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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实践哲学视角下“十三亿分贝”节目意识形态性分析

2017-04-14姚文燕

绥化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葛兰西分贝民间文化

姚文燕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葛兰西实践哲学视角下“十三亿分贝”节目意识形态性分析

姚文燕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十三亿分贝”作为一档全民互动的方言保护类网络综艺节目,发出了本土文化发展的呼声。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视角分析,“十三亿分贝”的节目理念属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职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所延伸的一系列文艺思想能有效地防止节目出现意识形态散失等问题,对于“十三亿分贝”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葛兰西;实践哲学;“十三亿分贝”;市民社会意识形态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加重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葛兰西首先提出将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领域的观点,鼓励无产阶级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市民领导权,他的有关市民社会的思想理论渗入其文艺批评理念里,形成了“民族—人民的文学”文艺观。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繁荣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发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十三亿分贝”是爱奇艺网站于2016年7月推出的一档全民互动的方言音乐节目,节目以保护方言、保护民间音乐为理念,以音乐选秀的形式展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音乐及其地域文化。节目中的歌手以方言为语言载体,以或原创或改编或翻唱的形式演唱歌曲,再由两队主持人选择歌手,最终组成两个队伍来进行比赛。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角度看,《十三亿分贝》的节目理念具备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节目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启发中国民间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一、方言音乐与市民社会意识形态

(一)从边缘到中心。“十三亿分贝”的节目宣传片揭露了被人们忽略的方言危机问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普通话成为人们沟通的通用语言,而方言使用率则逐步降低,很多方言逐步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方言作为一种边缘性语言,它所富含的生活趣味是普通话难以比拟的,它代表了一种更加接近各地生活土壤的语言形式,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符号。“十三亿分贝”试图发扬方言的文化价值,重建民间文化的重要性,这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不谋而合。

“葛兰西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了渗透于私人生活领域并且转化为私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和意识,着重从文化和意识层面去解析市民社会。”[1](P14)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相比,葛兰西更加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以往意识形态领域的市民意识形态一直被哲学家所忽略,而其真正的价值又是高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葛兰西发现原本处于弱势的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基础,他呼吁将市民意识形态作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争取的主要领域,这一观点具备颠覆中心与边缘价值的意义。中国方言代表了最本土最活泼的民间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内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是民族文化建设的现实土壤,方言作为语言形式处于边缘的位置,作为文化符号则具备无法取代的凝聚力。

(二)从多元到主流。方言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加接近民间音乐的概念,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方言音乐因其语言形式的限制形成了与主流音乐不同的非主流音乐形式,这一艺术形式自身除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之外,还蕴含着民间音乐多元的文化价值意义,多元性作为非主流的方言音乐的特性,是方言音乐在内容层次上更加符合当代主流文化价值的特性。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历史观是运动的历史观,它强调规律的相对性,倾向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立足当下地认知事物,方言音乐作为民间音乐文化符号,本身具备了与严肃地主流音乐内容不同的活力。这一来自民间,来自现实土壤的活力既促进了市民意识形态的自然形成,促进了人与本土文化的和谐统一,又造就了雅俗共赏、多元共存的现实主义文化氛围。立足于方言音乐的民间性、多元性,是方言音乐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本质,多元性越来越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主流,方言音乐正是把握这一时代脉搏,发出了市民社会最直接地争取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呼声。

二、节目意识形态的多重解构维度

(一)形式对内容的遮蔽。“十三亿分贝”在宣传方言魅力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问题:其一,方言的地域性造成了交流上的隔阂,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节目接受群体的范围、影响受众的结构分布,这是方言音乐自身形式方面的局限性。其二,一味强调方言形式的趣味容易使节目意义停留在趣味性调侃性层面,使节目表现为从普通话语言一方去解读语言他者。“方言节目的产生与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迎合本土观众的心理认知需求,从而获得尽可能高的收视率。”[2](P188)这一认识强调的是节目的商业价值,不利于方言自身文化价值的建立,因而会促使节目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方言作为地域性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其三,方言音乐的音乐性因一味追求非主流而脱俗,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矫揉造作或险峻怪奇,这与市民意识形态代表的主流性原则相悖,不利于方言音乐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凝聚发展。

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角度分析,“十三亿分贝”目前的运行过于强调形式上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更加接近现实的内容层面的重要性,一味地提倡方言与民间音乐形式的与众不同即地方文化因子的个性,并不能揭示方言音乐保持活力的现实根源,只有从地方文化扎根的土壤中追寻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具有文化认同感的文化传统,把握民间文化的现实变化因素,也就是从内容层面联接区域文化,实现方言音乐代表的民间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从而真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民间文化生长机制。

(二)媒介技术引发的混乱观感。近年来,网络直播呈井喷式发展的现状影响了传统综艺节目的发展方向,“十三亿分贝”在节目录制方式方面实现了网络直播加电视综艺的多平台结合的形式。传统电视节目积极迎合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网站平台,结合网络直播形式实现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这种形式上的创新具有传统电视节目没有的优势,即能实时与网友观众进行对话和交流,更加具备单一剪辑类录制类电视节目没有的真实感、现场感,这是媒介技术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十三亿分贝”中多平台录制的实践暴露了多平台结合的缺陷,造成了节目内容表达的混乱,例如,网络直播受众与网站浏览群众之间的距离感,二者的结合才能形成对节目的统一观感,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节目的录制形式迎合了直播室的空间,而忽略了更广大群众的参与感,这一因素造成了节目的实时互动成为一种局限了视野的去中心的伪互动,直播的实时性失去操控性便使节目在娱乐性迎合性方面越走越远,而失却了最初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建构方面的宗旨。

节目在运行过程中过于迎合观众或直播观众的需求,迎合各方言区域民众的心理认同感,而忽视了节目的价值导向作用,忽视了区域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共鸣,因而造成的内容混乱、主旨模糊的问题。葛兰西实践哲学人性观很明确地表明人是一个行为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了的回答,他始终强调人的能动性。此外,“葛兰西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并不停留在一般公式化的僵化理解之上,而是上升到实践的高度来认识,指出人的能动的实践是人的本质的决定性的维度,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总和。”[3](P139)因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十三亿分贝”应当保持节目主旨的创意,在多平台的节目形式改革中,真正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结合直播的形式与传统综艺节目形式的尝试做更深的思考,提高对不同传播媒介的理解和控制能力,趋长避短,搭建新的综合平台,让直播观众与电视观众在明确节目宗旨中同时体会参与感,而不是呈现片面的实时对话空间,使平台另一头的观众一头雾水。

(三)泛娱乐语境下的去意识形态化。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决定政治的单一的、机械的决定论,他提出经济基础应当和上层建筑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体制。这一点对于当下商业化驱动下的泛娱乐文化时代而言至关重要,当文化产业仅仅追求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便无所不能地竭尽夸张之能事,在以商业价值为核心驱动力下对民间文化、传统文化进行观照是时代的需求,然而作为节目制作者,应当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考虑。“十三亿分贝”节目作为一个切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不能停留在一时的商业利益上,不该让节目中的插科打诨、斗嘴皮等综艺娱乐性占全部内容,而应该适当地提取、发挥节目的价值导向作用,对每个作品做客观的评价。以教育性为主、娱乐性为辅才是泛娱乐时代网络综艺节目乃至文化产业长久生存的基础。

“十三亿分贝”去除竞争主导类节目产生的功利性,以娱乐性、体验性、赏析性为新的生产目标制定节目流程,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应当保留节目本身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性,保留节目的评价功能,为观众提供非娱乐化的观察视野,形成客观平等的对话空间,这是节目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一旦节目失去了其意识形态功能,一味追求经济价值,一味规避意识形态风险,甚至随波逐流,节目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地,节目的影响力随着意识形态的散失而散失,最终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十三亿分贝”应保留自身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发扬民间文化的能动作用,最终从文化竞争力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民间的人民的”文艺创作。发展代表市民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学艺术一直是葛兰西所推崇的理念,与葛兰西所处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探索时期不同,我国当下处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应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联系,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更应大力扶持民间的人民的文学艺术活动,鼓励文化领域内各类文化机制的创新和发展,鼓励例如“十三亿分贝”这类怀有文化继承与发展等自觉意识的文化活动。

葛兰西从文化霸权主义思想出发,探索市民意识形态的功能,最终形成了“民族的人民的文学”这一文学艺术思想,说明民族的人民的源自现实土壤中的文艺成果是市民意识形态的代表,是国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世界领域内反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力武器,也是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应坚持的有关本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基本原则。“十三亿分贝”代表了接地气的文学艺术活动对自身意识形态地位的追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立自身文化自信的需求,更代表了全球化世界环境中,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民族实力的代表,文化水平代表了国家内在的核心的自信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和稳固。《十三亿分贝》节目的产生启示了人民对个人、社会、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和需求,表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优越性,其历史厚重感、文化多元性在全球化视野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民族的人民的文学”在实践的过程中首先应牢牢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对虚假,反对矫揉造作,“十三亿分贝”中展示的一些音乐打着小众音乐的旗帜,陷于自我娱乐的藩篱,这都是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作为音乐创作人,应当明确小众的本质不是音乐形式,小众的本质是音乐的内容在菲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规避性方面越走越远,而忽视了自身的如葛兰西所说的蕴含形态方面的存在合理性,忽视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意味的强大的生命力,只有这种生命力能使文学艺术真正形成艺术真实与艺术美感的统一,形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只有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引导下,民族的人民的文学才能越走越远,成为当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子。

(二)注重培育新的市民阶级。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提出了在实践中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对市民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改革,这一观点包含了葛兰西关于培育新的市民阶级的主张。《十三亿分贝》的文化意义实现依靠的是人民对文化的关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因而,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节目的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来说是关键的因素。目前,在商品经济社会,地方文化的从属性地位不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而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市民的意识形态自觉意识的形成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从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角度看,“十三亿分贝”以娱乐化的方式更容易嵌入普通人的生活,这一传播特点的优势同时赋予节目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提醒着节目具有培育新的市民阶级、提高自身价值的潜力。

培育新的市民阶级一方面要求大众文化产品坚持大众的民间的创作原则,鼓励民众自发地参与文化创新活动,共同挖掘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培育新的市民阶级要求文化产业发挥启智性的作用,要以合理的评价标准影响人民的文化审美素质。对于文学艺术批评,葛兰西曾指出:“实践哲学的文学批评,必须以鲜明的、炽烈的感情,甚至冷嘲热讽的形式,把争取新文化的斗争,即争取新的人道主义的斗争,对道德、情感和世界观的批评,同美学批评或纯粹的艺术批评和谐地冶于一炉。”[4]从批评的维度上看,“十三亿分贝”应从多角度发挥节目的批判功能,将内容层面的道德等世界观批评与形式层面的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功利走向艺术,从娱乐走向情怀,从而真正影响观众对民间音乐对方言文化的认识和判断,影响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

(三)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的观点。从“十三亿分贝”的实践过程看,经济发展、技术革命为节目的录制和播放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基础,为缩短节目与观众的距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技术的使用应当服务于节目内容的表现,而不是成为节目内容的束缚因素。节目应当注重发挥自身作为市民意识形态代表对节目内容和形式的控制力,有选择地使用网络平台,争取在统一的空间内聚焦对话的内容和意义。

葛兰西曾说:“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仍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5]作为一档具有社会文化责任感的节目,“十三亿分贝”应当坚信市民意识形态的价值,充分发挥自身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完整地呈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

结语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所涉及的市民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思想以及以实践为核心的认识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就社会文化建设而言,葛兰西有关市民意识形态的思想在全球化竞争的当代社会氛围里依然保持理论的先进性;就具体的文化活动创作而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以“十三亿分贝”为代表的泛娱乐时代里的文化活动,具有民间文化风向标的潜力。这类文化活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应当坚持民间文化传播与保护的理念,发挥自身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作用,有判断力地对节目内容及形式进行筛选,引导市民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拓展意识形态交流的平台,从内至外深入拓展人民的文化视野,从而充分调动观众的主人翁精神,调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情和信心。

[1]徐强.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J].南京社会科学, 2008(2).

[2]覃龙娟.浅议方言电视节目的现状和思考[J].读天下, 2016(11).

[3]李知恕,黄金辉.葛兰西实践哲学述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2002(5).

[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M].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雪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王占峰]

B546

A

2095-0438(2017)02-0104-04

2016-10-10

姚文燕(1991-),女,安徽铜陵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中西诗学。

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写作学》课程‘创意写作’转型与实践”(2015JG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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