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玲

摘 要：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体现着他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笔者将船山先生对君子人格的期许，概括为修身、处世以及救世匡时三个主要方面。船山先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關怀、忧虑与同情，以及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精神，理应代代传承。当今知识分子，也应传承古人“为人弘道”的精神传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为人民立德立言，肩负起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使命。

关键词：王夫之；君子人格；读通鉴论

王夫之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著述极丰，有人认为王夫之“把我国封建时代的哲学和史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①。《读通鉴论》是其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洞察剖析，表达了一位乱世士大夫对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等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也处处体现着他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

“君子”一词，在《读通鉴论》中出现多次，船山先生笔下的君子，有的指相对庸人而言有着远见卓识的能人，所谓“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②；有的指相对于小人而言有着理想道德人格的好人，所谓“儒而小人，则天下无君子”③；有的指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掌握着文化知识的社会精英，所谓“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④；同时，“君子”又有别于“君”“主”，所以他又说“君子之立身，期于洁己；其出而事君也，期于靖国”⑤，等等。因此，船山先生心中的“君子”，是相对于庸人、小人和普通人的能人、好人、知识精英或朝廷贤臣，是在个人知识修养、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都远远优于常人的理想人物。笔者将船山先生对君子理想人格的期许，概括为修身、处世以及救世匡时三个主要方面。船山先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自然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关怀、忧虑与同情， 以及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以后，都值得我们再三回顾， 代代传承。

一、“君子度德以自处”——律己成人

王夫之的君子人格理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广泛吸收、诠释前贤思想的前提下形成的，其关于君子的思想也是如此。“君子”一词，单单在《论语》中就出现了百余次，《周易》《孟子》《管子》等经典文献关于“君子”的论述也不少，这些都成为王夫之立论的思想来源和价值依托。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等等，就是从修身方面对君子提出的要求，君子要有德行，又要博学于文。王夫之认为修身正是君子在德行和文化方面首先对自己应该提出的要求，单只博学、有文化并不能成为理想的君子，而应“度德自处”，律己成人。

王夫之认为，君子应该勤奋读书，认识世界，他说：“君子不可一日废者，学也”⑥，“君子之所贵于智者， 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 至于知天而难矣。然而非知天则不足以知人， 非知人则不足以自知。”⑦“自知”“知人”“知天”是认识世界的三个层面，“知天”是“知人”和“自知”的基础，“非知人不足以自知”⑧。“知天者，知天之几也。夫天有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几焉。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⑨知天之理，物不能伤之。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说：“君子之过，不害其为君子，唯异于小人之文过而已”⑩，“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 而患其无可议也”，君子之区别于小人，并不是君子没有过失，而是君子不会掩盖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认识自己，才能取得进步；君子也不忧患别人议论自己（的得失），而是忧患别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所以说君子要有所作为。那么“知天”是指什么呢，他指出，“知天者，知天之几也”，即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如何才能“知天之几”呢？王夫之指出了三点，他说：

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夫三者，报政以优，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贤，未有能置焉者也。……矜其清，则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则察物也必细；矜其勤，则求物也必烦。夫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图。……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B11

又说：

为君子者，清品类，慎交游，远挟策趋风之贱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轻焉。何至贻朝廷以菲薄贤智、轻侧陋之心，问居赢而揖进之哉？B12

他认为“清”“慎”“勤”，是君子修身，从而达到知己、知人、知天的前提，而“运以心，警以目，度以势，乘以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审时度势，做个有心的人，理性思考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才是知己、知人、知天的途径，这也是王船山的认识哲学。君子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绝不是藏之深山，而是为了“因天立命”，指导人事。

二、君子立诚以居正——君子如何处世

《论语·雍也》曰：“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B13君子儒必须立志学大道办大事。而小人儒则为了一己或小集团的利益，不惜破坏社会秩序，扰乱社会良俗，甚至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后世儒家凡有大志者，往往以君子儒自勉。王夫之继承了孔子的观念，他说：“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 本之以德， 立之以诚”， 而小人儒只不过“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又说：“君子立诚以居正，而不竞以名”B14，认为君子应该脚踏实地为社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应该追逐名利。在孔子的基础上，他对君子儒和小人儒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说：

子曰：“无为小人儒。”儒而小人，则天下无君子；故龚胜、邴汉、梅福之贞，而无能以死卫社稷，非畏祸也，畏公议之以悖道违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则有所缘饰以无忌惮；故孔光诸奸，施施于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惭。莽之将授首于汉兵，且以孔子自拟，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B15

这段议论，是就王莽篡汉一事而发。王夫之认为，导致王莽能够顺利篡权的原因主要是从汉宣、汉元以后，士大夫已经集体堕入了邪路，背离了真正的儒家精神，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矫情造作的“小人儒”。如龚胜、邴汉、梅福那样，处于乱世能够不同流合污，以死保卫国家社稷，并不是害怕惹祸上身，而是将儒道放在更高的位置，以死卫道。而小人儒则假托君子之说，如王莽篡汉，亦“以孔子自拟”。正如王夫之指出的，“邪说之行于天下，必托于君子之道”B16，“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B17，歪理邪说往往也是打着儒家的幌子，大行其道；天下最不仁的事情，往往也是托于义，以安慰他的不仁之心。如汉代的大多儒者，不是严肃地体天道、护治道、传学道，而是以俄曲邪妄之说附会当权者，制造了诸多祸害，所以船山愤然写道：“汉儒之毁道徇俗以陵夷圣教，其罪复奚追哉！”B18小人儒依附于权势，他们“怀禄结主”，全部心思都是为了迎合“人主之私好”，而“以私好而托家国之大，其不倾者鲜矣”。船山先生之论，可谓一针见血。

因此，仅仅具备了知识，并不成其为君子，而是要将自身所学用于正道，这是君子对自身提出的要求。王夫之说：“故君子之爱身也，甚于爱天下；忘身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先伏于吾之所忧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夷狄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B19李固被害，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王夫之对“杀身成仁”的做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君子之爱身，甚于爱天下，如果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自顾不暇，怎么可能救别人于水火。这与王夫之反对直言进谏的论调，是一致的。

王夫之又说：“若此者，其怀禄不舍之情，早为小人之所挟持；而拂众矫名，抑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见善若惊，见不善如雠，君子犹谓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况其所谓善者不必善，所谓不善者非不善乎！”B20《论语·泰伯》篇曰：“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B21王夫之继承了孔子的观念，但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君子应该首先保护好自身，才有能力成为真正的君子，因此，类似直言进谏的事情，王夫之是不主张去做的。所以他说，“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君子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因此有自己必不会去做的事；但小人做事没有禁忌，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必然不会去做的事。

三、士之有见于道而思以匡者——乱世君子的匡世情怀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易代的乱世，他对国家和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一生就是为抗清复明而奋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B22个人的努力虽然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洪流，但是这种胸怀宇宙，关怀众生，悲天悯人的关怀意识，对民众生命博雨济离的情怀，他说“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B23，正是“人之不沦胥于禽兽者赖此也”B24，是人之不沦为禽兽的依仗，这也是对孔子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B25“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26等等思想的继承。因此，心系苍生，匡时救世，成为君子人格的又一规定。

王夫之认为，知识精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理应担当起“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B27的使命，这里对君子人格的要求，又类似于古代的“士”。《论语·泰伯》篇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B28，君子要维护治道，立纲修纪。从这个意义上，王夫之所谓的君子之道，即是胸怀苍生，奋发有为，“穷居而以天下为心”，将自己所学所思用于对社会的贡献。王夫之认为，君子以天下为心，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匡君而靖国。他说：“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 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古之君子，遇无道之君，去国出奔，不说人以无罪，故三代立国千年，而无屠割赤地之惨。作善之祥，岂徒在一人哉！”B29王夫之认为，君王是有失误的，士大夫应该担当起救世匡时的大任，“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B30但是如何担当起责任，则要从大局考虑，不能从一时一地的得失出发。他说：“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B31王夫之对刘琨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刘琨虽然胸怀苍生，但是的确难以独自完成抗敌重任，以身殉国，“功不遂、名不贞，而为后世僇（辱）”B32，一定程度上也是自食其果。

第二，出所学以事主。他评价屈原曰：

忠佞不并立。立人之廷者，谗不必忧，讥不可避，而必为国除蟊贼以安社稷，斯国之卫也。虽然，食其禄不避其难，居其职不委其责，去而隐，屏而在外，则亦终远小人而不与为缘尔，非取于必胜以自快也。所恶于佞者，恶其病国而己不可浼也，非与为仇讎而必欲得位以与胜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萧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张仪、靳尚之用，楚国危亡之界也，而黯岂其伦哉？婞婞然属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气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B33

王夫之认为君子有“为国除蟊贼以安社稷”的职责，在其位就当谋其政。屈原在楚国危亡之界因进谏被流放，而汲黯则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屈原的做法与汲黯相比，高下立见。因此，直言进谏，并不是王夫之眼中的君子之道，他认为君子应该闭口不言，不暴露君上的缺点，不激发百姓的不平。王夫之此种观点，在《读通鉴论》中随处可见，比如他还说：“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强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B34又说“进言者极其辞，而必有所避就”B35，“故进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B36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谨言慎行，不能一味批判，关键应该保证社会的伦理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B37 肆意处事，并非君子之道。

第三，维护社会秩序和良俗。在传统社会，教化系统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心散乱，教化崩溃，社会将大乱。他说，“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指出了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伦理次序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一旦社会秩序紊乱，后果则是非常严重的。“上无纲”，则“下无耻”，道德伦理系统的健全是社会机制良性运转的基础，挽救社会风气，正是君子的使命。

四、王夫之君子人格观的历史局限

王夫之生活于明清易代的乱世，晚年隐居著述，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实现他那“吾生当以卫圣人之教，愿为此活埋五尺之身”的愿望，在文学、史学、哲学上均有突出的成就。但是，总体来说，他较少能看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要素对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常常局限于人性善恶及尔虞我诈之间，较少对历史科学理性的思辨。其《读通鉴论》点评史事与人性，很多观点都能启发我们对史实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但仍然不是完美无缺。其论君子哲学，有时也难以跳出传统限制，偶尔显示出认识上的固执与限制。B38

比如，王夫之反對“直言极谏”，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另外，在对具体事件的评价中，也未脱窠臼。比如，他评赵苞曰：

为人子者，岂以口腹事亲乎？抑岂敢以己之荣施及其母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虽劳不辟，虽死不辍，而况于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东武城人也，所守则辽西也。母所居者，中国之乐土，苞所守者，鲜卑凭陵蹂践之郊也；胡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绝塞哉？苞于此已不复有人之心矣。以口腹与？禽虫之爱也；以荣宠与？市井之得金钱而借亲以侈华美者之情也。强寇在肘腋之间，孤城处斗绝之地，奉衰老妇人以徼幸于锋镝之下，苞之罪通于天，奚待破贼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万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并命于危城，苞虽死，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B39

赵苞满怀忠孝之心，后来却落得母死妻亡，自己含恨而死的结果，固然有方法上的不妥当，但是其出发点并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王夫之批评其“罪通于天”，也实在是太苛刻了。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和情怀，王夫之也曾经说自己“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指的应该就是张载所说的这种抱负和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自觉为民请命，上下求索，传承中华文脉，砥砺民族精神。章太炎先生曾经如此称赞王夫之：“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指出船山思想对后世革命者的启蒙，认为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代哲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痕迹。王夫之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自然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船山先生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关怀、忧虑与同情， 那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理应代代传承。易曰：“介于石，不终日。”当今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传承古人“为人弘道”的精神传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为人民立德立言，肩负起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光荣使命。

【 注 释 】

①姚薇元：《王夫之的史学理论初探》，《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B14B15B16B17B18B19B20B23B24B27B29B30B31B32B33B34B35B36B37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2、116、237、230、237、404、404、43、346、168、47、241、116、95、243、66、99、89、89、89、110、64、90、325、325、64、94、102、102、94页。

B13B21B25B26B2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104、167、167、104页。

B22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47页。

B38 关于王夫之思想体系的局限，可参考曹旭华《略论王夫之朴素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及其局限》（《船山学报》1986年第1期），赵治乐《从<宋论>看王夫之的思想局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B39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1页。《通鉴》载：“辽西太守甘陵赵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馀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骑二万与贼对陈，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

（编校：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