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电视上，出身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嬉皮笑脸地唱着《五环之歌》：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

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

在北京，听歌的人揣测得出歌词背后，身为首都居民的无奈。根据2016年首次披露的北京人口分布情况，超过一半人居住在北京五环外，成为摇摆于都市与郊区间的钟摆。生活在四环内的北京核心区，承担高昂房价， 享受拥堵的交通成为很多人的“梦想”。

在这些略带压抑的梦想和岳云鹏的歌声里，北京的城市面积还在不断扩大，2015年，“大七环”规划正式出台。从全程32.7公里的“二环”到940公里的“七环”，北京只用了不到30年，这也正是北京作为首都整合全国资源，极速发福的30年。

50年代：社会主义不需要华盛顿

假如当年将行政中心从天安门迁到城区以西1.5公里的三里河地区，今天的北京会是怎样？六十多年来，每逢探讨北京城市规划问题，这都是个常被人们提及的假设话题。

这个话题最初被提出来，是在1950年。当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拟定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这成为后人所称的“梁陈方案”。梁思成不惜自费刊印这一方案，力荐中央。

在梁、陈的构思中，北京或许能成为如华盛顿一般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政治中心。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学与名胜古迹云集的文化城，而其所在的华北地区发展工业的职能，自近代以来就主要由港口城市天津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