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禅

内容提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将他称为传播学家，但是他对“群众”“公众”“舆论”等传播学领域的许多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沃尔特·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对“公众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本文将归纳分析塔尔德和李普曼笔下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影响因素，结合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语境下理性公众舆论产生的条件，旨在获得理性公众舆论形成的途径。

关键词：塔尔德；李普曼；公众舆论；新媒体

在19世纪的法国，有三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除了孔德、涂尔干外，还有一位，即是为传播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对于“舆论”含义，塔尔德认为：舆论是一种暂时性的、包含一定合理因素在内的成串的判断性评论。在某一个国家里，在一特定时期对某一问题进行重复式的评论即产生舆论。但如果要将这些“判断”转化为公共式的舆论，则必须使得公共内的成员具有这样的意识：即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是可以共同分享的一种基本信念。[1]這一看法是从个人到社会转变的一种观念，还存在较大的理论漏洞，缺乏一定的严谨性。

李普曼作为20世纪著名的美国专栏作家，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李普曼对“舆论”的解释为“对舆论的研究，应当是由此开始的：认识活动的舞台、舞台形象以及人对这一活动舞台内自行产生的形象产生的反应之间形成的一种三角关系。[2]李普曼把这一“活动的舞台”当成“真实环境”；“舞台形象”视为插入到人和真实的环境中，形成一种拟态环境。他认为在公众与真实环境中间，揳入了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假环境”。“人的反应”即公众对拟态环境所做的评价和判断。由此得出，舆论的形成需要这三方面因素的支撑。理性的舆论形成的条件首先需要公众透过“舞台形象”获得“活动的舞台”，也就是公众接收到真实环境，满足这样的客观条件之后公众还需要用理智对此做出“反应”。

对于舆论的定义而言，塔尔德更侧重人们了解“客观”事物后的反应，人们在“交流”中形成“舆论”的雏形。工业化城市建设的推进推动了报纸行业的诞生，自此舆论突破了空间的约束，成为一种统一的、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性舆论。塔尔德对报纸抱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报纸能够把分散的意见和分散的人群统一起来，尽管这样的统一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矛盾，但是从长远来看，报纸对人类的文明和理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李普曼则更关注“媒介”对于“客观事实”存在的影响意义。李普曼认为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人们所认识的“客观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所描绘的“拟态环境”。“客观世界”的原始面貌愈加不容易被人们了解，因此舆论在形成的时候，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产生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从而媒介在引导人们“想什么”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李普曼对理性的公众舆论的形成抱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在理性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首先，“拟态环境”影响人们了解客观现实，其次，受众的“刻板成见”影响了受众对事物的理性分析。

一、公众舆论的形成

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塔尔德认为公众舆论是由理性公众通过报纸进行的意见整合，塔尔德首先对“公众”这一概念做了精彩的讨论。公众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精神集体，其由每个分散的个体构成，不进行肢体上的接触，其组合也完全是精神性质上的。正如塔尔德认为的，公众最好被看成“纯精神的集体，由身体分离且分散的个体组成，其结合完全是精神的纽结。” [3]这种“精神集体”来源于社会互动，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媒介进行社会互动越来越频繁，在这个潮流中，人们不需要见面就可以相互交流传递意见。塔尔德认为，“舆论”是“交流”的结果，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与交流都有着极大的关系。另外，塔尔德尤其关注“现代公众”的主体内涵。如果没有“现代公众”这一实体，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现代公众”是指在印刷术出现后的公众，是由于对某一事件的参与，或因为对某一话题的共同参与而产生的集合群体。另外，报纸推动了公众舆论的出现。自从有报纸以后，“不同空间的群众，借助新闻认识到互相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距离较远但是却关系密切；因此报纸就这样使得一个较为独立庞大的群体的产生，即是舆论。” [4]总而言之，塔尔德对公众舆论形成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立足于分析在报纸时代人们通过报纸进行的“精神交流”，整合意见形成的舆论。

对于公众舆论的产生，李普曼是较为悲观的，而且相信公众舆论是基本无法产生的。从字面上来看，公众舆论指的是对于某一公共事务，公众对此所表现出来的公开的意见或者是观点。李普曼用了一整本《公众舆论》来讨论，都没有对公众舆论究竟是什么给出一个定义。“公众舆论”就是借助“虚拟环境”所做出来的反应，实际上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李普曼认为，公众是不可能自主产生理性的舆论的，而且更不能限制政府的决策，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本身就是不具有理性的，在认识世界之前，内心已有自己对于世界独有的成见。另外，对于客观事实，他们也不能进行全面的理解。正是由于如此，李普曼将公众视为“局外人”，而将有过职业经历，可以借助某种“情报机构”获取较为准确信息，并可以做出较为理性分析的人视作“局内人”。他认为公众舆论的形成往往是这些“局内人”发号施令影响“局外人”的结果。但“局内人”和政府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里的“公众舆论”通常也是由政府控制的。

可见，塔尔德和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形成的论述存在巨大差异，无论是对舆论产生的主体“公众”是否能够理性，舆论的客体公共事务是否能被全面认识，媒介是否有利于公众舆论的产生，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二、影响公众舆论的因素：主体、客体与媒介

对于影响公众舆论的因素，首先是公众舆论的主体——公众，塔尔德和李普曼都对此做了不同的阐述，塔尔德立足于阐述“公众”如何产生以及“公众”和“群众”的区别，报纸的产生促使了“公众”的产生。李普曼侧重于讨论“公众”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是如何阻碍了理性舆论的产生。其次是公众舆论的客体——公共事务，塔尔德认为“交流”形成舆论，舆论的内容和“交流”的内容密不可分，而李普曼则认为，人们所理解的所谓的公共事务只是媒体营造的“幻象”。最后对于媒介的论述中，塔尔德充分认可了报纸对于舆论产生所做的引导作用，而李普曼则批判地认为媒介阻止了理性舆论的产生。

（一）公众舆论的主体——公众。塔尔德对公众的特点做了一定的阐述，首先“公众”的概念和“群众”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1）延伸性。20世纪交通工具和各种媒介的发展使思想和观点可以远距离地扩展，使不同的公众也得到延伸，正是这种延伸使公众和群众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管形态如何，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如果信息不能被传递出来，就会逐步消失，但是公众却能够实现不断的延伸。（2）宽容性。一个人能够被划分于几个公众范畴内，但是他一次却只能是一个群众。由于存在控制，因此群众具有不宽容性，而公众代替群众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宽容的增加。在讨论过公众的特点后，塔尔德认为公众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会产生舆论。

李普曼对公众的理解与塔尔德不同，李普曼笔下的公众是“固执”的非理性的，公众主观上存在“刻板成见”，李普曼所谓的“成见”的概念可能比“刻板印象”的概念更广义一些。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每个人必然存在自己的成见，其成因是非常多的，包括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利益选择以及所处环境等都会产生影响。普通大众更无法通过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去认识事物的真相。

从塔尔德和李普曼对公众概念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公众是否“理性”上，塔尔德抱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报纸可以传递思想和意见，普通人可以通过报纸进行“交流”形成精神上的統一从而产生理性的公众舆论。而李普曼则认为人们是被动的，“刻板”的。人们不仅存在各种不同的“固执”观点无法统一，而且报纸所呈现的也并非客观事物本身的样貌，所以无法形成理性的公众舆论。

（二）公众舆论的客体——公共事务

塔尔德对于公众舆论讨论的内容没有做具体的阐述，塔尔德认为舆论的产生立足于“交流”。在塔尔德眼中，在所有时代，舆论的产生都必须借助人们的谈话基础之上，假如没有相互之间的交涉的话，报纸也就不再需要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塔尔德都对此表示：“假设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谈话的话，报纸的存在则没有必要，这种谈话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样一来，报纸就如同没有共鸣板的琴，只是单纯的徒劳振动罢了”。[5]报纸的价值在于把众多零散的交谈统一起来形成舆论。塔尔德认为交谈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经过报纸的整合形成“公共事务”，成为舆论的客体。

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的客体是外部的客观世界，但是人们无法完整地认识外部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更多的是依赖于各种媒介，而不是亲身经历。媒介被称为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通道，但是媒介对客观世界并不是镜子般的描述，而是带有选择性的。于是客观世界经过媒介的描述变成“拟态环境”，所以，李普曼舆论观中，公众舆论的客体变成“拟态环境”。媒介对于“拟态环境”的呈现模样在较大层次来看，也反映了公众舆论的基本走向。

对于公众舆论的客体是什么的讨论中，塔尔德和李普曼存在较大差异，塔尔德认为公众舆论是报纸对零散交流的整合形成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意见。但李普曼却觉得公众舆论的客体则为人们对媒介呈现的虚假环境的研究。

（三）媒介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这里的媒介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塔尔德对媒介的影响抱持乐观态度，按照塔尔德的舆论观，媒介的作用在于整合了零散的社会思想，形成社会舆论。不但这样，塔尔德在此之后还又开始关注大众传媒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报纸产生之前，君主制被看作是绝对而神圣的，这主要是由于代表了国家的团结；但自从有了报纸之后，这一形象就被重新定义了，这里的团结是徘徊在君主制度以外的，而这种团结也更加地可靠”。[6]由此可见，塔尔德认为报纸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李普曼同样是把报纸作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载体加以讨论的，李普曼对报纸和公众舆论关系的分析十分深刻。李普曼认为报纸无法提供真相，首先，报纸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往往为了博眼球而选择某些并不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新闻都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这就会使人们产生认知错觉。其次，记者在报道某一事件的时候会被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自己的理解所影响，导致新闻并不客观。最后，媒介本身具有许多“潜规则”去控制哪些新闻应该报道哪些不该报道，以及怎么报道。正因如此，信息通过媒介的“加工”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传递给受众，形成逐渐脱离真实环境的“拟态环境”。由于人们获知的“客观世界”与“真实世界”存在差距，所以理性的公众舆论难以形成。

三、新媒体下的公众舆论

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公众舆论的探讨从没有停歇过，塔尔德从对报刊和技术发展的乐观主义出发，认为报纸可以促进理性公众舆论的出现。但李普曼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理性的公众舆论不容易出现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受众的“刻板成见”，二是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如今在新媒体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影响理性公众舆论产生的因素。

（一）多元的意见表达渠道有利于舆论的整合。随着互联网媒体的普及，各种贴吧、论坛、社交平台等，都成为网民表达意见的平台。某一种相似的意见容易在某个平台上形成聚合，造成更大的影响力。以往某些意见可能无法表达，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一种意见的表达容易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从而形成较大的舆论力量。举例来说，在2015年的时候，十一黄金周期间出现了“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一位在青岛旅游的网友吃了一顿价值近万元的夜宵，一盘标价为38元的虾实际上一只就卖到38元。该则爆料获得众多网友的转发，形成热点事件。这一事件出现之后，引起了国家旅游局以及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的关注，并针对旅游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了大力整改。

（二）多渠道信息传递使“拟态环境”真实化。关于事实真相的获得，新媒体下每一个公众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最新的信息。与此同时，信息也从不同的渠道传递到公众，多渠道的信息使公众更加全面真实地接触到客观事实，使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更贴近于现实。“拟态环境”的真实化有助于理性公众舆论的产生，但是这也不是必然。由于新媒体中碎片化的信息，有时候反而会“肢解”事件的真相，公众反而难以全面完整地获知事情真相。

（三）开放型的平台有利于形成理性公众舆论。互联网是开放型的，不同的观点在某一平台可以进行自发的讨论，这就避免了李普曼所说的封闭的社交圈导致舆论的单一化。例如在微博上，微博是开放的社交圈，公众可以在微博中看到所有用户发布的信息和观点，在这里，公众对观点的认知是比较全面的，可以看到不同于自己生活圈子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碰撞中避免了封闭的社交圈子中存在的相似观点相互影响相护强化。理性舆论的产生必须存在一定的前提：即较为全面的信息与观点。在面对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中，可以在这种开放的平台上看到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信息的观点。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和新媒体语境下，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整合事件全貌，公众对于事件保持理性，加强讨论，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刻板成见”，不被自身所在的利益群体影响判断，才有可能获得最为理性的公众舆论。

参考文献：

[1] （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8.

[2]苗棣译.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21

[3] [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7.

[4]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M].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82.

[5] [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8.

[6] .[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4.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