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连

摄影和书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美国摄影史学家纳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曾在《摄影书籍出版简史》一文中谈到：“最初一些让光线在玻璃板和金属板上产生影像的试验起因于人们希望改进和加快书籍插图绘制的愿望。”（《中国摄影》2004年第1期）在摄影史的早期，照片具有的可复制性就已经是摄影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而当一张张散落的照片汇聚成册，加上或多或少文字的引导和勾连，它便是摄影书的雏形；而一本书中照片与照片之间通过不同的组合排列，激发出的新的意义空间，建构的整体性使得照片变得更有力量。

达盖尔银版法和卡罗式摄影法发明后，使用照片的出版物开始增加。在19世纪末网目制版工艺（half-tone reproduction）发明之前，照片和文字通常无法一起印刷，书籍里的照片插图，一般有两种：一是使用珂罗版制版法、凹版制版法、伍德伯里制版法复制照片，然后印制在纸上，但这种方法更接近版画的感觉；二是用蓝晒法或直接从照片底版接触印相所得的纸基照片粘贴其上，或把文字粘贴于纸基照片上，而后者所得的照片和底版一致，这样以纸基照片为主体编辑而成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摄影书（photobook），并且充满手工意味。被认为史上第一本摄影书的《不列颠藻类照片：蓝晒印象》（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便是英国植物学家、摄影师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在1843年制作的一系列藻类蓝晒物影照片的集合，她将照片编辑、装订成书的同时，还把手写文字条粘贴在照片上。而被称为第一本商业出版摄影书的《自然的画笔》（The Pencil of Nature）出版于1844年至1846年之间，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用卡罗式摄影法制作了城市风景、建筑、静物和特写等不同景别的24张照片，并将照片手工粘贴于已印刷文字和图画的书籍上。这两本书里面的照片都是原版印制品（original prints），而这两种制作摄影书的方式几乎占据了整个19世纪。马丁·帕尔（Martin Parr）和格里·巴杰（Gerry Badger）在第一卷《摄影书的历史》（The Photobook： A History）也曾提到，“19世纪的摄影几乎都与书籍有关，存放地点多是图书馆或档案馆，这类书里填充的照片是原版印制品而不是印刷复制品（printed reproductions）。”20世纪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片可以不同大小地自由印刷在各种刊物和书籍上。如今，虽然我们在网络上可以随处可见照片，但我们真正凝视一幅照片的时间越来越少。目前为止，印刷仍然是还原照片原作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而且摄影展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可以由书轻松破解。难怪，帕尔和巴杰说，“摄影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印刷于纸页的媒介（printed-page medium）。”

20世纪末开始，关于摄影书的集中探讨逐渐展开，多是由摄影书收藏家来主导。摄影收藏家、出版人安德鲁·罗斯（Andrew Roth）分别在1996年、1997年和1999年编著了三册《关于摄影的书》（Books on Photography），这些书册更像是收藏图录，除了出版信息和内容简介外，还标明每本书在当时的市面价格。而罗斯在 2001年主导编著的《20世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101本摄影书》（The Book of 101 Books：Seminal Photographic Boo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更注重所選摄影书对照片的排版呈现，收录了101本20世纪的经典摄影书。2004年，罗斯策划了《翻书：从1878年至今的摄影书的历史》（The Open Book，A History of the Photographic Book From 1878 to the Present）展览，同时推出同名展览图录，这个主题展被许多人认为是探讨摄影书的关键性展览。罗斯的行动更多是自己单人操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同是摄影书收藏家的马丁·帕尔看到了摄影书的特质和发展潜力，他找到一位熟知摄影历史的格里·巴杰来一起编撰“摄影书的历史”，为摄影书正名，帕尔和巴杰分别于2004年、2006年和2014年合作出版三卷《摄影书的历史》，虽有人认为《摄影书的历史》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读物，但他们以一种编撰摄影书历史的态度，来呈现摄影书的各种可能，加上相关内容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加速驱动，使得“photobook”（摄影书）这一新的术语得以强化和普及。自《摄影书的历史》前两卷出版后，拉美、中国、德国、日本、荷兰、瑞士等以国家和地区为线索梳理摄影书的著作不断涌现，甚至还有以城市为线索的摄影书。马丁·帕尔作为马格南图片社的主席最近还编著了《马格南摄影书》（Magnum Photobook： A Catalogue Raisonné）。这些或以图录或以史料梳理的方式对摄影书展开的“摄影书中书”编撰，使得对摄影书这一媒介的关注进入到更为广泛的公众层面。而2015年，马丁·帕尔和荷兰摄影小组鲁小本& 泰斯共同在中国举办的“中国摄影书集”展更是助推了国内对摄影书出版、制作和收藏的重视。

行文至此，需要说明一点，国内对摄影图书的认识，从广义上来说，包含摄影史论/理论/评论、摄影画册、摄影故事、摄影随笔、摄影教材（含技法、器材、教程）等各种以摄影为主要线索来书写的书籍。在本文和本专题中提到的摄影书更多指的是“包含或不包含文本，作品的主要信息是以照片为主要载体，书的作者可以是一位摄影师或一群摄影师，也可以是为摄影师作品编辑、排序的人，甚至是一群摄影师。”“摄影书是一个‘事件场域，封面之下容纳一组照片，前后照片之间存在共鸣，当你一页页翻开，会感觉到整体的意义多于单张照片本身的意义。”（引自《摄影书的历史》第一卷前言）虽然摄影书内容上比较靠近通常所说的摄影画册，但 “画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基本解释是“装订成本子的画”，英文有译为“picture album”或“painting album”。“画”字更加强调普泛意义上的“图画”（picture），而“album”这个来自拉丁语的词原意为白色，后来指用来收集名人的签名本，粘贴照片、邮票、图片的“空白的本子”，“摄影+画册”虽是强调摄影，但“摄影”和“画”放置一起不免有种重复的意味。通常所说的“photo album”更准确的中文译名是 “摄影集”。而“photobook”或“photographic book”直译为“摄影书”，除了强调设计和印刷上的考量外，还更强调作者或编著者的编排意识，更突出摄影和书的那种亲密关系，同时强调摄影这种区别于文字的内容载体。

总体来看，目前在国内，器材、技法和教程类的图书数量占据摄影出版的主体，但是随着互联网上相关资讯的丰富，图书市场上那些初级的摄影器材、技法书已经饱和，而读者对影像文化的深度阅读需求日益加大，这就使得摄影出版的多元化局面逐步打开。

摄影书、摄影理论/评论书，以及将摄影运用于各学科领域的影像文化出版物是近几年国内摄影出版最突出的趋势。在传统出版领域中，中国摄影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等专业摄影出版社对此都有不小的投入，中信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等综合类出版社偏向于更大众化、生活化的影像文化出版，即使前几年从计算机图书出版派生出来做摄影技法书的人民邮电出版社也在加大影像文化读物的出版。国内影像文化方面的原创摄影图书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产出不少，但能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中国摄影师和原创作者并不多，于是从国外原版引进成为便捷的途径。在大部分出版社里，这类引进出版的摄影图书占了较大的比重，一方面引进的摄影图书对于影像文化有更多元的认识，对中国摄影的发展以及国内摄影师的创作都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经过境外出版社把关而在销售业绩上有一道安全屏障，出版周期相对可控，出版费用有时甚至比原创图书低。影像文化类书籍更多是作为长销书出版，有些也可成为比较畅销的图书，例如，在业界颇受认可的两本引进摄影史论/理论读物《世界摄影史》《摄影批判导论》至今已加印3次。对于影像文化的出版，出版社除了自家策划摄影图书外，也会与图书策划公司合作，例如这几年比较突出的后浪出版公司策划不少重要的影像文化书籍，而且也很注重图书的引进，博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撰写的《摄影史》（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已在他们2017年的出版计划中。

前些年，由于那种印制费用较高的摄影书资金投入大，受众小，大多数出版社望而却步。近些年，像《庄学本摄影全集》《侯登科的世界》、吕楠的摄影三部曲、杨延康的《心像》等大部头摄影书的出现，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同时，出于美术馆、画廊印制展览图录和为代理摄影师出版作品集的传统，近些年国内的相关艺术机构也通过各种渠道制作了大量摄影作品集。这些艺术机构往往把摄影书作为展览的延伸，因此对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的要求普遍较高。

另外，最近流行的众筹也为摄影图书的出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比如，在2016年的摄影图书里，《中国当代摄影图录》便是艺术机构“蝴蝶效应”通过在自家微店发起众筹，以读者预定的方式获得一笔制作资金；南方日报记者丁铨则在众筹网站上筹得4万元左右的出版资金，最终出版了他用六年半编写的《旧影潮州》。出版社也会主动加入众筹的队伍，浙江摄影出版社在某众筹网站上发布《当代摄影文化地图》一书的众筹活动，最后筹得近2万元的资金，比预期多了将近一倍。可以说，众筹不仅为出版项目做一个资金支持，还达到图书宣传的效果，同道中人会支持，还能挖掘潜在的读者。

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国外独立摄影书制作潮流的影响，一些摄影书爱好者在国内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图书制作机构。例如，言由创办的假杂志，在香港注册并在大陆扎根后，2011年至今已出版18本摄影书；从事媒体工作的小鹏和一万在上海创办摄影书工作室及艺术书分享平台Same Paper，至今已制作8本摄影书，他们也有自己的摄影书店。这两家摄影机构不仅出版和制作摄影书，还开设摄影书店、办书展来推广摄影书，这也成为越来越多小型摄影机构的发展方向。

隨着数字时代影像传播的活跃，以及数字印刷的便捷，最近几年，国内不少摄影师开始自己印制或手工做摄影书。摄影书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创作方式，而不仅仅是影像传播的媒介。在豆瓣和一些摄影网站经常可见自制摄影书的展示或售卖。而各大美院、传媒类院校现在越来越重视让学生用书来呈现他们的摄影作品，训练他们的编排能力和艺术创造力。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各类高校摄影专业课上还给学生增加了做一本书的要求。在一些院校的毕业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自己制作的艺术书作为毕业作品来呈现。另外，这几年也不断有摄影书工作坊的活动，鼓励摄影师通过自己的编排和设计去动手做一本书。

如今，越来越多的奖项、书展为制作摄影书的热潮推波助澜。读者不仅可以在现场看到摄影书的各种样态，还能在这屏幕占据视觉生活的时代体会摄影书所带来的多元感官体验。从最早的阿尔勒摄影书奖到新进的巴黎摄影博览会-光圈基金会摄影书奖，从囊括各领域图书的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到以艺术书为导向的伦敦艺术书展、纽约艺术书展、东京艺术书展，再到以摄影书为主的卡塞尔摄影书节、维也纳摄影书节等活动，国内的媒体都有及时详尽的报道。国外摄影书节（奖）、书展在中国落地或巡展在这两年也多了起来：德国摄影图书奖自2013年开始每年都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获奖图书的巡展；2016年6月，第八届卡塞尔摄影书节移师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2016年11月，集美·阿尔勒摄影节上展出2016阿尔勒摄影书奖的精选图书。中国年轻一代的摄影师也开始在这些国外奖项上崭露头角，杨圆圆的《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入围2015阿尔勒摄影书奖“作者图书奖”（Author Book Award）候选名单，陈哲的《蜜蜂&可承受的》斩获2016卡塞尔摄影书节“最佳摄影书大奖”，张立洁的《半夜琵（luàn）琶（tán）》摘得2016卡塞尔摄影书节“摄影样书奖”第三名，程新皓的《对一条河流的命名》获得2016巴黎照片-光圈基金会摄影书奖“第一本摄影书奖”提名。这几年，国内摄影人也策划不少书展或书市，2013 年，由任悦策展的“摄影与书”在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上推出；言由也曾在2012 年策划了“假杂志与中国独立摄影书展”，2013 年在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策划“手工摄影书展”；2015年，青年策展人何伊宁在英国FOMAT 摄影节推出了展览“来自中国的50 本当代摄影书 2009-2014”，并随后在国内多个城市巡展。2016年11月，言由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上策划了持续3天的摄影书市，邀请了十几家海内外的摄影出版机构参与。另外，摄影书也频繁地在国内的艺术书展上亮相，例如，2016年8月开始，由夢廠DREAMER FTY策划的“abC艺术书展”（ art book in China - abC/f），先后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展区里展出，呈现了大陆和港台地区小型出版机构和艺术家自主出版物的样貌，摄影书是其中的重要类型；2012年开始，徐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的三年一届的“钻石之叶—全球艺术家手制书”也可看到不少艺术家自制摄影书和“摄影+手工”创作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