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龙　赵晓丹

摘要 周永年“儒藏说”被很多学人认为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舆论准备，此观点自民国郭伯恭而光大，然而却无人做深入探讨。爬梳文献，不难发现有关“儒藏说”提出的时间线索以及周永年宣传“儒藏说”的记载，基于这些材料的分析观察，“儒藏说”对四库的编纂起倡导作用的结论值得商榷，反倒可能是四库的开馆中断了“儒藏说”的进一步宣传。从时人的反应来看，“儒藏说”的社会影响被今日学界夸大了。

关键词 四库 儒藏说 时间 宣传 影响

分类号 K20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1.013

清人周永年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其“儒藏说”理论与“藉书园（借书园）”实践被拔高到中国近代图书馆滥觞之高度。近读中山大学图书馆青年学者王蕾的著作《清代藏书思想研究》，其中论及周永年“儒藏说”对四库七阁的影响时说：“周永年儒藏说的最大贡献和影响是为清修《四库全书》和设立四库七阁奠定了理论基础。”后引郭伯恭在《四库全书纂修考》中言“士林以倡导之，归诸永年。”加以强调，又引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材料以佐之。王蕾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奠定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基础。”查郭先生原文为：“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再看郭先生书后有附录《四库全书之续修与影印述略>>内载有1925年国会议员邵瑞彭《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启》云：“有清之世，历城周永年撰儒藏说。未几诏开四库馆，士林以倡导之功，归诸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