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几十年前，我对南京的态度很“愤青”。所谓“愤青”的态度或立场，一言以蔽之，便是“生活在别处”。既然生为南京人，讨厌南京似乎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有几分“愤青”的人注定会不满他身在其中的家庭一样。但也不是全无理由，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不喜欢南京话。

各地的方言，有好听又好懂的，有好听而不好懂的，也有好懂而不好听的，当然也有的是既不好听又不好懂。我以为南京话易懂而“难听”。首先是“土”。“土”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是因为认定南京“土”遂判定南京话“土”，抑或是相反，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听在耳里就是“土”，甚至它的好懂也成为“罪状”。不好懂的方言因其难懂，似尚有所遮掩，南京話的好懂则似乎令其“土”一览无遗，大白于天下。第二条似乎理性一点，是南京话没有抑扬顿挫，字念出来都是去声，每个句子则都是降调，朝下，朝下，扔石头似的。或者是一下一下杵过来，邦硬邦硬。四川话湖南话之类，倒也不能说它“洋”，但是顿挫有致，领导人说起来，自有它的气派。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换了南京话，我看要“站起来”就不易，手势都难配合。没气势，也没情致。有次一帮朋友在一起拿南京话开涮，有人用地道的南京话给《简·爱》结尾男女主人公重逢的一段配音，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道：“是哪一个啊？——噢，是简噢！”一屋子人都笑翻了。我据此断定，用南京话根本就没法谈情说爱。南京话的“罪状”还包括不够从容等等。

其实南京话的可笑处，许多方言亦不免。不说其他，就说表达浪漫的情感吧，不拘何种方言，试试看，恐怕都有喜剧效果。但那时是思不及此的。念大学时外地同学模仿他到南京后学到的第一句本地话，是在电影院门前兜票：“阿有票啊？”可怜巴巴的样子。我马上就想到北京人的做派，同样是兜票：“有富余票吗？”调子扬上去，好听，不失身份，还透着洒脱。有年暑假外出远游，两个月未见半个南京人，有那么点思乡的意思了，坐火车回来，一路归心似箭。车到龙潭，就听附近几个南京女孩高喉大嗓在说笑，直不隆通，间或还带些脏字。这就是我的“乡音”？当时的反应，差点没夸张地把耳朵捂上，那羞愤难当，就像是要替全南京人害臊。

近读毕飞宇小说《平原》，里面不止一次写到王家庄人艳羡南京话的“好听”。虽是小说，这里想必不是虚构。南京话怎么会让人觉着“好听”呢？想来一是苏北方言也许不比南京话更悦耳，此外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于王家庄的年轻人来说，南京话象征着“别处”，是大城市的一种隐喻吧？港台腔一度甚嚣尘上，甚至能操几句粤语还被人羡慕，那可是属于“南蛮舌”之类，忽被追捧，也是因为那里的“发达”。

向往“别处”而终于身未离南京，也许是日久生情，也许是志气消磨，对南京早已渐生情愫，但我还是固执地认定南京话“难听”——虽然多数时间操的依旧是南京话，而且碰到南京人在一起的场合，不来上几句还觉不过瘾。

（摘自“网易云阅读” 图/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