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思博

叶隽先生新著《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下称“叶著”），捧读之余，深受启发。同时，也有一点困惑想提出以就教于读者。这点困惑即叶先生在大著中笔墨较集中在陈铨、冯至两位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叶隽提出日耳曼学“以冯至为代表”，同时又多次对陈铨的研究给予赞赏。这就使读者产生困惑：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日耳曼学的领衔者？

一、叶著列举出的陈、冯两人的研究成果和“代表说”的落差

叶隽列举了陈、冯塑造的尼采形象。陈铨说：“历来第一流思想家都站在时代的前面。”[1]32不以时代之是非为是非。“他凭他超越的眼光，深沉的智识，对于社会上一切制度文化道德宗教，都要重新估定价值。在必要的时候，他不惜摧毁一切，来创造一个新的局面。尼采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一心一意，找寻世界文化的错误和补救的办法，使人类走入光明之域。人生再不是死气沉沉腐化堕落的人生，乃是充满了热情生命，有声有色的人生。只有尼采这样的人格，和他大无畏的精神，才配得上批评传统的旧道德，建设超人的新道德。”[1]32叶隽点评道：“何其光辉灿烂？何其高尚伟岸？”“有极为深切的对尼采的‘同情之理解'”[1]32。冯至这样概括尼采的意义：“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而不是一条道路引我们到一座圣地”[1]33。关于陈铨对歌德的研究，叶隽说，其博士论文“就是后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中德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