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耿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自然”而“立于独”
——道家对个性实现历程之看法

周 耿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

道家的“自然”有本然、顺应本然的行为方式、成就未然三层意义，展现为个性实现的历程。从人性衍化的角度来看，个性实现的历程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性之本然与不自觉、个性的成长与摸索、“自知”与个性的成熟、“从己”与个性的圆融。在个性实现历程中，人对自我的认识过程与实现自我的过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道家；个性实现；自然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自己如此”①，结合训诂与哲学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其“自然”：其一，“然”，表示“……样子”，“自然”，自己(本来)的样子，即人的原始天性；其二，“然”不仅表示“已然”，还表示“未然”，“自然”意味着实现“未然”②，在此意义上，“自己如此”便是自己要像自己的样子，“像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未然”的过程，一个实现个性的过程；其三，在个性实现的过程中，“自然”意味着顺应天性而不依赖于外物的行为方式③。概括说来，“自然”之于人，既是一种人性状态，又是一种行为方式，“自然”一开始便植根于、开展于“自己”的实现之中。在实现“自己”的历程中，离不开人对“自己”的认识，只有“自知”其“自然”，才能顺应自然地实现“自己”,认识自己与实现自己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

一、性之本然与不自觉

在道家看来，“自然”就其作为人的原始本性而言，其内涵是清静无欲，清静无欲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也是人类乃至万物的通性。

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21章)王弼解释说：“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老子注》第38章)在道生万物的过程中，道赋予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以“德”，“德”即“性”。而道的根本性质是清静无欲，老子说：“道常无为。”(《老子》第37章)庄子也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庄子·天道》)成玄英解释说：“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四者异名同实者也。”据此可知，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原始本性也是清静无欲的，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林希逸注：“本者，初也。”(《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在道家看来，婴儿完美地体现着人清静无欲的本性，婴儿无知无欲、至柔至刚：“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第55章)需要指出的是，婴儿没有意识分别，此时的“柔”是一种不自觉、不自知的柔。

在道家看来，道赋予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规定性，形成了各自的禀性，“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庄子·至乐》)，“形殊性异，各有所安”(《文子·自然》)，“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庄子·骈拇》)。此处的“性”便包括人的性格、天赋直觉等。圣人是众人中的卓拔者，庄子说：“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庄子·德充符》)舜“受自然之正气”(郭象注)，“得于天者独异于众人”，秉性深厚，一直保持其自身清静无欲的本性，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道在赋予人清静无欲的本然天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使得人有可能离开“自己”，也可以回到“自己”，换言之，正因为人有了自由意志，所以人性有可能异化；又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能够通过修养复归本性。人之外的万物无自由意志，万物顺其自然地生长，由于没有自由意志和精神自觉，万物生命中的一切皆在已然之中，蒙昧于自然规律的运行，他们的本性既没有异化的可能，也没有复归的必要，也就无所谓个体价值的实现。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每一个“自己”都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人性倾向，也就给人的生命带来了偶然性和复杂性，每一个生命形态均有其独特性，因此，“独”成了人的宿命，与外物相较，既有其幸又有其不幸。在“自己如此”的过程中，在自由意志的作用下，“自然”在此体现为“未然”，意味着自是、自成，在复归原始天性的过程中，成就所是之，实现人的个性。

一般认为，人之异于他人的个性很早便显示出来，甚至认为，幼年时期显示出来的个性甚至决定了其一生的性格倾向，俗语说“三岁看到老”便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一“看”，是看他人，并非人很早便能自知其个性。事实上，人的个性自觉滞后于个性的显示，人的童年类似于人类的童年，“民童蒙，不知东西”(《文子·自然》)，人最初是混沌的，没有任何分别意识，更没有一个“我”。弗洛姆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个人的生命历史是同样的进程，人先有一个“前个体存在状态”，在此状态中，人处于与自然世界一体的状态中，“与母亲一体”，“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人从一体化状态中脱颖而出的过程称为“个体化”[1]16-17。

二、个性的成长与摸索

在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尚无恰当地运用他的肌体(作为一个有机体)和心智(作为一种理解力)的能力”，“父母必须有权去管教与训练他们的子女”[2]100，“要听话”是父母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即便到了孩子长大以后，父母的人生经验与社会经验仍然比孩子丰富，父母对长大之后的孩子仍然有着“听话”的要求，“听话”意味着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欲和对生活的理解制定子女的生命轨迹，希望自己的生命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满足人性深处对存在证明的需要，消解茫茫宇宙中独我的空虚之感。

然而，一个生命体有他自身的生命意欲，如果父母把子女看成是“自己的制造物”[2]99，两个生命意欲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冲突。随着生命体的成熟，个性开始觉醒，意识到“我”与“众”不同，我的欲望、兴趣、偏好逐步成熟，在青春期活泼、强烈的生命本能的驱动下，迫不及待地希望实现那一个“我”，希望“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这时候“自然”的基本义“自己如此”显示为“事物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原因”[3]90，当然，此时作为内在动力的更多的是生命扩张成长的本能欲望。

是什么来引导这种本能欲望呢？这一定是由认识来引导的。但是，青春期的我对于要去迫切实现的那一“我”并没有明确认识，对于如何去实现那一个“我”也没有明确的看法，只是有一点却是大体一致的：竭力去反抗家庭与社会提供的成见，凡是父母和老师所希望我去成为的那个“我”，一定不是我所希望的，这几乎是年轻人的通见。年轻的我凭此信念，在家庭与社会的“樊笼”中左冲右撞，反抗权威，拼命显示自己的个性。尽管目标和途径都是模糊的，但是“任性”却是一贯的，表明自己非“如此”不可显示出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越“任性”越受到家庭与社会的劝阻，越劝阻越“任性”。“任性”、对一切新鲜刺激的追求洋溢着青春的欲望，一面可以看作生命力的勃发，另一面，在道家看来，却意味着人性的异化，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12章)“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尤其是年轻人所希望恣意享受的生活，在老子看来，这正是原始本性异化的开始，此一被异化的本性却构成了此一时期个性的根本性质。

每个人均有自己的意欲，“任性”必然遭遇挫折，老子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老子》第9章)生命的“个体化”进程受挫之后，开始怀念“听话”所带来的安全感，部分人开始“不想长大”，害怕周遭的陌生世界，由“任性”转而固执地保留儿童期的“个性”，眷恋父母，甚至依恋父母，有些甚至开始“放弃个性”。弗洛姆说：“一旦成为一个个人，他就形单影只，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于是，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1]20放弃个性是对权威、习俗甚至舆论的臣服。现时代年轻人为什么会随时查看微信、微博，关注身边的人和社会的动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不能与人保持一致，害怕被抛出圈子，而这种查看或者说臣服带来了安全感。

“放弃个性”还体现为对社会规范的勉强接受，把那个模糊的“我”收敛到他人的视野之外，装作“成熟”，偶尔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纵酒中暴露出来，然后被说成是“性情中人”。当人们还需要暴露所谓“真性情”时，便意味着平日里只是装出来的成熟，即便如此，对个性的自觉收敛与虚伪的显现是个性成熟的又一个阶段，是个性实现历程中必然的环节。

“任性”与“放弃个性”并不是一个截然两分的过程，而是一个反复交替，甚至混合消长的过程。放弃个性、臣服权威并不能给人带来长久稳定的安全感，生命意欲也不可能长期为权威所压抑，个性成长是人的本能需要。过于“听话”的孩子将失去独立思考、独自尝试的机会，长此以往，将“不经别人的指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变得“懒惰和怯懦”，“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4]23，这是启蒙的格言，也是个性成长的关键。

人们经常善意讽刺他人或自嘲很“二”，这就是对“试错”的肯定，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敢于展示自己的个性，“二”是不“一”，不一样、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他人的讽刺或自嘲，不如说是一种赞扬、羡慕与鼓励，是对人性缺点的包容与接纳， 是一种开阔胸怀的体现。

当青春不断地去“犯二”，在“犯二”中认识自己的个性、探索实现自身个性的方式，并受到社会接纳，此时才有可能回转身来反思以往“任性”反抗的一切，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了解故乡，对于家也是。以往“任性”反抗的对手慢慢衰老，他们甚至开始主动听从你的意见，甚至在你责备之时默不作声，屡屡用沉默而细小的方式对你表示关心甚至屈服，以往那尊专制、暴躁、冰冷、静默的雕像消解了，对手已走下擂台，擂台上只剩下你一个人；霎时间，你又成了那个专制者，那个家长，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强加给他人、甚至自己的父母，原本反抗“家长”，追求个性独立，最后却发现自己慢慢成了那个自己原初反抗的对象；在对待自己的子女及其他关系时也如此思考：你是我的，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我说的是对的，你必须听我的，而这又成了一种“任性”。这种任性不仅是一种个性的放肆，更是一种占有欲的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个性的不尊重，因而仍然是一种不成熟。

三、“自知”与个性的成熟

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人作为家庭的一分子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家庭的“家长制”思维容易渗透到自己所处的单位，于是专制便会成为一种社会习俗继续影响人。某种文化下的规范是这一文化群体之个体长期博弈的结果，是对这一文化群体普遍适应的在世方式。这再次说明，个性的形成，离不开对个性的认识，而个体总是生活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中的，因此对自我的认识，离不开对社会的认识。

有了此种初步的反思，试图放下“任性”的我，又将去成就怎样一个“我”呢？“性情中人”的“我”或收敛起来的“我”是我本来的样子吗？人对自我个性实现可能性的思考经过青春期之后，有了更为自觉的反省与思考，而这种思考又将直接影响着“我”的个性的成长。

道家认为，人生之初，道赋人以“德”，即成为那一个“我”的可能性，然后究竟能成为哪一个“我”，却取决于环境(“势成之”)特别是个人的能动性(“德蓄之”)。别而言之，“德”有先天之“德”，即道所赋之“德”，有后天之“德”，即个人修养所得的“德”。后天之“德”的积累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要成为哪一个“我”逐渐明晰，而学道得“德”的过程便是实现那一个“我”的过程。文子说：“圣人执道，虚静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文子·道原》)

实现那一个“我”的过程与认识那一个“我”的过程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当实现了某一个精神阶段的“我”时，“我”才更深层次地认识到那一个“我”，反之，也只有认识到那个“我”，才能实现那一个“我”，“真人”与“真知”相须而行，人生便是一个不断地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

人之“德”并没有在一开始便充分展开，有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只有经历了阳光雨露、风雪冰霜后才能完全展开，实现道赋予人而为人所含藏的生命能量。说“三岁看到老”，只是说明了人极易随顺童年期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一直发展而无变化，但是，人们同时还认为，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可以变化已形成的气质。既然人性中的某些部分还会变化，或者说人性中的某些可能性还有待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就不仅仅包括对清静无欲天性的体认，还包括对天性中潜藏的可能性实现之后的现实人性的认识，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常常有助于独我顺其自然地生成、成长，最后积极地实现道所赋予个体的独特性。

然而，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个性与独特价值的认识相对于认识他人来说，尤为困难。一个对自我有深刻认识的人内心光明敞亮。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33章)人之所以不自知，缘于人受外在环境的刺激，沉溺于物欲而不知返，丧失了清静恬淡的天性。而只有当一个人的心性保持清静无欲的状态时，才能更深入地观察、认识自我。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第1章)文子说：“有以自鉴，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鉴，则动而惑营。”(《文子·下德》)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当精神如水一般清静时，便可犹如明镜一般，照彻万物与自我的本性。所以庄子又说：“朝彻而后能见独。”(《庄子·大宗师》)张松辉先生解释说：“朝彻：像初升的太阳那样清新明彻。比喻得道后空灵宁静的心境。”[5]129“见独”，可以理解为洞见自我独一无二的真性。

试想，平日里裹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为生计为事业忙忙碌碌，等到得闲时，去往郊外深山夜深人寂之时，仰望星月，宇宙一何深渺，此时作想的那一个“我”，恬淡寂寞，无思无虑，这时庄子告诉你，这便是你独有的真性。这一识得本性是清静无欲的过程却并非是一个纯粹认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体认和修养的过程，这是由认识的对象——“我”所决定的。“我”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主体，并非通过一个“我”来认识另一个或那一个“我”，只有一个“我”，“我”的自我认识过程是一个体认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可以随时体认的过程。而人之所以容易在深山夜静无人之际体认自我，那是因为此时此刻的“我”暂时摆脱了欲望和思虑，通过周遭的环境启发了自我的本真认识。人会因为欲望而离开自我的本真状态，但是山水不会，即便沧海桑田之后，山水仍然会保有道所赋予它们的最初本性。因此，人容易从山水中、从自然中找回自我。

作为生活中的人，并没有条件“任性”地生活于生活之中，无思无虑。陶渊明便是：“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园林虽好，却难以纵心；“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之九)。“处两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另一方面是诗人积极用世，想有一番作为的情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

一个逃避现实的自我只是一个虚假的自我，所任之性、所纵之心，不管是为了名利还是逃避名利，“曰静也善，故静”(《庄子·天道》)的清静心并非真性，“万物无足以铙心”的清静心才是真性，同样，只有在社会规范的磨洗之中才能真正成就个性、实现个性。“自己如此”的个性是通过我与外物磨合生成的，道所赋予人的可能性只有在与外物的交流、磨合中成熟、实现。并且，个性此时不是被削弱，反而因其形成了对待社会的一面，而使得个性变得更加立体化，更加成熟。个性被社会规范、磨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性形成的过程。人皆有个性，人又需要“群”，需要共处与合作，磨合是必然的，但个体往往会根据自身心性、性格，选择被磨合的方式，或者说选择被社会接受的个性，由此形成自己的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行为方式，只有被接纳了的个性才是成熟的个性，个性在磨合中成熟、丰满。

而此时，清静无欲作为个性根本性质，在复归天性的过程中，人由于各自的禀赋和修养，复归清静无欲天性的程度各异，造成了不同的现实人性，从现实人性出发形成的各自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老子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人性的修养程度将构成其个性的核心和根本特征，由这一核心出发，影响着他的整个性格、气质及行为模式。得道者的个性体现为：“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20章)“独”体现为价值追求，得道者以求道、得道为贵，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此时对于个性不再是张扬，而是长养，青春期的个性体现为“自见者不明”(《老子》第24章)，此一阶段的个性体现为“不自见，故明”(《老子》第22章)。个性通过清静无欲之通性而成熟，通性通过个性而内在彰显，和光同尘。

个性与社会的磨合过程，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短暂，对可能生活和生命样式繁复穷极的尝试，反而使得情感衰退，在获得了生命体验与认识的同时，也对生命与自我的认识更加迷惑。如老子所言：“多则惑。”(《老子》第22章)个性的形成与自我对人生意义的认同分不开。一谈到意义与价值，总是指向他人，意味着主体为自身设置某种目的并达成某种目的，另一方面，意义或者价值总是人赋予的，而人之所以赋予某个事件或某个行动以价值，总有其价值标准，而这一价值标准可以是某个人的意见，但此个体意见总离不开社会的意见，若此，价值与意义，意味着一种社会认同，也即主体的行动获得了社会的某种认可、认同，被认为有价值、有意义。当然，个体本身也可以自己认为自己的选择、行动有意义，但整体观之，个体的价值判断仍然离不开社会的价值标准。进一层来说，意义不仅意味着社会认可，同时还意味着主体的行为可以为他人、为社会造成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价值，并且是一种更高的价值、更高的意义。

因此，从意义或者价值的意涵来说，意义或者价值意味着社会认可、社会认同，意味着积极作用的造成，意义或者价值是社会评价标准赋予的。由此可见，鲁滨逊在遇见“星期五”之前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的孤独生活为笛福写出，并为我们知晓，能为我们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所以我们说鲁滨逊的生活于我们有意义。当然，即便鲁滨逊遇见“星期五”之前的故事不被我们知晓，他的生活于其自身，仍可以有其意义，此一意义可由其自己发掘、赋予，例如，鲁滨逊把《圣经》阅读与孤岛生活的体验结合起来，体验到上帝的意志，这可以是鲁滨逊当时生活的意义。

人只有感觉到、体验到生命的意义，才不会全然孤独。毫无疑问，鲁滨逊在遇见“星期五”之前的生活是非常孤独的，而孤独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离群索居导致。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交谈，便是一个意义的交流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互相赋予、启发、揭示日常生活的意义。鲁滨逊孤独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离群索居带来的意义感的丧失，为了消除这种孤独，重获生命意义与意志，鲁滨逊选择了阅读《圣经》，阅读《圣经》给了鲁滨逊极大的精神安慰，鲁滨逊从上帝那里重新找到了孤岛生活的生命意义。

由此可见，即便仅仅是活着，意义仍然是生命的需要，这不仅是曾经生活于文明世界的鲁滨逊的需要，即便原始人类也有其意义的需要，而各种类型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便是意义需要的明证。“意义”在于为个性带来安全感和根据，也就是解决“为什么活”的问题，此一解决既有从社会层面找理由的，也有从形上层面例如道、上帝、神那里找根据的。“为什么活”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怎么活”，也即生活方式的选择、职业的选择乃至具体行为的选择。

有人认为做公务员好，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以服务社会，还可以掌握行政资源，方便自己的生活；有人认为，“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社会环境不适宜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官僚机构不适宜自身的秉性，去做一名教师甚或闲散道人更适合自己；而有人认为觉得个人创业更有激情，更能发挥自身创造力，更能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还有人认为，无须选择固定的职业，生命就是一场旅行，生活就是在路上。对意义与自我的不同认识，使得人们选择了各自不同的职业与生活方式，这一选择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命意义。

在庄子看来，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人们各自的生命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造成了人们对固有职业及生活方式的依赖，一旦依赖感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产生生命的焦虑。庄子举证说，农民如果没有农活干就心不安；商人如果没有贸易买卖就心里不高兴；以智谋为生的人如果不让他进行复杂多变的思考，他就会感到不快乐；以辩论为生的人如果不给他辩论的机会，他就会感到不快乐；以明察为生的人如果不让他对别人进行侵凌和责难，他就会不快乐。(《庄子·徐无鬼》)生活于不同职业中的人们，各以本业为人生意义，浸润专心其中，本是职业需要所在，但是，如果囿于职业或专业，只认可、习惯并以本业为生命的意义，则丧失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不论以农耕还是以贸易、智谋为生的人，无可否认，职业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价值实现的需要，但职业绝对不是生命的全部，“活着”不是为了“活着”，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其本身，就在于敞开心胸，生活于职业之中而超越于职业之上。

并且，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或者说更新的。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寓言》)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的。孔子在自述其精神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圣人尚且对生命根本意义的认识还有一个不断提高与更新的过程，何况我们普通人呢？禅语有曰，莲华本出于污泥。人生困境的反思往往启发着人们更深层次地认识人生的意义，对意义的更深认识则使得个体的人生视域更为宽广，更能承受人生的苦难，享受生命的平静与愉悦。从此一意义上我们更可以说，不断提升对意义的认识是生命的需要。

与此同时，人生是苦，而人性总是希望避苦求乐。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生总会碰到不同的人生困境，而困境的造成一方面固然由于现实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还是人的欲望及主观意愿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实际困难的解决固然需要从现实层面去解决，与此同时，对已有价值观或者说人生意义的重新调整与建构，对于解决实际困难将起到调整方向、调节心境的积极作用。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新的人生困难的来临，都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追问生命的意义，重新确认自身在社会与世界中的位置，用新的观念附和新的现实，用新的观念建构我的世界。这就需要我们的内心随时保持一种敞开、开阔的状态。

四、“从己”与个性的圆融

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56章)和光同尘并不是消除个性，反而是保持个性，以“和同”的方式实现个性。由此便涉及“自然”的第二义：从己。从己而顺物是个性成熟的最高标志。

关于“从己”作为“自然”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今义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自然”与“从”“己”由“自”派生而来。据此，“自然”便可理解为，从自己出发，从己。在青春叛逆期，一切从己，所从之己，乃一己之情绪、欲望，或说己之心，处处随心，心会迁徙改换，失去沉静的本质，随心也并不能获得所臆想之自由。并且，即便所欲仅限于自己，心所随处已非初心，随心不得所欲；而一旦所欲涉及他人，他人作为个体，也有随心的欲望与权利，于是，随心所带来的便不是所欲，而是冲突、矛盾。任性并不能保存个性、成就个性。

相反，只有顺物才能任性，才能保存、成就个性。庄子说：“任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是让人放任本性、保持真情，而不是顺应那波涛汹涌的欲望、随时变动的情绪。这个时候的任性便是真“任性”，也即任己天然本性、清静无欲之天性，而不是青春期那种生命本能的欲望。人如若放任自身清静无欲的天性，便能顺物，便能存己。因此，只有真正地顺己之性才能顺物之性，从而处世顺遂，适人而又自适。

当我们说人清静无欲时，并不意味着不要任何欲望，这显然违背道家的原意。并且，脱离了欲望实现的个性成熟便是不成熟。人与其他自然物一样，其本质便是欲望的存在，饥食渴饮便是欲望，如果没有了这种欲望，人便无法存在，而老子并不是要否认人的存在，而只是要人减损掉过多的欲望，保持自身本然的状态，超拔生命于欲望之上。在老子看来，所谓过多的欲望就是指超出了吃饱穿暖之外的欲望。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3章)吃饱穿暖、身体强健，然欲望淡泊，意志柔弱。“无欲”并不是不要任何欲望，而是满足基本欲望之外不再妄求。

既然老子肯定人的基本欲望，因此，顺物而为并不是无限制地顺应任何人、任何事，如若人和事侵犯到人的基本欲望而产生的基础利益或者说根本利益时，便不再顺应。再者，如若外物干涉于我，涉及根本原则时，则不应顺应。老子尽管讲“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第19章)，但他所反对的是世俗圣人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而并非仁义这一上古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观，老子讲，“我有三宝，持而保之”(《老子》第67章)，第一宝便是“慈”，慈即仁。老子还说，“与善仁”，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仁本身，而是觉得世俗圣人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不但无益于世道人心，反而扰乱世道人心。老子主张的是“上仁”，即最高境界的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第38章)，最高的仁便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地去行仁。

因此，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我本质——欲望的全然放弃，相反，从过程和最终目的上，顺其自然是为了顺利地实现欲望。但是，实现欲望不是只顾自身的欲望而罔顾他人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路是一致的。并且，所立、所达的不仅是作为人的共同意欲，还是个体的独有的欲望，但这里所成就的欲望更多地指向人的内在本质，以求得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应是顺其自然的最高目的。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25章)，道“独立”，所以自身无所效法。“道法自然”之自然并非道外之物，如自然界，道无所法，唯有法自己，自己以自己为效法对象，自己以自己为根据、自己而然(河上公注：“道性自然，无所法也。”)。道生万物的同时，也赋予了人各自不同的本性。顺其自然的“自然”也即本然，顺己即顺应自己的本然状态，也即清静无欲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殊异个性、性格、偏好，从个性上成就一个独特的自己。

顺己之“独”并不意味着就不能顺人、顺物，顺己之“独”并不是让人逞己之欲、执持我见，相反，只有放下我执，减损欲望，才能成就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当我说“自然”时，便是要自己而然，从自己清静无欲的本性出发，而人之所以有执着于成见，分析到最后，还是要坚持那个“我”，而这个我往往是那个受到名缰利锁所缠绕的“我”，是一个虚妄的自我，而非真我。执持成见的背后仍是一种欲望，只有真正做到清静无欲，才能挺立那个真我，实现那个真我，从真我出发而行，自然顺人顺物，而自我在顺人顺物之中发现、适应、磨合出那个真正的“独”，最终在顺物顺己之中实现独我。

实现了独我的人不仅适人自适，还因其与“道法自然”的本性相一致而与道合一。至此，人便是自由的，便是有个性的。个性的完全实现，或者说人格的理想境界，既有其通性，又各个不同。个性完全实现的人，“能独行”(《庄子·庚桑楚》)，“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庄子·在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庄子·田子方》)。

注 释：

①陈鼓应先生指出，“自然”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陈鼓应著：《老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页)。刘笑敢先生也认为：“自然一词的字面意义或基本意义是‘自己如此’。”(刘笑敢著：《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67页)王中江先生说：“一般简要地把道家的‘自然’解释成‘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还是比较恰当的。”(王中江著：《道家形而上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②王中江先生认为：“‘自然’的‘然’，不应是‘已然’，应是‘未然’，而‘自然’就可以说是‘自己如之’或‘自己如向’的一种存在的最高方式。”(王中江著：《存在自然论》，《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③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自然’一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自己’，就是‘不用借助他者的力量，而通过内在于其自身的活动，成为这样那样的情况，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情况’的意思。”([日]池田知久著：《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

[1]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

[4]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M]//康德历史批判文集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张松辉.庄子译注与解析(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庄桂森】

2016-12-2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编号：14ZDB003)； 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L15RC00010)。

(周耿1981—)，男，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道家哲学、先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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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7)05-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