认识、对待其拥有的现成条件，并懂得怎样利用并改造它们时，才能保持蓬勃生机，不断发展完善。高职德育工作所追求的“新办法”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既包含“老办法”符合规律的传统，又要根据高职德育工作的需要，推旧出新，加快德育改革进程，使其不断向更高的目标推进。

二、德育改革必须借鉴中国古代的德育教育思想

我们是一个拥有悠远教化传统的民族，曾以“郁郁乎文哉”的礼仪之邦雄踞世界。建国初期，更是使德育步入凯旋性进行时代。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风气之好，为举世所瞩目、惊叹。而西方社会关系冷漠，西方学者为慰藉人们的离异感、孤独感，融解人际关系中的冰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在东方文化中寻求答案和出路。他们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传统无与伦比，有助于化解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就一般倾向而言，不少西方学者和华裔外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估价超过了国内学术界，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在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儒家文化始终居于正统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是“德教”和“礼制”，其宗旨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以教化万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思维方式、人际关系型行为方式和自我异化型生活方式，就是在这种教化至上的精神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儒家的教育思想始終主张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而其政治伦理思想则具有无上的意义，可辐射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文化的一切要素都被政治化、伦理化了。这种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泛伦理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

把德育培养放在首位的教育思想造就了中国古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高度发达，其主要表现为道德教育活动范围广阔、途径多样、方式灵活。

从范围来看，古代的道德教育力图扩展到最大限度。从纵向说，始自胎教，终到老死。如王充“礼有胎教之法”。刘向在《列女传》中详细记叙了周文王之母太妊的胎教之法，《大戴礼记》中更有《胎教》专篇。所谓“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强调的就是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生整个历程，透露出人类力图实现终身教育的端倪。从横向说，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所谓“君得矣，则百姓黎民百姓化辑于下矣”，就是儒家高度重视君主和官吏教育的表现。而对教化黎民百姓的重视则集中体现在封建“礼乐教化”的政策上。尽管男尊女卑，但对妇女进行“三从”“四德”的教育仍然不可或缺，甚至还出现了《女四书》专门的女子教材。极言之，没有不需教之时，更没有不需教之人。

从途径上看，“教化”既然是就整个社会教育而言，那它自然要施及尽可能多的民众和尽可能广的地域。崇学重道，归与教化。学校作为古代文教业的主体，在推行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统治者实施教化的得力工具。同时，我们的先人也极为重视家庭和周围环境的教育作用，至今还流为美谈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即是其例。并且产生了家庭教育的专门著作，如《颜氏家训》《太公家教》、《居家杂议》等。名目繁多的“家训”“家诚”“家范”更是异彩纷呈，促使了家族、家庭形成了不同风范。儒家把“德教”和“礼治”作为治国最重要的原则，使教化的实施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超一般学校的范围。“国家教育的全部政治措施都应该体现于实现教化上，如立君臣，别上下，定制度，共礼乐，明人伦，恤民生，劝善惩恶，尚贤使能等等，无一不带有教化的色彩，甚至‘征伐外夷的军事行动，也是为了扩大‘王教的影响。”学校、家庭、社会应三位一体，共同施教，使教化深入渗透，全面普及。

从方式上看，学校在灌输伦理知识，进行德育修养和训练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承担教化一般民众任务的社会教育，其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择其要者，有注重运用礼仪习俗、祭奠大典，通过演“礼”来熏陶；崇扬德行善举，旌表义烈忠贞，运用榜样来示范；政府发布文告、训谕来强制，乡里制定乡约、族规、宗训来规范。诗书经史以“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为根本，启蒙读本及俚曲书画、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也要“不害于风化，不戾于诗书经史。”舆论的导向，环境的感化，“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连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不明事理的小娃娃都受到“礼仪”的浸染。所有这些，形成一股“万流归宗”的强大合力，使人们自觉地甚至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行为纳入伦理纲常的轨道，合乎“礼”的要求。

古代中国的道德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其内容主要是封建伦理道德，然而，作为一种德育模式，其本身也有合理内核，特别是它的作法给予了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中国古代的教育就其主导倾向来说属于伦理型，有别于西方的知识型。所以有人说：“古代社会几千年的教育，实际上主要讲的是德育。”因而相对于智育和体育来说，它在道德教育方面留给了我们丰富的遗产。

文化传统源于中国的日本和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先后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他们却依然保持着东方人的道德伦理风范。被改造后的儒教文化非但没有成为他们经济腾飞的阻力，反而成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避免了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道德滑坡，新加坡还专门增设了“儒家伦理”的教育必修课。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更应该把民族文化传统同现代文化相结合，使现代文明融于传统文化之中。

三、传统德育因素促进德育创新

德育继承和创新，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继承而不创新，只能原地踏步，没有发展；而创新不基于继承，必将开天辟地、从零开始，无异于回归历史起点。率由旧章，抱残守缺，会窒息德育生命；藐视既往，妄自菲薄，也会贻害德育事业：视现今的教育为过时黄花，弃如敝履，要重辟草菜，另植异种，就会使中國现代德育变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

德育改革立意在创新，指归在开拓。过去的传统积淀在现实德育事业中，以变化的形式浓缩在现实生活中，时刻影响和作用于现实，因而，终不能置几千年源远流长的重教化的德育传统于不顾。

传统道德教育的各个因素和各个方面，将因其性质、作用、价值的不同及我们现实生活的需要而被扬弃、改造或留存。其一，那种以一贯之、延续至今的精神内核已深深地渗透至现实中，成为现实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作用于现实的发展，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其二，有些因素会在改革创新过程中与新的相融合，形成新质的因素。即是说它们会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加进新的成分，不断熔铸，常为常新。其三，现在的德育改革也会“激活”深埋于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使之获得张力，以适应于新的环境。其四，有的因素可作为现在德育事业的一种补充，与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同时并存。此外，针对现实中还有它继续生存土壤的消极因素，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力求化害为益。

传统道德教育中有价值的成分，能够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局限，成为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共同财富。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人类性的成分，每一时代成就都有绝对的内容。人类性、永恒性又都寓于时代性之中。人类认识本来即是一条无尽的绝对真理的长河，它不拒细流，包容一切相对真理，因而可使一定阶段、一定时代的精神财富变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就拿传统道德内容来说，虽然它在总体上属于封建伦理道德，不具有现实意义。但它却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其中不少内容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择善而从”“迁善改过”的谦虚品德、“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等，在中国历史上熏陶出了许多高风亮节之士，孕育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是至今都应该发扬光大的优良品德。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品德，是世代相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德。中华传统美德包括了基本精神、精神精髓、律己修身、精忠报国、仁爱孝悌、诚信好礼、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等丰富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社会主义道德之所以高于以往道德，主要是吸收了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因素，并使其在个人及社会高度上发挥着作用。至于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教育方法，更是有许多合理之处，诸如德育通过智育来进行，通过情感体验来培养，通过主动修养、知行并进来完成，符合道德修养的一般规律。而“为人师表”“及时施教”“学思结合”“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现在的德育中来。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