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萍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是“不屈从于当下时代的需要，而要走自己的路”，[1]60还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适应论”与“超越论”已经成为发展高等教育的关键争论点，这场争论不仅发生在康奈尔大学的创始者康奈尔和怀特两位校长之间，也曾发生在哈佛的两位校长艾略特和洛厄尔之间。“大学必须迅速的适应人们的各种变化，因为它们正是为这样的人而存在的”，艾略特缔造了重视实用性的新哈佛，“我们希望训练出实干家……我们这儿对于培养这个世界无精打采的观察家、纯粹的生活游戏的旁观者、或者那些对别人的劳动过分挑剔的评论家，概无兴趣。”[2]28但是洛厄尔并不这样认为，他把大学看做是修道院般神圣的净地，他认为哈佛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让年轻人把思考当作“获得面包的一种手段”。[3]64时至今日，这场争辩仍然没有结论。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学界就教育适应性的问题先后有过两次较大的论争，第一次始于鲁洁教授在1996年《教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一文，该文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和实践模式的单纯适应性及其局限，同时深刻阐释了教育的“适应”与“超越”的辩证关系。之后很快引起关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与讨论长达3年之久，呼应与商榷的声音兼而有之。第二次争论起于2013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一期刊载了展立新、陈学飞的《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文章批判了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两个规律”，之后有关学者在此问题上展开了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