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光 卢辉炬

(1.广东科技学院 思政部，广东 东莞 523080；2.广西师范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论清朝福建籍官员在台湾的突出政绩及成因

黄明光1卢辉炬2

(1.广东科技学院 思政部，广东 东莞 523080；2.广西师范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清朝政府在台湾行使主权期间，福建籍许多文人志士奉朝廷之命到台湾任职，他们在抗击外来侵略，平定内乱，勤奋理事，兴办学校，著书立说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侵略与压迫，福建省为大陆距离台湾地理位置最近的省份，具有科举功名及丰富的仕途经验，清朝廷在台湾实行特殊的任官制度等，是福建籍官员在台湾作出突出政绩的四个主要成因。

清朝；福建；台湾；政绩；成因

清朝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时间，从1683年清朝军队收复台湾，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后，共212年。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福建籍许多文人志士奉朝廷之命到台湾担任官吏，谱写了宏伟壮丽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公开发表论述福建籍官员的论文，最多的为“沈葆桢”一人，例如，陈微《沈葆桢与台湾本土教育浅论》[1]53-58。较全面论述台湾福建籍官员的文章，例如，何绵山《试论清代福建省治下台湾官员的选任》一文[2]1-9。上述论文，为我们深入研究清朝福建籍官员在台湾的功绩提供了史料及学术观点。

一、清朝福建籍官员在台湾的突出政绩

(一)抗击侵略，捍卫主权

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仍有外国列强对我国宝岛虎视眈眈。在台湾任职的福建籍官员，采取各种措施，痛击了外来侵略者，捍卫了台湾领土的主权。其中以沈葆桢与邱镇功为杰出代表。

沈葆桢，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牡丹社事件”，派兵3000人，在台湾地区登陆，挑起“台湾危机”。沈葆桢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后清政府与日本议和，签订《中日北京专约》，赔款50万两白银，换取日军撤出台湾岛屿。

沈葆桢除在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务外，还重视台湾的行政、公路、工业、教育等方面的建设。第一，扩大府县设置，将原来的一府四县改成为二府八县。第二，开通东部地区的公路，动员民工，开山修路。修建了一条联系北、中、南，全长四百余公里的公路，于同治十四年全部完工。第三，工业方面，改变人工采煤为机器采煤。为此，从国外购置机器，极大提高了台湾每年的煤产量。例如，将光绪四年(1878)仅为一万余吨的年产量，提升为三万余吨。几年之后，增为五万余吨。对国内煤商税收过重的困难，沈葆桢申奏朝廷减税，获准降为每吨0.1两。第四，兴办教育。为有利于吸收高山族子女接受汉族儒家教育，对入学学生采用寄宿制，官府负担学生的食、宿。沈葆桢组织官员在枋寮办起第一所义塾。此后，又在虎头山、蚊蟑埔、刺桐脚等十四处办起义塾。从思想意识上加速高山族民众摆脱原始状态的步伐。同时，又奏请朝廷“招徕恳野”“开山抚番”，废除渡台禁令等，使福建、浙江移民不断涌入，大大推动了台湾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以上一系列政策与措施非常恰当，台湾的经济、文化得以发展。沈葆桢在台湾的杰出功绩，获得许多历史学者的高度评价。例如，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认为，清朝于台湾，析地增吏，初创抚番，创繁盛之根基，沈葆桢之功，“厥不伟欤”[3]581。

邱镇功，福建同安人，初任清军台湾守军参将。道光二十一年(1841)下半年，英军侵入基隆港口，采用重炮轰击台湾二沙湾炮台及清军兵房。台湾兵备道首领姚莹与参将邱镇功等军事将领，毫不畏惧，坚决还击。参将邱镇功亲自发射八千斤巨炮弹多枚，轰断英军舰桅杆，击毙英军三十余人。英舰退出港口外，于逃窜慌乱之中，触礁沉没，士兵纷纷落水，部分士兵凫水上岸，一些士兵抢搭舢板逃生。当英国士兵上岸逃命时，又遭台湾民众“乡勇”分头追击捕获。此次战役，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余人，缴获英军武器无数，其中包括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军侵略台湾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次年，邱镇功奉朝廷旨，接替苏斐然，任台湾水师协副将[4] 2341。

(二)平定内乱，稳定社会

清朝收复台湾之后，出现了一些民间反抗清朝统治的叛乱，危害台湾社会秩序，有害民众正常社会秩序。对此，福建籍官员组织军民加以平定。

例如，谢金銮(1757～1820)，字巨廷，福建侯官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考取举人，嘉庆十年(1805)任台湾嘉义县教谕。任职期间，出现了以蔡牵为头领的军事叛乱，在海上抢掠民船，举兵攻陷凤山县，使得台湾各地军情紧急。嘉义知县曾屈尊与谢金銮商量防御之策，谢金銮建议，动员民众武装力量，治兵习炮，造栅凿壕，建立官民联防。知县依据他的建议，组织民众积极参与。谢金銮与知县视察县城四门，分兵把守，谋划指挥，部署略定，坚持到清朝军队武隆阿统领兵到达支援，使得蔡牵武装无奈兵败。

谢金銮对台湾社会稳定的奉献，还表现在他对“蛤仔难”地区行政管理的建设上。该地区名甲子兰，位于台湾淡水的东北方向，溪流交错，土地广漠。谢金銮认为，“蛤仔难”如果为叛乱军队占有，将祸害清朝在台湾统治，且造成地方民众不得安宁。于是他深入该地区考察，并掌握具体情况。谢金銮认为，“蛤仔难”的稳定是台湾海防巩固的关键，遂编著《蛤仔难纪略》六篇，把该地区的重要性纪述翔实。其书由梁上国上报朝廷，被清廷接受，嘉庆十七年(1812)，清朝廷正式将该地区设立噶玛兰厅。《台湾通史·谢郑列传》中说，噶玛兰开设之说“前后继起”，以谢金銮的提议“尤为明切”[5]。

(三)勤于理事，正确执政

清朝收复台湾之后，许多福建籍人才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例如，吴英，莆田县人。带军留守台湾时期，康熙皇帝询问治理台湾政策。吴英建议朝廷采用“屯田、减兵”政策，即将清朝在台湾驻军8000人，分为两部分，一半用于军事镇守，一半在台湾务农。使朝廷不亏军饷，清军驻台湾而不扰市民。“屯田”措施，带来农业丰收，让清军兵无偏苦，“一举兼善之事矣” 。在军队与台湾政治管理方面，他还建议清朝实行军队不得干扰商业，达到“市肆不扰”的效果。

一些福建籍官员，在台湾任职期间，善于处理民间案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例如，甘国宝，福建古田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中武进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台湾挂印总兵。在任期间，细心执法。一次，有一汉族市民杀了另外一家九口人命，采取伪装手段，嫁祸到土著民族人身上。通过深入民间，甘国宝调查研究，明察秋毫，辨明案情，最后把真凶依据法律抓获，既维护了台湾社会稳定，又维护了土著民族合法权利。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甘国宝认识到台湾是高山族与大陆汉族融合地区，为避免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实行“严疆界、谨侦察”的管理措施，严禁汉族人非法侵入土著民族地区，加强与维护汉族与高山族、土著民族的和睦关系，并把大陆的汉族文化、农耕技术传播到土著民族中去[6] 269。

一些福建籍官员不畏强暴，勇于直言。如周长庚，侯官县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任台湾彰化教谕。光绪十年(1884)八月，中法两国海军在福建海面发生战争，由于清朝投降政策，清军首要将领弃舰逃走，导致福建水师失败。消息造成全国民众对清朝廷的抗议。长庚冒死上折两江总督，指控海军官员何璟渎职、失察等罪。后经朝廷查访核实后，张兆栋、何璟等海军官员被革职查办。通过此事，周长庚直言不讳的美誉传遍全国。

(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清朝在台湾地区行使国家主权期间，许多福建人到台湾担任地方教育官员。为台湾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叶梦苓，字松根，侯官县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后任台湾凤山县训导。在任期间，此人开办儒学官学、义学，采取各种方法组织土著居民送子弟入学，使凤山县地方教育得到兴振[7]346。

又，许德树，福州籍，道光六年(1826)进士。福建台湾府学教授、台湾海东书院山长。此书院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设，为全台湾最具规模的书院。台湾道刘鸿翔以许德树品学俱佳，请其兼主海东书院讲席。当时，书院院规久弛，许德树到任后，即创立学规细则，制定激励举措，鼓动学生奋发学习。他还将学生中优秀的文词诗赋抄贴院壁，供人观摩。许德树爱生如子，经常捐金资助台湾学生完成学业[8]。

(五)著书立说，弘扬文化

例如，郑兼才，字文化，福建德化人，嘉庆三年(1798)科举解元，嘉庆九年(1804)调任台湾县教谕。此人对台湾文化建设的奉献，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留下大量著作。《六亭文集》12卷，收入有《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劝捐序》《代安溪陈令劝修考亭书院序》《谕建宁士子文》《重建建宁县学署碑记并跋》《覆署台湾守》等文稿。这些文稿，从多个角度反映了郑兼才所到台湾各地极力推崇文化教育、关心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后人研究清朝官员管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貌等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第二，编写了台湾地方史志。此人重视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任台湾县教谕时，与嘉义县教谕谢金銮共同编修《台湾县志》。他担负《台湾县志》修纂的筹理谋划，并参与撰稿和编辑。亲笔撰写《续修台湾县志文》《续修台湾县志列传》《续修台湾县志后跋》等文稿。《台湾县志》修纂完成后，又受命与谢金銮合作修纂《台湾府志》，后因为谢金銮因病归梓，才另外组织人员完成[6] 160。

又，台湾府儒学训导刘家谋，在台湾四年中，著《海音》两卷，对台湾地区的风土人情及朝廷施政利弊，皆有论述。又有《东海小草》《观海集》各四卷，《开天宫词》《东海纪程》两卷，《操风琐录》四卷，《怀藤吟馆随笔》一卷，《外丁卯桥居士初集》八卷，《揽环集》十卷[9] 61-69。

二、清朝福建籍官员在台湾取得突出政绩的成因分析

(一)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侵略与压迫是时代成因

台湾同胞长期受外国殖民者的压迫。例如，1626到1642年，西班牙人在台湾实行了历时16年的殖民统治。崇祯年间，荷兰侵略军采用武力，击败了侵占台湾的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地区的汉族、高山族等广大民众进行残酷的政治压榨及经济剥削。在行政管理方面，通过派遣汉族贵族、土著民族头领进行傀儡统治；在经济方面，将台湾土地全部划归荷兰殖民者所有，运用暴力，压迫台湾地区农民缴纳高额地租，每甲田年收租十二石二斗到十八石；文化教育方面，派遣传教士到台湾地区创办各种宗教学校，推行奴化教育。长期以来，台湾与福建密切相关。首先，从行政区划看，清朝台湾府归福建管辖。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其次，从台湾移民成分分析，清朝许多福建人移居台湾。据厦门大学历史教授陈支平等人的研究，台湾现有居民大约80%是来自福建。现代学者认为，福建居民移居台湾，分为明末及清代两个时期。南明隆武帝将福建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福建兵祸连连，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移民台湾。清政府实施禁海政策，暴力拆迁民宅，同时，为躲避三藩之乱，漳州、泉州多地民众移民台湾[10] 2134。 由于以上两点原因，福建官员与市民比其他省份的人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社会情况，当福建官员在台湾任职时，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骨肉同胞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在岗位上为台湾建设作出无私奉献。

(二)福建是大陆距离台湾地理位置最近的省份是地理成因

从省份整体分析，福建与台湾岛屿的地理距离最近。台湾海峡是祖国大陆与台湾相连的纽带。福建与台湾最近距离只有72海里，福州市至基隆一百四十余海里。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端，西接漳州，北邻南安，东南与大小金门和大担岛隔海相望，通行闽南语，是闽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厦门至高雄一百六十余海里，厦门至基隆也仅二百二十余海里。厦门角屿至小金门的最近距离仅一千余米。

泉州系大陆岛屿距离台湾地区比较近的地区。从地理距离分析，崇武半岛地区直接面向台湾海峡，离台湾岛屿仅97海里。泉州南安市石井镇也是祖国大陆陆地距离台湾金门较近的地区，海上航线14海里。

金门位于厦门外海，金门本岛与福建角屿相距仅1800米，小金门与厦门的最近距离为5000米。厦门思明区广播山是环岛路的“点睛之笔”，距离金门仅4500米。

福建平潭岛是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岛屿。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我国第六大岛、福建省第一大岛，位于福建省平潭县境内，距福州69海里，东面与台湾省新竹港相距仅68海里，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较近之处。

(三)教职与武职官员均具有科举功名及丰富的仕途经验是人才成因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清政府统治台湾期间任命各级儒学教授、教谕、训导共644位，而其中籍贯福建省的人士就有190位，占总数的30%。清代在台湾地区儒学学校中执教的福建籍官员中许多为饱读国学经典的文人。上述190人中有进士17名、解元2名、举人121名、贡生50名。这些官员为振兴台湾教育事业，能够忠于职守，除学识渊博，还勤于教职，无私奉献，得到台湾民众高度赞美。

教职官员，如第一位台湾府学教授林谦光(福建省长乐县人)，副贡生，康熙年间，由内地延平府教谕改任台湾。此人在祖国宝岛执教四年，精心执教，笃学励行，诲人不倦。任职期间，深入民间，收集土著民族资料和实地史迹编为《台湾纪略》一书，其中保存了许多台湾地区第一手原始史料，为探索台湾地区历史的参考典籍。因政绩杰出，任职期满升任浙江桐乡县知县[11] 231。

武职官员，例如，清朝爱国守台将领黄礼鉁，福建宁德人。道光十二年(1832)武举人，以后又考取进士，咸丰九年(1859)於台湾地区担任台湾水师协副将。黄礼鉁在台十多年间积极进行军事防务，坚决抗击倭寇侵扰，为台湾地区安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多次受到朝廷褒奖[12]。

(四)特殊的任官制度是吏制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何瑜等专家研究认为，清朝在台湾的选官制度有别于大陆，其特殊性表现为以下四点：其一，台湾巡抚设立之前，台湾文职官员由福建巡抚在福建省现任官中“拣选调补”，不经朝廷吏部选派。这既利于福建选派熟悉台湾地方能吏，又有利于福建籍举人、进士到台湾任官。其二，清朝规定，台湾官员从道员以下，教育官职之上的官员，任期三年以后，一定升官。这也吸引了福建籍人才到台湾任职。其三，武官制度规定，台湾军事最高为总兵，虽加挂印，受闽浙总督、福州将军与福建水师官员节制。同时，台湾武职官员实行不回避制度，据乾隆年间刘良璧等人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记载，乾隆五年(1740)之前，在台湾任武职的福建籍官员210人，占台湾的武职的官员总数438人中的47.9%。这一点也造成台湾官员中，福建人比较多。其四，台湾文官实行回避制度，运用外省籍人担任，但儒学教授、训导官员均为福建省人。据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何绵山教授的统计，台湾府儒学教授14人；台湾县儒学教授16人；凤山县儒学教授15人，均系福建省籍[13]。

总之，清朝福建籍官员任职期间，除少数官吏腐败之外，绝大多数人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持社会安定、管理政务、兴办学校等方面为台湾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卓越成绩。其功绩形成原因的剖析，要从时代背景、地理学、官吏制度学等多方面探索，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结论。

[1]陈微.沈葆桢与台湾本土教育浅论[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2]何绵山.试论清代福建省治下台湾官员的选任[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4).

[3]连横.台湾通史·沈葆桢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姚莹.东溟奏稿·遵旨筹议复奏[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5]林恩燕.福州人谢金銮与“蛤仔难纪略”[N].福州晚报，2015-70-06(A29).

[6]宋楚瑜，等.甘国宝传[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人物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

[7]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8]刘琳.捐资育才之台湾府学教授—许德树[N].福州晚报,2013-01-05(33).

[9]陈炜，陈庆元.谢章蜓为台湾府教谕刘家谋所作序跋传记祭文之讨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3).

[10]陈支平.闽南涉台族谱汇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11]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八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12]蒋滨建.八位重臣举荐咸丰帝朱批黄礼鉁为闽安都司[N].福州晚报,2016-01-10(A14).

[13]何绵山.试论清代福建省治下台湾官员的选任[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4).

【责任编辑：韦琦辉】

2017-01-12

黄明光(1956—)，男，广西桂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福建地方史研究； 卢辉炬(1966—)，男，壮族，广西隆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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