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彪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读《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札记

张劲彪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近期，研读曾执教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现将读书感想以文字记之。

《春秋》作为早期的编年体的历史记录而存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将其称为一部不成熟的编年大事记[1]。其记录简单而且措辞隐晦，事物之间缺乏彼此的联系，给后世人对其文章理解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春秋》和《左传》一样，都将一部国家之历史描绘成了王公贵族的家族史，其内容只为一人一事或一族之事，缺乏对当时经济、政治、人民生活的描写。

动荡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战争，更加带来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在战争纷飞的年代，《国语》和《战国策》两部国别史相继问世。一直到《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史学开始走向了独立。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胫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接受了腐刑之后，顽强的司马迁没有倒下而是更加坚定的写出了为后人所称赞的《史记》。《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史学史的又一种编纂形式的出现——纪传体[2]。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给美术史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时候的名家圣手蜂拥而起。著名的曹不兴、顾恺之、卫协都是这一时期的名家。其中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论画》、《画云台山记》、《魏晋胜流画赞》都为后世在美术史上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这时的中国强调的是“君权神授”，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束缚。使人在这种“神”的统治下，安分守己克己复礼。使人完全诚服于封建者的统治之中。

历史瞬息万变，到了宋朝，一部编年体通史巨作《资治通鉴》呈现眼前。司马光其书的特色就在于一个“实”字。司马光以正史和官方文献为主，但不轻信它的真实可靠性，因而又大量采择稗官野史、百家谱录、传状碑志等，加以比较、鉴别、考核后而定取舍[3]。而后《续资治通鉴》使中世纪的编年史、纪传史走入穷途，这也正是中世纪官方史学的末路。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见我国的史学史发展的一个简单的概述情况。从最早的巫史开始，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开始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自己的一个角色。《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汉纪》、《三国志》、《后汉书》、《宋书》、《晋史》、《南史》、《北史》、《史通》、《通典》、《文献通考》、《通志》、《资治通鉴》等等，浩繁的史学著作构成了古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

既然有了“史”，那么就需要做史的人。司马迁曾说他做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想通过著史使自己成为一个王师贵左。刘知幾在《史通》谓曰：“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清代学者章实斋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史德”。刘知幾的三长，即才学识。才主要指文思而不单指文学表现能力即古人所谓的“词章之学”。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事来论证史实。然而，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一味的去找寻其“书法”而以文害意那么这也是不可取的。史学家要能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寥寥数语中表现出无穷之意思。学不单指掌握的历史史料或基本的知识，而且包涵着理论素养。不仅能在本领域能够博古通今还能够横亘中外，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基础。所谓的识很容易被说成是见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识者，知也，帜也，兼有认知和表记二意”[4]。

在中世纪，官方的史学家首先是官僚其次才是学者。这些当官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公务而且还能与龙颜朝夕相处，所以说这是一个美极了的肥差，而修史这样的事往往由宰相或者权臣去把控或者横加干涉，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去找寻那些原意做奴才的人去担任史官。这就导致了后人在对历史的的解读的时候要学会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刘知幾提出了在治史的时候需要的“三长”。在封建统治者的打压下“三长”的提出无疑是给史学史在制度上明确其本身的制度与目标。在我看来，他所谓的才学识主要是要求其史学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所谓的才也，是要掌握和运用各种文献、题材的能力和进行文字表述的才能。讲到文字运用表达的能力就不得不说“书法”。所谓的书法，就是历史家们在评价某一事件的时候自己的好恶的见解评价。据说这是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发明的。有了这样一位大智者的先河之后，后人为了追寻他的步伐，作者们于是就在治史上开始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咬文嚼字上了。梁启超在《论书法》中说：“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5]”！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史家们的一家之言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他们的一句话一行字是否就代表了事情的原本面貌呢？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地方。才也，博古通今之才，正书事情原委之才。我们在治史的时候要学会论从史出在史中去寻找其根本之联系。

其次，所谓的学也，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史学家们不能妄自以自己的喜恶或者统治者的压制去夸大或者曲解某些史实，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在此，你的学问的宽泛与否你的知识面精不精在你写的东西当中也就能见出端倪。史学，也是一种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你要有学者的素质和态度。

再次，所谓的识也，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评价的能力，这是刘知幾认为的最重要的史学家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会将自己的主管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当中去，但是史实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幾要求史学家要“兼善”、“忘私”。所谓的兼善就是要博取众家之言，不光官史，野史亦或其他都可以去参照；所谓忘私就是要求作者在写史的时候要遵从客观史实，要排除自己的私人看法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看法而乱写要学会去遵从客观的史实。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但是一旦当这面镜子映出的是统治者丑陋的脸庞的时候，统治者就不会原意在去照这面镜子了。他需要的是你要能为他照出光彩炫目的本尊。这也就是我想说的“识”。刘子元的“识”是说“识者，知也，帜也，兼有认识和表记二意”。在我看来这个“识”不仅仅是简单的史实和认知，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种胆识。前面说过了统治者所需要的史家是一个有奴性的史家，能为统治者写史的人。这样的人犹如墙头之草风不吹就已经东倒西歪，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你还能相信几分呢？在我看来一名合格的史家出了具备以上的几点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胆识”。所谓的胆识就是你需要在统治者面前你能够不卑不亢，在真实的史实面前你不能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去歪写这一部分历史。你需要站在历史的大潮前，要有自己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不要害怕去得罪权门贵族，就如同司马迁那样虽然残受腐刑，但是却依旧不改心中的目标与方向坚持自我写出《史记》。

总的来说，刘知幾的“三长”的观点的提出有相当的进步性，而且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他本人的局限性也是可以见到的。他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史学家，所以他的理论的服务对象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最高的封建统治主。他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去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人们的的历史作品或多或少的总会带上他那个时代的烙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刘知幾的贡献也确是不容忽视的。

[1]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33页.

[2]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91页.

[3]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241页.

[4]朱维铮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201页.

[5]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第205页.

张劲彪(1992.06-)，男，汉族，硕士，安徽，广西艺术学院，研究方向：美术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