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扬

整个20世纪，“守”“变”的文化困局都使我们繁难不已，对他却似乎不大起作用。

如同对待大多数名人的态度一样，我喜欢从更个人化的角度去揣测他（她）的职业的来由，但是贝聿铭一直离我的世界很远。

虽然我们爱一厢情愿地给他贴上“美籍华人建筑师”的标签，贝不止一次澄清过，由于很小就定居异国，又是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我们更好叫他“美国建筑师”——就算后来他在故乡设计了“中而新，苏而新”的苏州博物馆，里面也有某种意义的掇山理水，他的园林已经不是那个园林了。2007年，当我筹划“活的中国园林”展览时，他更是通过秘书婉拒了我的邀请，和这样一个有“古为今用”嫌疑的建筑讨论脱离了干系。虽然如此，每次走过贝家昔日的私产狮子林时，依旧，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和他来处的瓜葛。贝聿铭从这里出走，最终成了在文化领域最成功的海外华人之一;整个20世纪，“守”“变”的文化困局都使我们繁难不已，对他却似乎不大起作用。不管外人如何牵强附会，最终的事实，是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连同他可能怀有复杂情感的家业，都一同抛在了大洋彼岸，抛在了散落世界的建成项目的身后。

在这个角度而言，贝作为建筑师的故事也算是20世纪中国人的故事，只不过是很特殊的一种。

贝的世界很远，但他的建筑却离我很近。这不仅是因为我多次参观过他的多个建成项目——卢浮宫的金字塔、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我还下榻过他设计的东海大学校园，在不同的时间流连于香山饭店，要知道那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光是在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中，我便策划组织过两个不同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