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移民进入可能“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也令许多人深感忧虑。事实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而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使用2000—2012年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人口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约101个百分点。

关键词：移民；公共品；财政效应；竞争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2-0066-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2007

收稿日期：2016-05-25；修订日期：2016-10-24

作者简介：陈刚，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为经济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5—2000年中国跨省移民的规模为322821万人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把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的地区或空间迁移，主要是从原住地到目的地的永久性住地变动。国内学界一般将中国人口迁移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的迁移伴随着户籍的相应变动，这类人口迁移被称其为迁移人口；另一类是，人口虽然迁移到异地但户籍没有相应的变动，这类被称为流动人口。本文并未对人口迁移作上述分类，把上述两类迁移人口都视为移民，并研究第二类移民（即迁入地与户籍地分离的流动人口）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2005—2010年跨省移民规模进一步增加到了549939万人，10年时间里增长了227118万人。有证据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提高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了迁入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而且改变了各地区间的需求结构，促进了地区间禀赋差异的收敛，平衡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2]。

但是，由于担心移民的进入会“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资源，外地移民一直以来都受到迁入地政府的政策歧视和社会公众的舆论歧视。许多证据表明，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对外地移民制定了种种歧视性的政策和规定，以提高移民在迁入地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3]，同时，在投资、职业、住房、学历等方面对移民制定了严格的落户门槛，以限制移民获得迁入地的城市户籍[4]。

除了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城镇普通居民也对移民存有敌意，不愿意与移民一起分享城市較高的生活水平，新闻媒体也经常不公平地把移民与拥挤、混乱、犯罪、暴力、超生和非法性关系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5]。

但在事实上，移民会“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的观点，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认识误区，而且也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理论分析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不仅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而且存在正向的财政效应，因此，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的相对大小。若移民进入的竞争效应大于财政效应，移民进入将会降低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反之，若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移民进入将增加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为此，有必要综合分析移民进入的不同效应的最终结果。

鉴于此，本文使用2000—2012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首次评估了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在识别策略上，为了避免回归方程中的逆向因果关系造成的估计偏误，我们使用迁入地和迁出地间的地理距离，以及迁出地的人口规模、人均GDP和农作物受灾率等外生变量作为迁入地移民规模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发现，移民进入并没有恶化迁入地的公共品供给，而是增加了迁入地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和人均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品供给。主要原因是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的规模，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占比每提高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当地GDP的比例将会提高101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移民进入会“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公共品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此，取缔和消除对移民的各种政策歧视和舆论歧视，不仅有助于增进社会融合和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益于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型。

二、文献评述

人口的跨地区迁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和结果。中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在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生产队集体经营制度，避免了农业集体生产中的偷懒和磨洋工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使得粮食供应变得充足，而且产生了大量富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在城市地区，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崛起和扩张，产生了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上述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使得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人口迁移现象。到1989年，移民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了，当年春节期间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5]。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移民规模呈迅速扩张的趋势，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5—2000年移民数量为322821万人，2005—2010年数量达到了549939万人。同时，移民的迁移范围也得到了扩展，流向主要由乡村向城市迁移，地区分布主要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迁移[6]。

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人口迁移，为迁入地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担心移民的进入会“挤占”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移民长期以来都受到迁入地政府的政策歧视和社会公众的舆论歧视。例如，新闻媒体报道的犯罪案件中，往往会显示移民犯罪所占的比例更高。移民之所以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主要原因是对移民的歧视性就业和福利政策，迫使移民具有更低的“合法”工资和犯罪成本[7]。若能够取缔歧视移民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那么，移民的犯罪倾向并不会比本地居民高。来自劳动力市场的证据表明，移民进入不仅没有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概率造成显著的不利冲击，反而促进了劳动力的职业分工，提高了本地劳动力的工资收入[8]。

对于移民进入是否“挤占”了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现有文献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事实上，由于“纯”公共品并不具有竞争性，因此，移民进入并不会对迁入地“纯”公共品的供给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只可能影响迁入地竞争性的“准”公共品的供给。但移民进入对迁入地竞争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一方面，移民进入会对迁入地竞争性公共品的供给造成直接的竞争效应，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成本，进而降低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在中国，这种竞争效应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外地移民在迁入地并不能与本地居民同等条件地享有诸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例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地的公立学校都不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现在，虽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已经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但那些较好的学校却仍然未能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实行同等待遇[9]。

另一方面，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也具有正向的财政效应，即移民进入不仅为迁入地做出了直接的税收贡献，而且可能通过促进迁入地的经济增长，间接地提高迁入地的财政收入，使得迁入地政府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现阶段的外地移民主要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他们有非常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因此，他们对迁入地财政的贡献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孙自铎的案例研究显示，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社会财富的1/6至1/3是由外来劳动力创造的[10]。都阳等研究显示，外地移民显著提高了迁入地的市场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并预测在2014—2020年间，外地移民为迁入地创造的年均净收益可能超过12万亿（人民币）[1]。

因此，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在理论前景上并不确定，这要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如果竞争效应大于财政效应，那么，移民进入将减少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反之，如果竞争效应小于财政效应，那么，移民进入则会增加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而在中国，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应可能是远远小于财政效应的。基于上述逻辑，便可以在理论上预期，移民进入可能并不会降低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数量。但是，上述理论预期仍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澄清。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中国地级市（包括4个直辖市）数据，实证评估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与本研究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使用欧美国家数据研究移民进入如何影响了迁入国财政条件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使用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评估移民进入的财政效应。静态方法重点评估了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移民进入对东道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影响，动态方法则将移民及其后代的财政效应同时纳入核算范围。坦率地说，上述两种核算方法各有优劣，其中，静态方法的使用無需太多的假设条件，但其不能捕捉到在生命周期范围内，移民进入对东道国财政条件的长期影响。动态方法虽然有助于捕捉到移民进入对东道国财政条件的长期影响，但其测算结果的稳健性却内生于严格的假定条件，包括移民的生育率、移民是否回流、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东道国的财政税收政策等[11-12]。总的来说，早期的文献研究发现，高技术移民的进入往往为迁入国带来了正向的财政贡献，低技术移民对迁入国财政的贡献，则取决于低技术移民是否回流。若低技术移民存在回流，不在迁入国永久定居，那么，其对迁入国的财政贡献也是正向的；若低技术移民在迁入国永久定居，那么，其对迁入国财政有略微的负向影响。但在总体上而言，移民进入对迁入国财政条件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11]。

新近的研究文献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达斯特曼（Dustmann）等使用静态方法，测算了2004年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的移民对英国财政条件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东道国居民相比，虽然移民的收入水平更低，但其就业率更高，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概率更低，因此，移民对英国财政收入的贡献大于其从东道国政府获取的财政补贴[12]。同样使用静态方法，达斯特曼和弗拉迪尼（Frattini）测算了1995—2011年进入英国的移民的财政效应。研究发现，来自欧洲经济区的移民对英国财政条件的贡献是正向的，但来自非欧洲经济区的移民对英国财政的贡献率却是负向的，这能被非欧洲经济区移民的高生育率所解释[13]。鲁伊斯特（Ruist）使用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

，测算了来自欧盟10国的移民对瑞士财政条件的影响。测算结果说明，在短期内（使用静态方法测算），移民对瑞士财政条件的净贡献等于0，或者是有略微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内而言（使用动态方法测算），移民对瑞士财政条件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这依赖于移民与本国居民收入的同化率、真实利率以及公共品的边际供给成本等条件。若移民与本国居民收入不能趋于同化，且向移民提供公共品的边际成本与向本国居民提供公共品的边际成本是等价的，那么，移民进入的净财政效应会是负向的[14]。

三、识别策略

本文使用了2000—2012年中国地级市（包括4个直辖市）数据，评估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基准回归方程设定为回归方程（1）的形式：

其中，下标i表示地级市，t是年份，ν是城市固定效应，ε是随机扰动项。方程左边的被解释变量pg是衡量公共品供给的变量。在方程的右边，变量migration是衡量各城市移民人口规模的变量，其对应的回归系数β1的符号和显著性是本文关注的重点。X是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变量矩阵。

1.变量和数据

理论上，移民进入并不会影响迁入地“纯”公共品的供给，其主要是影响迁入地竞争性的“准”公共品的供给。因此，本文用来衡量公共品供给的指标，选取了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具有竞争性的“准”公共品。具体来说，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移民进入对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公共道路交通和人居环境等地方性“准”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其中，以每千人病床数和医生数衡量医疗卫生，以中学师生比和小学师生比衡量基础教育，以每万人公交车数和人均道路面积衡量道路交通，以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率衡量人居环境。

衡量移民规模的指标，本文是使用各城市移民占比来衡量。其中，2000年和2005年各城市移民占比的数据由陆铭等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库测算得到

陆铭等测算各城市移民人口比重时，删除了在校生、职业或行业为农业以及不处于劳动力年龄范围的样本[15]。[15]。2010年各城市移民占比数据是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乡镇长表数据测算得到，具体而言，是以非本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2010年各城市移民占比的度量与陆铭等的度量存在差异，但两种度量方法得到的结果存在高度的正相关。陆铭等提供的2005年各城市移民占比与本文测算的2010年各城市移民占比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77，意味着上述度量方法上的差异可能并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明显的不利冲击。

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变量矩阵X中，纳入下述变量：①200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及其平方。这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也会发生变化。

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的变化将会促使各类公共品供给数量发生相应的变化。②人口密度。一方面，人口密度上升可能为公共品的供给带来规模经济的收益，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共品的供给绩效；另一方面，人口密度上升也会造成拥挤效应，可能恶化公共品的供给绩效。③财政支出规模。以各地级市本级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④财政自主率。以各地级市本级財政预算内收入占预算内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现有文献研究中，财政自主率常常被用来衡量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可能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并促进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进而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⑤经济增长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能创造更多的税收，这有助于增加公共品的供给。

上述衡量各变量的原始数据，除特别说明之外，均摘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且均以各城市的市辖区为统计口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移民占比变量，只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3个年度的截面数据，因此，为了与之匹配，其他变量也取相应时间范围内的均值。具体来说，与2000年各城市移民占比变量匹配的是其他变量在2001—2005年间的均值；与2005年各城市移民占比变量匹配的是其他变量在2006—2010年间的均值；与2010年各城市移民占比变量匹配的是其他变量在2011—2012年的均值。表1中报告了回归分析中使用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2.识别策略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移民往往会偏好向具有更好公共品供给绩效的地方迁移。因此，在回归方程（1）中，移民占比变量与随机扰动项是相关的，回归系数β1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将会低估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鉴于此，为了得到β1的一致估计量，本文将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回归方程（1）。借鉴现有文献中的方法[16]，本文使用外生于迁入地的公共品供给，但却与移民规模相关的因素，按照回归方程（2）对各城市移民占比进行预测；然后使用各城市移民占比的预测值作为其真值的工具变量。

其中，下标i和j分别表示城市i和省份j。解释变量矩阵Z中包括了城市i与省份j间的地理距离及其平方，以及省份j的人口规模（千万）、人均GDP（万元）和农作物受灾率（%）等变量。其中，城市i与省份j间的地理距离以城市i与j省省会城市间最近的公路距离（千公里）衡量。理论上而言，若城市i与省份j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由省份j迁往城市i的移民规模越小。同时，若省份j人口规模越大、人均GDP越低和农作物受灾率越高，由省份j外迁的移民规模相应更大。

表2报告了基于地级市-省份配对数据，对回归方程（2）的OLS估计结果。其中，地理距离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为正，说明地理距离对迁入地城市移民占比的影响是“U”型的，“U”型的拐点是124千公里，意味着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由省份j迁入城市i的移民规模是先下降后上升的。人口规模和农作物受灾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期一致，说明如果省份j的人口规模越大，农作物受灾率越高，由省份j迁往城市i的移民规模也相应更大。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理论预期，但这对城市移民占比的预测而言，影响并不是致命的。

基于表2中第4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各城市移民占比的预测值

四、移民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证据

1.OLS估计

本文使用OLS估计了回归方程（1），如表3所示，在控制住其他可能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变量之后，移民占比变量的回归系数只是在第4列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在其他各列中均不显著。这说明，移民进入对本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可能并不像社会公众所忧虑的那么悲观，其不仅没有显著降低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反而显著提高了以小学师生比衡量的基础教育的供给。但正如前面所述，移民一般也偏好向有更好公共品供给绩效的地方迁移，移民对迁移地的选择性可能使得移民占比变量与回归方程（1）中的随机扰动项相关。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表3中对移民占比回归系数的OLS估计量便不是其真值的一致估计量。

2.工具变量估计

为了得到移民占比回归系数的一致估计量，本文使用之前以迁入地和迁出地间的地理距离等外生变量所估计的各城市移民占比的预测值，作为移民占比的工具变量完成了对回归方程的工具变量法估计。表4中报告了工具变量方法估计结果，其中，F检验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LR统计量也显著拒绝了方程识别不足的原假设，意味着工具变量的选择是令人满意的。

对于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移民占比而言，其回归系数在各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移民进入显著地增加了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对此合理的解释是，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财政效应远远超过了竞争效应。

在中国，移民进入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也是符合理论预期的。首先，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外地移民往往被排除在主要由迁入地财政负担的公共品和社会福利体系之外，并不能与迁入地居民同等条件地享有迁入地供给的各类公共品，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具有较强排他性的公共品。这使得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应可能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现阶段

的国内移民主要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这使得移民进入不仅扩大了迁入地的市场规模，而且提高了迁入地的全要素生产率[1]，并为迁入地创造了可观的社会财富[10]。也就是说，中国现阶段国内移民的高劳动参与率和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为迁入地创造巨大的财政收益。

另外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公共品供给压力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与上述研究发现并不矛盾。首先，移民进入增加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滞后于移民进入时间。即在移民进入之初，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只存在竞争效应，此时移民进入会暂时“挤占”迁入地的公共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会持续增强，并最终超过竞争效应而增加迁入地的公共品供给。其次，不同人群对不同质的公共品的偏好存在差异，中国当前城市中的公共品资源短缺，可能主要表现为优质公共品（例如，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和医疗资源）供给的不足，但普通公共品的供给量可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本文估计到移民进入增加了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但这些增加的公共品供给可能并非完全都是优质公共品。这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为不同偏好的群体供给相应的差异化公共品。

其他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对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人居环境等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是呈倒“U”型的，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上述各类公共品的供给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这可能反映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了基础教育类公共品的供给，但却显著增加了道路交通类公共品的供给，说明对于道路交通类公共品的供给而言，人口密度上升的规模经济收益可能大于拥挤效应，但对基础教育类公共品的供给来说却恰好相反。财政支出规模显著增加了医疗卫生、道路交通和人居环境类公共品的供给，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财政自主率是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常用指标，其回归系数大多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财政分权可能并未显著改善公共品的供给绩效。事实上，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指出，在垂直管理的政治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官员绩效考核体制下，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17]，即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配置到了经济建设领域，并相应“挤出”了对医疗、教育、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上述逻辑也能够合理解释为何财政自主率没有增加公共品的供给。经济增长率上升并不能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这可能是因为回归方程中已经控制了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因为经济增长提高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是其影响公共品供给的最主要渠道。

3.进一步的讨论

表4的回归结果说明，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的公共品供给。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报告的各城市人口数是按照户籍人口数进行统计的，因此，表4中衡量人均公共品供给的变量实际上也是按照户籍人口数进行平均的。这就使得表4中的估计结果可能低估了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应。鉴于此，本文在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中整理得到了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并以此测算得到了各城市每千人常住人口病床数和医生数

我们此处之所以舍弃了以中小学师生比来衡量的基础教育类公共品，主要原因是对于生均教师的测算而言，现有统计资料中并未报告移民适龄子女的数据。，进而再次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了回归方程。

表5报告了方程的估计结果。对于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移民占比而言，其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即便是以常住人口数进行测算，移民进入也显著增加了迁入地每千人病床数和医生数，意味着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的确可能大于竞争效应。另外，表5中移民占比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之表4中略微降低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往往凭借现有的户籍制度，将移民排斥在了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3]，与此相应的，迁入地政府主要是基于本地户籍人口规模来决定公共品的供给数量，而外地移民规模对迁入地政府的决策影响则要弱得多，并由此造成了移民占比对迁入地常住人口人均公共品供给的正向影响规模，要低于对迁入地户籍人口人均公共品供给的正向影响规模。

五、移民进入的财政效应估计

前面提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对此合理的解释是，移民进入影響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其中，财政效应包括外地移民对迁入地财政的直接税收贡献，以及外地移民通过促进迁入地经济增长而为迁入地财政做出的间接贡献。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分别估计移民进入对迁入地财政做出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但通过使用迁入地财政收入规模对移民占比及其他变量进行回归，却有可能在总体上估计得到移民进入的财政效应规模。

表6报告了方程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是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比重（%）。第1列报告的OLS估计中，移民占比变量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很可能是因为方程存在严重的内生性偏误造成的。通常来说，迁入地的财政收入规模越大，可能意味着迁入地的税负水准更高，也可能意味着迁入地更好的经济（税收）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迁入地的税负条件和经济基础都将影响移民的进入意愿。鉴于此，我们在第2列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修正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回归结果显示，移民占比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的财政收入，移民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507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应最终表现为迁入地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因此，表6在第3和4列中纳入了迁入地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并以此估计在控制住竞争效应之后，移民进入对迁入地财政的净贡献规模。此时，移民占比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第3列OLS估计中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第4列IV估计中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控制住竞争效应之后，移民进入对迁入地财政的净贡献仍然为正，这与移民进入增加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发现是吻合的。移民占比变量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值说明，即便在控制住竞争效应之后，移民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101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即便迁入地政府继续增加相当于当地GDP规模1%的财政收入，为外地移民供给公共品，外地移民对迁入地财政收支的影响也是平衡的。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出于移民进入会“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的忧虑，外地移民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迁入地政府的政策歧视和社会公众的舆论歧视。但在事实上，移民进入“挤占”了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的观点，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认识误区，而且也并未有经验基础。理论上而言，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不仅仅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还包括了正向的财政效应。若财政效应的规模大于竞争效应的规模，移民进入反而有助于增加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

本文使用2000—2012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发现移民进入并非降低了迁入地公共品的供给，反而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和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品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即便在控制了竞争效应之后，移民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101个百分点左右。

以上发现说明，对移民进入会“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的忧虑可能是不必要的，迁入地政府对外地移民的政策歧视和舆论歧视也不具有正当性基础。鉴于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滋生针对移民的种种政策和舆论歧视的制度基础，因此在政策含义上来说，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现有的户籍制度，取缔滋生在政策和舆论上歧视移民的制度基础，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公平，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进而有益于经济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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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