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会见毛泽东
2017-04-26约翰·帕顿·戴维斯
领导文萃 2017年7期
约翰·帕顿·戴维斯
在我看来,美国在亚洲面临着三个显著问题。最紧急的是战争的胜负。其次是美国在帝国盟友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争执时采取的立场。最后,当共产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时,美国要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才能获益或将不利降到最低。
随着中国共产党逼近的威慑,美国政府亟须与其建立联系,获取一手信息。然而,“自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文武官员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区”。我提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代表团。
第一个观察团或观察组(蒋不同意使用“代表团”的字眼)在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由包瑞德上校领导。谢伟思作为其政治观察员随行。
“如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谢伟思抵达后几天报告道,“延安的总体气氛类似于相当小的宗派学院——或者说宗教夏令营,人与人之间有点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故作姿态的情谊……”但美国观察团发现共产党人其实是朴素、直接和真诚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开了一个好头。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谢伟思指出,他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且在战后和观察团离开之后仍然保留它。他同时希望能在谢伟思熟悉延安后与他进行一次交谈。
谢伟思在延安待了一个月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其深远意义不在于对话的时长,而在于内容。占据优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向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请求美国政府的合作。他们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将逐渐推翻蒋介石政权,重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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