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霞

部长通道

万钢：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即将出台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学与技术部部长万钢表示，目前科技部正在制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建设方面、社会民生环保方面、国家安全各方面的应用。

万钢表示，多年来，科技部通过“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一系列科技计划，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重点支持了智能计算机系统、智能机器人、自动信息处理，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方面也支持了一批项目。面对这些新形势，科技部在深度学习关键技术、跨界融合的信息技术、人机协同的操作和控制方面，在群体智能和开放研究方面下力气。目前，科技部正在集科技、企业各界专家，共同制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规划，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建设方面、社会民生环保方面、国家安全各方面的应用。

同时，万钢指出，国家还要打好基础，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主要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共性技术上下力气。他强调，这个研究必须是开放的，有知识交流平台，有知识共享平台，有开放软件平台，建立开源软件，同时要与众创空间形成通道。

苗圩：解决用户对新材料“不敢用、不好用”等难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随着新材料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新材料对整个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比过去更加重要了，现在普遍认为是“一代材料、一代产业”。

苗圩指出，“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的要求，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进我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大体上有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形成发展合力。加强各个部门之间分工和协同，发挥好专家委员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聚焦重点领域，力争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第二，注意分类施策。根据新材料发展特点，从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3个方面着手，解决一些共性的技术问题，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第三，坚持需求导向。以解决应用需求为目标，推进新材料有关政策的落实，比如搭建实验检测平台、生产应用示范平台。此外，苗圩特别强调，还要研究把首批次的新材料纳入保险补偿范畴，来解决新材料刚开始投放市场时候下游用户“不敢用、不好用”等方面的难题。

人工智能

何帮喜：建议把大数据、智能制造提升为国家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民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帮喜认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能制造主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上到国家、下到个人的关注。近些年，在欧美传统工业强国，大数据、人工智能被视为改变生产率停滞的拐点。

他说，从长远看，发展大数据智能制造是国家自强的催化器、是维护中国民族核心利益的有效手段、是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他表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带來的新元素、新活力，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和地位实现弯道超车的有力抓手，可以实现中国由制造到智造的转变，提升我国制造产业能力。

何帮喜说，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中国制造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增速喜人，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大数据智能制造体系发展相对基础比较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一，中国制造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指导，同时，配套体系建设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等缺乏使得其发展还处于无序状态。第二，我国工业制造整体基础相对落后，配套相对滞后，因此出现了异步发展、整体效率不高、融合程度低。第三，缺乏在智能制造领域领先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及平台级应用。第四，大量民营企业和人才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未来充满渴望，并且具备创新发展的能力和实力，但因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相对较弱，迫于市场竞争压力无法积极开展工作。

何帮喜认为，从宏观层面来说，就必须着眼长远，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造业发展有着整体规划，将其发展路线提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推动同时开展配套体系建设，注重数据安全，以高标准、高配套、高质量带动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在微观层面，智能制造的核心是工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领域的深度集成应用，他说，需要大力加强工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核心技术及平台研发能力；同时开展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引导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力争在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占据有利地形。

刘庆峰：“人工智能+”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未来5～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可以进入到教育、医疗、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几乎所有行业，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到来。

刘庆峰还格外强调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在全球的话语权，决定其在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为保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他建议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系统规划、加速布局，抢抓全球产业制高点。他提出如下具体建议：设立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源头技术创新；成立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动行业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定“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标准体系和测试方法；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课程和社会培训体系；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支撑和法律体系；设立国家级软课题，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研究和伦理引导；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建议加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产业资源整合；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应用示范区，以示范应用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雷军：我国应大力实施人工智能战略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表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已处于世界前列，在某些方面甚至引领了技术趋势和发展方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遇到一些问题，如体制机制的束缚、缺乏国家级专项规划、人才匮乏、核心技术及核心元器件仍受制于人、政府大数据开放力度不够等。

雷军建议将人工智能发展提至国家顶层设计。他说，国家应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促进人工智能大发展。为此，他对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提出了4点具体的建议：一是国家层面进行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与专项规划；二是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四积极建立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五是大力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

邓中翰：以自主芯片决胜人工智能时代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建议，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是要注重将先进芯片技术转化为自主标准，以自主芯片决胜人工智能时代。

芯片是人工智能技術发展的源头，可以说“得芯片者得天下”。能否开发出具有超高运算能力、符合市场需求的芯片，已成为决定人工智能领域话语权的关键因素。邓中翰一直对芯片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他表示，近些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积累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若能在战略层面制定系统的推进计划，会给我国带来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邓中翰认为，相对于千亿神经元、百万亿突触构成的复杂人脑网络，现有芯片还存在着多个数量级差距。我国若想在人工智能时代抢占战略制高点，需要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开发承载人工智能运行的自主芯片技术，改变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对构建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等形成有力支撑，使我国在群雄逐鹿的人工智能时代抢占发展先机。

为加速我国自主芯片的开发进程，邓中翰建议国家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包括由科技部牵头加大对自主芯片研发的支持力度，发改委和财政部予以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对自主芯片开发的投入力度，在目前重点支持制造企业的同时，注重对芯片设计企业的经费支持；加大对重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扶持自主芯片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为行业领先的自主芯片企业开辟境内上市的“绿色通道”等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支持举措。

邓中翰强调，要注重将先进芯片技术转化为自主标准，统筹推进科技、标准、产业的协同创新，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自主标准的机制；充分发挥标准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形成支撑产业升级的标准体系，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准入门槛。

另外，邓中翰还建议鼓励和支持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协调行动，以自主芯片技术为基石，建立中国乃至世界的智能新生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角逐中实现弯道超车；在政府项目中优先采用自主芯片，建立政府项目采购自主芯片的协调机制，为自主芯片开发提供基本的市场支撑；建立推动芯片产业发展的高端人才基金，制定“芯片产业千人计划”；强化军民融合创新的顶层设计，让先进的自主芯片技术更好地支持国防建设等。

葛均波：重视人工智能医学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认为，人工智能不仅属于科学家或IT领域，它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具有广阔的前景。他说，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提高诊疗效率，对于我国医学资源稀缺的情况而言，具有战略价值。

葛均波表示，中国主流医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参与比较缓慢。“医学家的参与能够让人工智能团队少走弯路，大幅提高效率，许多医学问题也可能在人工智能辅助下有所突破。”

葛均波建议成立人工智能医学应用开发专项办公室或研究院，由计算机科学家、医学家等组成团队，完成人工智能医学领域的理论框架建设；同时，政府要引领并邀请社会各界共同设立基金，扶持相关开发单位；鼓励各专科领域的优秀医学家参与人工智能开发。

郭广昌：建议加快医学人工智能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未来5～10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尤其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技术制高点。据此，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对于加快重大疾病防控技术突破、占据生物医学相关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优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地的重要支持和保证。

他说，当前我国医学人工智能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工智能在健康医疗领域发展程度仍有差距；国外企业领跑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临床研究与应用；“产学研”开放创新机制不完善及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制度不健全。

对此，郭广昌建议：其一，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有条件的开放共享；其二，成立国家医学人工智能工程中心；其三，鼓励和支持具有大规模医疗应用基础的企业与高校；其四，加强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安全管理。

徐晓兰：人工智能将在3领域实现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表示，人工智能应用即将在3个领域突破——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居家生活。徐晓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技术的革新，也将带来产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国家需要前瞻性研判、战略性规划，这看上去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徐晓兰认为，人工智能或将在3个领域实现突破。首先是工业制造领域出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技术是核心技术，比如工业机器人领域就有特种机器人、深海机器人、探月机器人等。第二是服务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人脸识别、语音对话、人脸支付、机器翻译等，可以辅助人们进行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第三是家庭生活将会更加智能化，现在的智能家居技术已经做到人没到家就可以打开空调、电饭煲，智能扫地机器人也为你打扫好了。未来，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可以实现智能机器人来陪伴、看护以及教育。

陈志列：用“四化”推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研祥智能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表示，我国的制造业应该以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为发展方向，通过技术创新，推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要满足中国人更加环保、更加高端的需求，要提高质量，让产品有科技含量。产品售价可以更高，更有品牌化，有更好的服务承诺，这方面我认为是作为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上应该做的事情。陈志列说，我国的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时刻。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集中体现为“四化”问题。

新能源汽车产业

欧阳明高：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安全，制定科学技术路线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欧阳明高表示，近年来，国家明确给予新能源汽车政策支持，充电设施得到快速增长，但仍存在2方面问题：一是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其中充电安全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二是充电技术路线选择问题，近来许多外国汽车厂商提出要在中国市场采用350kW大功率直流充电，对我国充电设施的技术标准和充电安全等提出了新挑战。

针对充电安全问题，他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重视立体车库和地下车库充电设施的消防安全。对于安全敏感性强的车库的充电设施改造，应在设计、产品制造、现场施工、安装、日常运营、事故救援等方面制定严格规范。二是提高建筑设计配电标准。目前國内住宅小区的配电标准无法满足长时间、大电流的充电行为。建议新建住宅或其他公共场所配电时，提高最大负荷量设计，避免对电网反复改造。三是限定家用充电插头额定电流。按照国家标准，充电插头电流大于16Ah，需安装温度传感器，10A以下的则不需要安装。为方便用户能在普通插座上给车充电，车厂在配备家用简易充电插头时，电流应限制在10A以内。

关于未来充电技术路线选择，他建议从国情出发，明晰充电技术与设施发展阶段划分，重视交流快充技术；从产品技术标准、产品安全性能及检测技术、运行监测保障技术方面完善交流快充技术安全性能：评估大功率直流快充的安全性技术门槛，不可匆忙制定标准。

王凤英：破除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不管是产品技术还是销量规模都日新月异，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环境却存在地方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阻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创新效率。

为此，王凤英建议：第一，建立健全前瞻性的法律和配套制度体系，为规范的、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废除现有的、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地方政策和法规，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竞争；第二，转变有关财税扶持政策及实施办法，建议进一步降低50%的地方补贴上限并适时取消，两级补贴合并，均由中央财政集中统一发放，或将地方资金用于构建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的良好保障；第三，建议将破除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纳入监管平台工作职能，加快明确监管平台的职能和义务，公示公开、透明的监管和问责机制；第四，强化国家标准的权威性和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技术标准，禁止地方在国家标准之外出台和实施地方性标准，扫除新能源汽车市场流通障碍；第五，加快研究出台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办法，提前防范地方保护主义新形式。

陈爱莲：强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建议，为进一步做好电动汽车推广工作，提高充电效率，提升用户体验，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进一步健全完善充电设施标准体系。根据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统一充电接口，规范功能和技术指标，增强充电设施的通用性和开放性。一是完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体系，根据充电技术发展情况，滚动修订相应国家标准，加快推进行业标准的编制发布。二是加强国家标准的执行约束力和强制性，将符合国家标准作为充电设施市场准入的条件。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充电设施互联互通智能服务平台。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统一编码规范、数据接口、支付标准，建立覆盖全国、信息权威、运行高效、智能便捷的充电设施服务平台。一是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全面准确的充电信息，方便用户找桩、查桩、预约及使用充电桩。二是实现费用结算的互联互通，整合各方资源，引进主流支付渠道，为用户提供多种便捷的支付方式。三是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充电电量、充电频次、充电时间、电池性能、充电服务的地域分布、电动汽车行驶范围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为进一步做好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发放、标准修订等工作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王涛：完善充电设备是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东风商用车总装配厂车间技术顾问王涛介绍，电动车作为清洁能源汽车的重要部分，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他介绍，近几年，电动汽车整体发展比较迅速，以东风汽车公司（简称“东风”）为例，2016年东风销售纯电动汽车2.52万辆，同比增长66.6%。尽管销售增长速度令人满意，不过绝对数量还不够。针对这种情况，王涛指出，目前困扰电动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充电设备不够完善，希望国家迅速完善汽车充电设备，到时使用纯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

钟志华：自主品牌应加快产品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表示，宏观层面看，汽车产业的创新竞争力首先应注重产品创新，围绕市场需求并集成国内外的可用资源，对产品进行优化。他说，自主车企目前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优势仍是当下发展阶段中的主要课题。

钟志华认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以及产业化之间的合作，对自主车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国内的部分科学技术在理论基础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但在生产制造、商业模式等方面无法突破瓶颈。对于车身轻量化大趋势与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成本矛盾，钟志华认为，随着新型修复技术的成熟以及新材料的大规模运用，成本问题在未来同样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钟志华认为现阶段允许多样化的技术路线存在，不同的技术也适用于不同的用途，但最终取决于技术进展情况。钟志华认为，虽然现在氢燃料电池仍然面临一些技术难题，但他看好氢燃料电池在未来的发展。比如燃料电池以氢作为基础，真正实现零污染、零排放，是比较好的发展方向。但这有赖于相关技术问题的解决，包括氢的来源、运输成本、全生命周期的环保性能等方面的完善。

安进：自主品牌应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董事长安进表示，汽车产业要想转型升级，关键在技术领先、提升品质、推动品牌向上，增加附加值，开拓国际市场。汽车业实现向中高端迈进对新技术有更大的渴求，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智能网联汽车，都必须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在安进看来，当前自主品牌与外资品牌的竞争就是各种先进技术的竞争。安进认为，我国汽车工业有责任为“一带一路”这样的国家战略作支撑，要加快走出去。他说，当前，我国作为年产销量达2 800万辆的市场，却只有不到80万辆的出口，体现出自主品牌国际竞争力的不足。”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而非此前连续3年提出的“新能源汽车”。安进对此表示：“产业发展应该对各种技术有包容性，只要是节能减排，各种技术路线都应该被允许。”

徐和谊：车企要培育新的增长极

全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介绍，通过深入挖掘适合市场的供给，淘汰、消减过剩、落后的供给和挖掘、创新、引领消费供给，北汽集团经过一年的创新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徐和谊说，作为汽车企业就是要挖掘市场和消费新的趋势，培育新的增长极。当前，传统的轿车市场占比逐年下降，SUV、越野车的增长却非常迅速。作为调整结构的重要举措，北汽集团加大了SUV的开发力度和推出速度。可以看到，SUV的产品以接近50%的速度增长，而轿车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这些很明显地迎合了市场消费的需求。

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更让徐和谊兴奋和自豪，他用“乘法”式的跳跃来形容这一领域的增长。2016年，北汽新能源实现整车销售52 187辆，同比增长159%，连续4年蝉联国内纯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冠军。基于对市场的判断，消费者越来越能接受新能源汽车。加之政府、企业等的推动，基础配套设施也在逐步完善，为此，在2017年北汽新能源定下了17万辆的销售目标。

王麒：电动物流车前景看涨，但仍需“补课”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表示，新能源汽车不局限于乘用车，也有商用车型，电商、快递、宅配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让电动物流车在末端配送上应用前景看涨。

王麒认为，这些都在利好电动物流车发展，理想状态下，企业使用这类车型，既节能环保又降低成本，对双方而言堪称双赢。但是，她也并不否认：电动物流車发展之路漫漫，很多方面还须“补课”：严惩骗补营造公平环境；政策规划还得考虑周全；安全耐用可靠性待改进；续航需提升充电需方便；要让售后服务与时俱进；车辆维护保养经验不足；产销没上去补贴别下去。

李书福：加速自动驾驶与甲醇汽车的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介绍，我国已把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进行技术突破的主攻方向之一。为此，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审慎对进行自动驾驶开发技术的企业提前、有条件地开放地图测绘资质，并进行有效监管；二是研究如何就自动驾驶技术取消偏转要求，降低先进技术开发中不必要的技术壁垒；三是推进自动驾驶地图保密处理技术与公开使用的相关法律规范。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同时，强化地理信息的公共服务属性，推动地理信息资源向社会的有序开放。

此外，针对甲醇汽车产业的发展，他具体提出以下建议：尽快推动甲醇车在全国的市场化运行；继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制度建设、运行管理和相关应用安全评估等工作；将甲醇作为战略性替代能源，纳入交通燃料体系；做好科普工作，澄清公众对甲醇认识的误区。

李河君：建议发展太阳能汽车

全国政协委员、汉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建议，国家要鼓励支持太阳能汽车研发应用。具体如下：其一，鼓励新能源汽车动力更加清洁化。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以“清洁了多少”作为提升新能源汽车效能的主要方向，降低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的电能消耗，真正实现新能源汽车的清洁化可持续发展。其二，确立太阳能汽车方向。明确太阳能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试点专项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其三，纳入新能源汽车产业管理。通过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对太阳能汽车制造项目给予专项支持；参考纯电动汽车锂电池补贴方案对太阳能汽车给予补贴，补贴力度不小于锂电池补贴方案。

刘汉如：积极支持发展清洁能源汽车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发展清洁能源汽车，全国人大代表、华菱星马董事长刘汉如表示，新能源汽车仍然是发展方向，但天然气汽车和甲醇汽车等也应该得到发展，应该鼓励发展多种替代能源，比如天然气就很适合应用到重型卡车上。”

提及环保政策对汽车的要求，刘汉如认为，这是在倒逼商用车进步。他说，节能环保必然是商用车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比如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就面临很多的技术挑战。一方面用户要求性能优越、节油、可靠性要高、故障率要低，另一方面国家环保政策要达标。

张天任：完善电池回收体系 推动微型电动车产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表示，目前废旧锂电池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回收再利用体系和技术。所以，加快这项技术的突破至关重要。此外，他认为，储能电池市场空间很大，未来再生能源的利用都要靠储能。现在的风光电可以通过储能体系来完成，储能电池在国际上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一定要加以重视。张天任说，由于使用领域、场景、条件的不同，可能储能电池还要在管理系统领域里不断地研发、创新，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同时，张天任建议制定行业标准，推动微型电动车产业发展。他表示，微型电动汽车是一款广受消费者欢迎的交通产品。其制造成本不高，市场空间很大、技术相对稳定、安全性也很好，电池用完后还可以回收再利用。微型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既能满足国家绿色出行的倡议，又可以拉动微型电动车企业的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张天任建议，国家对这样的电动车要放宽政策，降低进入门槛，严格管理，加快制定科学合理、能够适应市场的标准。

光伏产业

刘汉元：大力发展光伏产业 破解大气污染之困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我国应加快光伏产业发展，从根本上破解大气污染之困。他认为，无论是关停工厂，还是限行车辆，只能是治标，真正要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根本途径是改变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方式，加快推动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从十多年前的两头在外，快速发展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从90%以上产品出口欧盟，到目前国内安装应用超过1/3，技术的不断进步、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使光伏发电单位装机成本持续降低，目前每千瓦的建设成本已下降到5 000～7 000元，三五年内可望降到3 000～5 000元，由此推动我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第一大国。

刘汉元说，积极支持并大力扶持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应当抓紧推动实现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在此过程中，还将催生对储能应用、智慧电网的需求。粗略测算，如果我国三五年内实现能源消费增长的再生清洁化供应，二三十年时间内实现部分到大部分化石能源的替代，将会形成近百万亿的新兴产业规模。这一方面会推动我国经济适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将有效解决我国资源和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彻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刘汉元说，当前我国光伏行业从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硅片、电池片、组件、逆变器等一系列元器件、主附件的生产，再到下游的光伏发电，都是全额全税征收。高额的税费已经严重抑制了整个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议清理并改革不合理的税制，减免光伏行业的全部税费。

李小琳：推进分布式能源加储能规模化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小琳认为，我国应推进分布式能源加储能规模化发展。李小琳建议，结合国内实际，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指导原则和思路，出台鼓励政策，推进示范项目，推动规模化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借鉴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和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经验，确定足可以激发用户积极参与的财税政策；出台政策明确各相关方给予用户购置、安装、维护、计量等各种便利，落实配电网双向接入的要求，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大峰谷电价力度，落实结余电量全额收购和结算便利；鼓励专业化能源服务公司参与，为用户提供项目与金融相结合的套餐服务；创造条件支持分布式加储能参与电力系统需求响应项目和辅助服务市场，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性。二是加大试点示范力度。有計划地组织已有增量配电、多能互补集成优化、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并结合能源扶贫、新农村和新城镇建设，广泛开展分布式加储能示范应用。三是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组织产学研用集中攻关，重点在储能新材料领域取得突破。四是加大标准制定力度。规范分布式能源和储能系统的主要技术标准和接入标准，实现通用互换、友好灵活，提升系统整体性价比。

南存辉：光伏产业发展要破除3大困扰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光伏行业还存在一些障碍。第一，光伏行业的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不符，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南存辉说，最低保障发电小时不落实，不仅导致企业亏损，严重损害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事业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还影响了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西部地区“弃光限电”现象严重，制约我国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第二，农光互补项目用地性质对农光、林光互补项目的开展带来很大困扰。农光互补项目用地均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将大幅增加用地成本，导致此类项目无法盈利，这与光伏电站的发展趋势及国家鼓励支持清洁能源政策不相符合。第三，各地税收操作缺乏统一标准。他认为，目前对于农光互补类项目，税务部门在征收土地使用税方面尚未出台明确的政策，各地规范缺乏统一标准，操作随意性较大。由于对征收区域、范围的理解不同，有些地区按一般项目以传统办法征收土地使用税。

为此，南存辉建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加强对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执行情况的监管和考核；加快出台《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明确电网企业必须优先、全额收购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地方政府承担消纳配额的义务。

朱共山：光伏上网保障性收购落实困难

全国政协委员、协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指出，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发展迅猛，风电和光伏发电开发规模已是世界第1，《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强制上网制度、分类固定上网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发电配额制度以及专项资金制度都也为上述数据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但是，《可再生能源法》中，部分规范、制度已不再适应当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或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制约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的问题，电网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脱节、全额保障性收购和上网电价保障制度落实困难、职能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积累了可再生能源弃电、补贴严重不到位，甚至有成为行业“新常态”之势。

为此，朱共山建议，通过修改《可再生能源法》，建立清洁电力的强制上网和优先上网制度，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保障性收购，尽快制定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形势并满足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需求的电价和补贴分摊制度，推进可再生能源市场化进程。

靳保芳：光伏企业“走出去”融资难待解

全国人大代表、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靳保芳介绍，中国光伏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海外建设融资难问题。对此，他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加大光伏企业“走出去”资金政策支持。将光伏行业优先纳入中外产能合作重点支持的项目，并为光伏企业提供财政奖励、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信贷对光伏产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必要时由财政提供担保；建立国家级“走出去”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第二，引导光伏企业抱团“出海”。充分发挥行业组织、政府机构的引导作用，鼓励光伏上下游企业联合走出去；积极引导光伏企业在境外设立经贸合作区或入驻经贸合作区，并鼓励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广分布式光伏电站，优先由中国企业建设和使用中国产品；鼓励在主要光伏市场建成一批境外光伏制造产业园及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形成产业聚集和资源整合。第三，加大对光伏企业“走出去”前期指导。建立大数据信息化平台，为光伏行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政治环境、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前期指导；积极推动政府间建立产能合作机制，争取与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货物通关、人员出入境、货币结算、司法、税务合作方面建立多双边的合作机制，为光伏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加强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监测制度，完善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保障企业境外投资安全。最后，加快完善企业海外投资制度。开通绿色通道，进一步简政放权，规范、简化审批主体、程序和权责，设立海外投资“一站式”联合审批机构；在海外人才引进和培训、投资信息咨询、合作桥梁搭建等方面为中国光伏企业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服务。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加快太阳能光热发电产业发展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表示，国内光热产业仍面临初始投资成本高，运营经验缺乏等诸多挑战。对此，提出一系列发展建议：

第一，立足“十三五”规划目标，尽快启动4GW光热示范项目申报工作。为如期完成“十三五”5GW的规划目标，迅速提高国内光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议尽快启动剩余4GW项目的申报工作，鼓励企业多方参与，合理进行项目布局，组织专家严格筛选。

第二，从国家战略层面做好产业用地规划，优先做好西部辐照资源优质区光热项目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建设大型可调配、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光热发电单机规模与占地面积较大，年运行小时较长，项目选址时对太阳直射辐射DNI资源要求较高，建议政府部门在制定新能源项目规划时，将具有较好厂址条件的区域预留给光热发电项目建设，并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光热用地给予倾斜，做好战略产业用地规划，完善用地政策。

第三，大力统筹实施各项新能源政策落地。建议国家统筹参照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行业支持政策，对光热发电国产装备生产制造企业给予相应的土地、财政和税收支持，明确税收减免目录清单，实现新能源支持政策的统一化。

第四，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扶持政策，支持企业技术优化升级。加大对光热发电的科普及媒体宣传力度，积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更多企业参与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尤其是在反射镜、汽轮机等核心装备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建议国家对相关企业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政策予以扶持，如有必要还可以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从整体上提升装备水平和技术竞争力，使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最终引领全球。

第五，尽快出台结合供暖的光热发电项目支持政策。针对当前蔓延中东部地区的“雾霾”顽疾，中央已明确要推动北方清洁采暖，尽可能用清洁能源解决环境问题。建议将结合采暖的光热发电项目列为特殊民生项目对待，尽快出台针对性的电价与热价政策，启动一批示范项目。

核电产业

王寿君：4方面建议建言核工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王寿君针对核工业发展提出4点建议。

一是建议设立国际“核科学日”，作为中国核工业的纪念日，向全民普及核能知识，向社会公众打开核科学技术世界的窗口，让公众了解核、认识核、接受核。中国核科技工业的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历史。设立国家“核科学日”，可以使社会看到创新之可能，创新之可行，产生自主创新的愿望，有效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求知的热情。

二是推进核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建议将核工业作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先导行业重点推进，进一步提升核工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形成示范、突破、带领作用，从而促进国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战略的实施。加大核工业的资产整合和产业聚集，打造体现国家意志、代表我国核科技工业综合实力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平台，建设军民融合的、面向国际竞争的核科技工业集团。

三是持续推进新项目建设。建议我国核电建设保持一定规模的连续发展，应按照规划，尽快启动新项目，保持每年6～8台新机组的开工速度。

四是建立国家核燃料加工产业体系。通过与核燃料相关的核电企业间的横向整合，发挥中核集团已有的产业基础体系，形成中国核燃料产业合力，支撑核电“走出去”，建立市场发展新机制，共同发展我国核燃料加工产业。

政协委员王炳华：核电站建设具有3大重要目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炳华表示，未来核电站建设有3个重要目的。一是调整我国能源结构，这是能源安全的重要部分。当前电力市场总体形势供大于求，但这并不是停滞发展的理由，我们正处在调整结构的关键阶段，发展核电则是调结构的必然趋势。二是提高清洁能源比例。中国是巴黎协定缔约国，与美国率先在各自国内批准了这个协定。2020年清洁能源比重将达15%，如果没有核电的发展，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了，对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也会提出很大挑战。三是核电具有经济性优势。3代核电设计寿命为60年，并有计划延长至80年。如果把建造成本摊薄，在还本付息结束后，核电的价格竞争优势非常强，有助于应对目前各类用户反映的电价偏高问题。也基于这些因素，3代核电产品CAP1400在核电产业发展规划和能源发展过程中会扮演重要角色。

贺禹：核电“走出去”已具备良好基础和优势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贺禹认为，我国的核电技术之所以能够“走出去”，是因为我国的核电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有优势。其一，经过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大批的工程人才、运营人才、设计人才；其二，我国的核电制造业从产能到技术等各个方面，在全球都很有竞争力；其三，我国的核电在经济性上具有竞争力，特别是自主技术“华龙一号”，与国外3代技术相比，明显具有经济性、安全性等综合优势。

贺禹分析，虽然我们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仍存在不少的困难。核电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单单是涉及到经济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国际问题。“走出去”需要国家的支持，没有国家支持，单靠企业的努力，很难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总书记、总理在多次出访的时候都积极推介我国的核电技术和能力，为核电“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贺禹建议，核电“走出去”需要国内的企业形成团队，包括设计院、制造厂家和建設队伍等，充分利用各家企业的优势和经验，共同“走出去”。

郑砚国：国产化制造能力有待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砚国在今年提交的建议中指出，具体到实际项目中，由于首次国产化设备成本高等原因，一些可以在国内生产的设备、部件和原材料还是大量从国外进口，国内制造企业所取得的国产化制造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郑砚国介绍，近年来，核电技术国产化在研发、制造等方面获得了积极推动。2016年，“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科技专项进入全面验收阶段，“华龙一号”关键设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核电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CAP1400屏蔽电机、主蒸汽隔离阀、大口径爆破阀，华龙一号蒸汽发生器、控制棒驱动机构等的研制成功，使得AP/CAP及华龙系列3代核电自主化及设备国产化能力大幅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级数字化仪控系统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自主化燃料组件的研制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郑砚国说，与此同时，尚有部分核电关键设备（如核级仪表、稳压器先导型安全阀等）还需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国产化能力。郑砚国建议，进一步改革和优化体制机制，加强核电技术国产化的政策支持，促进已经具备国产化能力的设备在核电工程项目中能够得到充分应用，保护和鼓励国内核电装备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航空航天产业

顾逸东：航天事业应多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顾问顾逸东呼吁，我国的航天事业应多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

顾逸东介绍，航天事业可以分为3部分：一是空间技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各种火箭、卫星、飞行器的制造和发射技术等；二是空间应用，是让航天技术产生实际应用，比如提供通讯和气象观测服务等；三是空间科学，即不以技术和应用为目的，而是探索和发现新规律、新现象。如果把这3部分比作同一个母亲的三个孩子的话，那么在中国，“老大”航天技术最受宠爱，“老二”空间应用也备受关注，唯独“老三”空间科学长期“缺爱”。

以科学实验卫星为例，顾逸东介绍，美国在该领域世界领先，欧洲快速发展，日本目前也已发射四五十颗。而我们国家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数量依然是个位数。相比之下，基础科学研究在美国的航天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顾逸东说，太空探索已经成为基础科学前沿研究的重要阵地，可以在生命科学、物理学、天文学、材料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丰富的科研成果，然而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科学目标的突出和牵引作用却不太明显。顾逸东说，这导致了技术水平提升了，但是科学认知却跟不上。顾逸东认为，这种结果，与国内科研环境长期追求“短、平、快”有关。他指出，无论是从我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来看，这种观念都必须要加以改变。顾逸东强调，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科技的发展非常重要，而科技里面，基础研究又是源泉。

包为民：创新技术路线才能满足我国的发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员会主任包为民坦言，国内发射能力仍不能满足需求。包为民指出，如果要满足国内发射需求，乃至开拓国际发射市场，仅靠现有的发射能力或拼“人海战术”的传统路子已走不下去。为缓解航天发射“供不应求”的瓶颈，他建议科学安排发射计划，优化发射流程。

包为民认为，必须要走创新技术路线，才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发射服务的要求。包为民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15个重大科技项目，其中有一项“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他说，解决进入空间的可重复使用问题，让飞行器“可维护、可升级、可服务”，将降低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使中国在此领域走上世界前列。

王光谦：尽快建立我国西部（柴达木）飞机回收中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介绍，随着我国航空业高速发展和新型低能耗飞机的投入运营，未来几年将会有大批老旧民航飞机面临退役，而我国尚未建立专业的飞机回收及拆解基地，所有退役飞机均被自行处置。

目前国际拆机市场主要被美国垄断，我国航空材料的流向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并被充分合理的利用。从我国自主发展航空全产业链角度看，国产飞机C919即将升空，我国将从购买者向制造者转变，而退役飞机拆解及航空航材再制造将关系到飞机产业链终端规范化、产业化的处置问题，急需打破长久以来美国垄断的局面，建立我国独立自主面向全球的飞机回收拆解产业，以弥补我国航空产业的短板。

为此，王光谦建议，以清华大学和青海大学共同研发的太阳能光热回收飞机碳纤维技术为支撑点，在青海省海西地区建设我国飞机回收中心，能够完全利用太阳能实现飞机绿色高效存储和回收。“十三五”将是青海省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型产业快速孕育，飞机回收产业是青海省重点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新形势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符合循环经济产业特点，是调整产业结构、生态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资源化再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

“去产能”与供给侧改革

宁吉喆：2017年我国钢铁“去产能”目标为5 000万t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我国一年钢铁的产量为11亿t，消费量8亿t，产能利用率在70%左右。他透露，2017年我国钢铁“去产能”目标为5 000万t左右，比去年6 500万t的目标略低。他表示，2017年钢铁“去产能”目标低于2016年表示，是由于要考虑利用率。

宁吉喆表示，今年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领域没有制定具体“去产能”目标，主要采取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去产能”。

努尔·白克力：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表示，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权宜之計，不是一两年的短期行为，而是调整优化能源结构、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必须作为战略举措，持续深入向前推进，重点要在4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一是化解防范产能过剩，减少低端无效供给。要继续淘汰一批落后煤矿，依法依规处置一批违规建设的煤矿，有序发展先进产能，不折不扣地完成煤炭“去产能”任务。此外，还要继续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促进炼油企业优胜劣汰。

二是实施重大战略工程，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抓住当前供需缓和的有利时机，把能源革命长期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任务结合起来，围绕能源结构战略调整，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三是着力补齐供给短板，提高协调发展能力。在推进能源结构性调整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能源系统优化和民生服务，着力补齐系统效率短板和民生用能短板。

四是创新生产消费模式，培育创新发展动能。将把优化供给结构与引导合理消费结合起来，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需求引导新供给，推动能源供需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的平衡。重点通过采取完善价格机制、推广大用户直供等政策措施，提高电力、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才让：“去产能”是冶金行业的涅槃之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才让介绍，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2016年中国钢研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这主要得益于钢研采取的3项举措。

第一，钢研在成本控制、流程优化、市场开拓和新产品的开发上做了不少工作。第二，钢研依靠技术进步，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成功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经济效益增长。第三，钢研在机制和体制方面也尝试做了一些突破。在国资委的指导下，钢研开展了结构调整和三级子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施行职工持股，调动起了骨干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钢研效益的增加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才让表示，冶金行业是“去产能”的重点，从“去产能”的效果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冶金类产品价格不断回升，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得以保障，全行业的效益节节上升，冶金行业在经历了2014和2015年几乎全行业亏损之后，于2016年实现全行业赢利。铁的事实说明，“去产能”使企业意识到，整顿、控制产能，自我约束也是一条增效的出路。

装备制造与军民融合

马永胜：加强装备制造、维修保障等产业的军民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永胜表示，军民融合是中国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军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可以成为重要着力点，更深入系统地促进产业、资本、市场各要素的军民融合。

马永胜介绍，装备制造、维修保障等产业作为军工产业链的主要构成，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键支撑，作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核心交集，在国家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马永胜表示，加快推进军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能够为上述领域的军民融合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进而为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持。装备制造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和技术基础。国家的军事装备制造实力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工业，而是根植于国家经济与工业基础的深厚土壤。随着军事装备的飞速发展，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技术复杂度和成本的显著提升，不能仅靠传统军工制造业来保障军工需求。

马永胜认为，装备制造越来越需要军与民多行业、多领域共同参与，越来越需要民口来提升军工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经济可承受性。推进装备制造的军民深度融合，是提升武器装备作战效能和经济有效性的必然选择。他说，军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既能成为装备制造加强跨业务、跨资本融合的重要平台，也能成为维修保障推动军地各方资源融合的重要平台，还能成为推进顶层统筹、产融结合的重要平台。

马永胜建议，通过尽快启动若干家军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放宽装备制造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尝试，加快军地一体化的装备维修保障体系建设等举措，更好促进军工产业链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李晓东：进一步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晓东表示，我国把军民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就是让军队的装备技术更多地为企业提供服务，更多地让企业参与国家国防装备建设，相得益彰。他说，近些年国家制定政策鼓励军民融合，这方面仍然还有很大潜力，应当进一步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李晓东介绍，一些军工企业在陕西省布局，军工企业为国防事业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徐一天：军民融合为实现富国强军插上腾飞的翅膀

全国政协委员、国防科技大学原政委徐一天表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研发特别是关键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军民融合。他认为，军地双方要紧扣国家智能产业和军队智能化装备发展需求，坚持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发挥重大科技工程的示范引領作用，在若干重点方向实现率先突破。他指出，只有大力推动军民深度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促进转型、增加就业、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富国强军插上腾飞的翅膀。

材料声音

刘忠范：石墨烯要发展但要有序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表示，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要有顶层设计，不能“一哄而上”。刘忠范认为，作为一种新材料，石墨烯在国内被炒得特别热，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他说，目前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出现了“一哄而上”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比如，国外做石墨烯的很多是大型企业，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型的初创企业，而石墨烯产业的发展门槛实际上没那么低。

刘忠范指出，目前石墨烯产业仅仅是产业化初级阶段，刚露出一点端倪，一哄而上并不能有效带动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如果中国不改变当前石墨烯产业的发展方式，未来石墨烯领域的核心产业有可能会被国外占领。在他看来，中国未来要想真正在石墨烯产业中切到一块“蛋糕”，必须由国家加强顶层设计和投入，有序推进石墨烯产业的发展。

唐一林：构建产业链加快石墨烯创新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表示，当前，我国石墨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基于或利用石墨烯改进的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并正快速进入市场，助力以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服务业发展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应用前景日趋广阔。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隐忧，主要有：一是相关产品开发应用与推广受制于现有标准条文规定缺失，下游用户不敢大胆使用，只是以试用为主；二是构建石墨烯产业链还存在不少局限和困难，产业创新拉动效果不显著；三是市场上不时出现“鱼目混珠”，影响石墨烯产业健康发展。

为此，唐一林提出，为促进石墨烯产业健康发展，就协助构建产业链，促进石墨烯应用开发，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应加强以下4方面：一是加快石墨烯标准化工作，发布国家标准明确石墨烯术语和产品内涵以及命名规则，建立相应标准体系，以正视听，引导支撑规范产业发展；二是协调构建产业链，促进石墨烯应用开发，推进首批次示范应用，引导新兴产业良性发展；三是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注重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四是建议由科技部批准成立国家生物质石墨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袁仲雪：重视橡胶的研发与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仲雪表示，希望国家能够重视橡胶这一材料的应用，并将其作为国家未来重大战略材料进行研究。

袁仲雪介绍，杜仲胶是我国目前唯一具有发展潜力的天然橡胶替代资源，具有耐疲劳、耐磨、防震及抗撕裂性能以及易结晶、熔点低、绝缘性强、耐水湿、抗酸碱、热塑性好和形状记忆优良等优异特征，可广泛应用于交通、医疗、军工、体育等领域，也可用于生产安全、长寿命的节油轮胎及其他橡胶制品。此外，我国拥有世界95%以上的杜仲资源，发展杜仲胶具有天然的、垄断性的优势。

袁仲雪建议，鉴于杜仲胶诸多的优势，我国应将现代化杜仲胶工业生产装置研发和建设、杜仲胶应用开发和杜仲产业链生物技术体系开发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将杜仲原料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消除影响杜仲胶成本的主要瓶颈；同时，望尽快制定我国杜仲产业10年发展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