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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到乾隆,接力打造“盛世”

2017-04-26冯贤亮

领导文萃 2017年7期
关键词:南巡董其昌盛世

冯贤亮

整个清朝的统治,共有260多年。其中,顺治至乾隆年间就占了一半,而且奠立了稳定的疆域,达到了强盛的状态。在这一时期的版图内,王朝的政治变化可谓波澜壮阔。

顺治在位期间 大乱慢慢迈向秩序稳固

1644年,明政权在北方崩溃,南方地区很快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崇祯帝于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死亡,但江南地区确知这一消息时,差不多已到四月底五月初了。由此,明室子孙被相继拥立,在南京、绍兴、福州、肇庆等地建立新的政权,统称南明王朝。与此同时,年幼的福临从山海关进到北京,于农历十月一日宣布清王朝的确立。从这时开始,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西南地区最后的南明政权永历朝结束,清朝才算基本实现疆域一统。次年,就是康熙元年。

整个顺治朝最多算18年,有很多新的政治调整和措施推行,包括赋税、徭役及科举考试等方面,主旨多在休养生息。顺治帝最后公布的遗诏,也让人很感怀,大多是讲他做得还不够好,生活上不能节俭,使用人才也没到位。民国年间编写《清史稿》的学者认为,在那样一个大乱时代慢慢向秩序稳固时期迈进的历程中,顺治帝在位期间其实做了很多好事,唯一可惜的就是在位时间太短。也要指出的是,发生于顺治初期南方地区抵抗异族入侵的若干历史片断,更是显得十分悲壮。从扬州、南京、镇江、江阴到苏州等地,出现了很多令人感伤的抗清故事。

康熙六次南巡 对江南士人施以“怀柔”

董含被奏销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康熙朝。据说,康熙在6岁的时候,就很讨顺治帝的喜欢。一次,他与二哥一道去请安。顺治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二哥说愿为贤王,玄烨则讲愿效法父皇。康熙帝在位时,有杀鳌拜、禁朋党、“更名田”、收台湾、御沙俄、编字典等值得称道的功业。

不过,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地方社会乱象遍生。于是,康熙帝下了一个圣谕,说治世之道在于正人心,并申说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要求。对于这一点,董含倒是称颂有加,认为有了这道圣谕,社会应该会太平一点,秩序会变好。但同时,他在笔记中还是写了不少地方社会与政治败坏的景象,即所谓造孽者多、明断者少的是非混淆状况。

康熙帝有六次南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那时董含还在世。苏州地方负责接待的官员是巡抚汤斌。汤斌的节俭是出了名的,有“豆腐汤”的称号。他接待康熙的规格和排场,想来是不够阔绰奢华的。相比较而言,排场较好的还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第二次南巡。

在松江,董其昌家族已经出现衰落之态。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董家希望借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之机,获得家族再度荣耀的契机。他们知道康熙帝甚爱祖上的书画,就由董其昌嫡孙、时为国子监生的董建中向南巡至松江的康熙帝进献了董其昌的画,果然得到传谕:“你进呈的俱收了,你的画上谕很好,你祖董其昌的书法,皇上自幼临写的,对你子孙说知。”显然,康熙南巡除了视察水利、地方百姓生活外,还有对清初开国以来饱受打压的江南士人“怀柔”的一面。清廷希望以此更多获取江南士人的支持,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

雍正勤政13年 “嬉笑怒骂”中整顿吏治

雍正是人到中年才有机会做皇帝的,因而工作异常勤奋。从性情上讲,他是清代历史上一位极有趣的帝王。他会应对社会上因皇位继承而对他产生的普遍怀疑,专门撰写《大义觉迷录》进行辩白。他让心腹大臣四处寻访有异术、通达性命修养的人,说“有用处”。他还自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这意味像极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此外,就今天留下的宫中档案来看,他将康熙时代就已常用的密折方式,推到了极致,留下了文字内容十分丰富的批语和官员履历评语。他骂人的时候,在朱批中会写“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批复高官奏疏时,这样说:“朕躬甚安,不必为朕过虑。你好吗?好生爱惜着,多为朕效力几年。”他喜爱年羹尧时就这样写:“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甚至说,年羹尧是“朕永远料理事之大臣也”。但翻脸时变化也极快,“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他宽慰官员时会说:“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不过,有时也闹点小情绪:“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总的来说,雍正帝考核各级官吏比较注意长相、官话的标准度以及能否被他看透。不过,可能过于勤政以及身体上的一些问题,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雍正帝的十个儿子中,长到成年的有四个,即弘时、弘历、弘昼、弘瞻。继承皇位的是弘历。也就是后来自号“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

乾隆文武治世 思想禁锢与科举诱惑并行

从康熙至乾隆,一般认为是清朝的繁华盛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实文人的生活还存在许多恐慌的情态,文字狱就是一个显例。清代像吕留良案、莊铤龙刊刻明史案这样的文字大狱,据统计共有88起。其中,顺治朝2起,康熙朝2起,雍正4起,其他统统发生于乾隆朝。其他小的文字之狱,更是多如牛毛。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间吴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写那样,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而言,读书人只要考取生员(秀才)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粮税,且政府提供廪膳银(生活费)。各地还设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衙门官吏也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但如果一生与科考成功无望,就很有可能跟蒲松龄一样发出悲叹:“世界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是下流。”

总之,清朝刚刚建立的顺治皇帝期间,亟须抚平战争创伤、推展休养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续这一政治主线,同时注重文化上的调控和笼络。到雍正时代,王朝情形基本稳定,基层社会吏治的整顿开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不仅给各级官吏提供养廉银,而且颁布《州县事宜》,加强地方行政工作。此后的乾隆朝,在长辈们的精心经营后,总体上处于文武治世的状态,天朝自大心理渐渐滋生和膨胀,已有停滞之态。这种盛世之末的感觉,之后逐渐成为现实,令后人不禁感慨。(摘自《决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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