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与《约伯记》比较分析

2017-04-14张慧真

绥化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约伯无辜约瑟夫

张慧真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审判》与《约伯记》比较分析

张慧真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审判》与《约伯记》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约瑟夫·K与约伯在经历了相似的苦难之后，二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约伯被赐予加倍的财产，而K在最后却心甘情愿地被人处死。这样的结局与作者个人性情及人生经历有关，由《圣经》入手，从卡夫卡与《圣经》的关系来看，更与卡夫卡矛盾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审判；约伯；卡夫卡；信仰

卡夫卡的作品都是对《约伯记》的注释，[1](P209)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他笔下人物的那种迷惘、不安、困惑、痛苦、绝望与抗争的生存处境，恰如《圣经》中的约伯。约伯是《圣经》中的智慧文学《约伯记》中的主角。《约伯记》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一部极具争议性的作品，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杰作。本文试以《审判》与《约伯记》的相似性为基点，通过对二者差异性的比较，指出约瑟夫·K与约伯相似的苦难经历导向迥然相异的结局的原因。

一

卡夫卡的《审判》与《圣经》中的《约伯记》都在讲述苦难，约瑟夫·K与约伯分别是故事中历经苦难的两个主人公。二部作品在叙述模式、人物形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苦难降临。“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2](P209)约瑟夫·K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在他30岁生日的早晨在自己的房间里莫名奇妙地被捕了，既没有公布罪名，也没有被剥夺行动自由，他可以照常上班、生活，甚至恋爱，为了不妨碍K的工作，连审讯也安排在周末。为了追查被捕的原因，K逐渐陷入了精神上的危机，反抗的过程使他身心疲惫，无力应对原本自如的工作及日常生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2）耶和华也承认：“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9）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义人，上帝将他交于撒旦随意折磨。于是，曾经富足、健康的约伯，先是被撒旦夺去家产和儿女，后又落得浑身毒疮、病弱不堪，备受折磨。苦难降临，K在精神上遭遇种种折磨，忧虑不安；约伯遭遇疾病的创伤，巨大的肉体痛苦。

其次，遭误解。“这里是法治国家，一片升平气象，一切都要遵循法律，谁敢到K的房间里抓人呢？”[2](P211)然而，这的确是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他真地被逮捕了。住在楼对面的老太太异常好奇地注视着K，房东太太匆匆忙忙装作没有看见K，在一个法制国家里被捕，似乎没有人不会怀疑K犯罪了；三个朋友得知约伯的灾难前来劝慰，为他悲伤。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三个朋友用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来劝说约伯，提幔人以利法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约伯记》4:7）书亚人比勒达说：“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约伯记》8:3-6）“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恶人。”（《约伯记》8:20）拿玛人锁法说：“惟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约伯记》11:5-6）与K的遭遇一样，在约伯的朋友看来，约伯必定是犯了罪，因为灾难是犯罪造成的恶果。

然后，极力辩解。面对无辜的被捕，K勇于反抗被强加给自己的罪：“有人指控了我，但是我一点也找不出我犯了可以用来指控的罪过。主要的问题是谁指控了我？什么样的机构来审理这个案子？你们是法官吗？这些问题我要求得一个明确的解释。”[4](P216)初审之时，他敢于怒斥法官的昏庸无能和法庭的黑暗腐朽，痛斥他所遭受的不公以及所看到的法庭的腐败，试图公开讨论法律存在的弊端，并指出：“我所遭遇的事，不错，只是一个嫌疑，而且没什么，我也没看得很严重，可是，它表示了这种案件，都将会落到很多人头上。为此，我现在在这儿是替那些人来受审的，而不是为我自己。”[2](P237)K极力辩解被捕的荒谬；面对三个朋友的劝说、斥责，约伯始终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约伯记》13:15）“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约伯记》13:23）“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做声，使我明白在任何事上有错。”（《约伯记》6:24）“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约伯记》14:14）三个朋友不厌其烦地轮流劝说与斥责以及以利户抛开因果报应的观念，用上帝在教育他，纠正他的过失来解释约伯所遭受的灾难，并指出约伯的抗辩会增加罪过……所有这些观点都没有能说服约伯认罪，他始终坚持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如刘小枫所言：“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一个受苦的个人带着自己切身的体验寻索自己的上帝”从而使得“个体的、德行的自我意识在受苦经验中苏醒，并且拒绝原有的集体信仰对命运的解释。”[3](P392-393)约伯没有人云亦云，他满口怨言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用强烈的话语顶撞上帝，质疑上帝的正义，要与上帝进行抗辩。

之后，无人相信。K极力想摆脱这莫须有的罪名，然而周围人的态度加重了K的精神负担。正如昆德拉所言：“根本就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根本就不知他干了什么坏事)的K很快就开始表现得如同犯了罪似的。他感到自己有罪。人们让他变得有罪。人们使他产生犯罪感。”[4](P217)葛鲁巴太太认为：“你诚然被捕了，但和小偷被捕的情形不同。这件事，给我一种奥妙的感觉。”布丝娜小姐认为这是个玩笑，如果他被逮捕那一定是犯了罪；K的叔叔匆忙帮他联系律师。看守、督察官、葛鲁巴太太、布丝娜小姐、洗衣妇、卡尔叔叔、莱妮、霍尔德律师、厂主和画家等人都在帮他摆脱罪恶，而不是去关心K是否有罪，从一开始他们就根本不相信法院会逮捕无罪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定K被逮捕一定是犯了罪；约伯的三个朋友同样不相信约伯的无辜，他们进行了三轮对话试图说服约伯认罪。

最后，孤力反抗。无人相信之后的K积极奔走，企图摆脱这无名的控诉，在教堂里与神父进行争辩，解除与法院同流合污的律师胡尔德，所有的被告如布洛克一般卑躬屈膝的态度引来K强烈的反感，即使所有的被告都屈服了，K仍在奋力反抗这无故的灾难；被攻击的约伯仍然在持守着他的纯正，坚持着他的无罪。同K一样，面对个人不公，约伯在自己的苦难中也联想到了他人的、民众的悲惨和社会的祸患，“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受伤的人哀号，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意识到世间无数的不公与残酷，他愤怒地指责上帝“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质疑“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约伯记》21:7）约伯身上闪烁着关心民众，追求真理，渴望平等、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人文主义精神。[5](P308)他不只是为自己抗辩，也为他人声张正义。

通过对两部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在叙述结构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惊人的相似。无辜受难→遭误解→极力辩解→无人相信→孤力反抗。两故事均循着此模式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了相似的主人公。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周围人却认为其应该认罪，进而想办法弥补过错，求得释放，但主人公仍都坚持自己的无罪，在为自己伸冤的同时，伸张正义。

二

虽然二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首先，苦难缘由不同。K是无故被捕，文中自始至终未曾提及其遭受苦难的原因；而约伯的苦难是由于上帝与撒旦的赌注。

其次，结局不同。一年之后，心力交瘁的K在31岁生日的前夕——将近晚上11点钟，被两名神秘男子带到采石场秘密处死；约伯得到了圆满的结局，约伯最后向上帝提出要与其当面申辩自己的无辜，上帝从旋风中走来，一番教导之后，给予约伯七儿三女及加倍的财产，约伯直到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坚信降临到他身上的灾祸和他的罪之间没有关联；而K在寻罪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反抗，认为反抗是没有用的，最后“像一条狗！”一样被秘密处死。与约伯持之以恒的反抗相比，K身上具有软弱妥协性，从他开始写抗辩书之日起就烦躁不安，日渐觉得自己有罪，力求摆脱这种罪的意念甚至达到了病态的地步，最后竟然主动将头放在断头台上，等待着屠刀的落下。

最后，作者意图不同。《约伯记》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对上帝的信心，不管如何地不解、如何地争辩，主人公信仰的对象一直没变，上帝就是上帝。詹逊认为《约伯记》的目的是说明神是谁，也指出神要求他的儿女对他当存怎样的信心。[6](P268)正如约伯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记》19:25-26）面对苦难、不幸、不公甚至生命的灭绝，人何以堪？《约伯记》给出的答案是：只能呼唤上帝，渴求公义审判速速到来。

卡夫卡是一位犹太裔作家，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其作品的深层意蕴，因为犹太人的集体心理和宗教信仰在他的心灵和作品中留有深深的印痕，他的随笔、日记和许多小说都深受《圣经》的影响。[7](P203)卡夫卡尽管不是基督徒，但生性敏感、柔弱的他是一个宗教情怀极浓的作家。犹太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罪感意识和忏悔意识像影子一样环绕着卡夫卡，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深深的负罪感:“让我得到宽恕，在我存在的每个角落和偏僻处都有罪过。”（《卡夫卡日记》）在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也存在着深深的负罪感和强烈的忏悔意识，在家庭、职业、社会关系以及爱情中，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总是站在来自内外部法庭的被告席上，等待着最终的审判……《审判》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包含了作者多方面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的思考，分析小说《审判》，我们不能不提及卡夫卡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一次特殊“审判”（1914年，由于婚姻问题，卡夫卡作为唯一的被告，接受女友的诘问，格莱特的检举，最后判决解除婚约），正是这次“审判”成为卡夫卡创作《审判》的直接动因。[8]《审判》是先写的结局部分，卡夫卡先将K判处死刑，继而展开故事情节。这和他当时的心境也有一定关系，也与他的宗教情怀有关，“在卡夫卡心中有一个绝对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即教徒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这种对‘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感觉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他的生存的直接现实和中心。”[9](P174-175)卡夫卡不否定原罪，在他看来，“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10](P66)卡夫卡从未放弃对自由的向往，K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死，卡夫卡可能暗指K是有罪的，在《圣经》中犬类是用于罪人的比喻[11](P864)。

约伯和K最大的不同在于，约伯始终坚信上帝的存在；K对上帝是模糊的，临死前那一位消瘦的人，是不是上帝来拯救K的灵魂，“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谈话录》）卡夫卡世界里的上帝是否存在，至今仍没有确定的答案。有人说：“《审判》的写作手法是卡夫卡风格的体现，即在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中蕴含某种深刻的思想用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犹太文化与宗教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如评论家所言:“如果不考虑根据当代人的思维进行的阐释，我们会发现与其把卡夫卡的作品归入‘现代文学’，不如说它们同《圣经·约伯记》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是以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意识为基础的，在其他任何维度上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分析都没有意义。”[13](P91)面对苦难、不幸、不公甚至生命的灭绝，人何以堪？《审判》给出的答案是一边呼唤上帝一边怀疑上帝。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约伯记》是人们根据时代需要编辑而成；而《审判》更多的则蕴含着作者的经历。卡夫卡对父亲既有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父亲的语言暴力（斥骂、威胁、讥讽、冷笑）给了卡夫卡致命的打击，倔强的他极力反抗着父亲带来的心理阴影，想逃离父亲的桎梏，走向独立。但是，父亲的自责使“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越积越深，致使他陷入罪疚之中。“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负罪意识。”[14](P415)“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能不服从你呢？”[14](P400)对于没有成为父亲的好儿子，卡夫卡是愧疚的，这种自责使他觉得自己有罪；另一方面，他觉得父亲残暴、专制，压制了他的成长：“这里也许最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俩的无辜。”[1:4](P425)有时候他又觉得父亲和他都是无辜的。就像无故被逮捕既抗争又妥协的K，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而原罪的观念又在困扰着卡夫卡。K像是卡夫卡的缩影：由于神秘的力量，被“逮捕”；由于搞不清犯有何罪，被现状折磨；由于不甘于被折磨，便反抗，最后死亡成了他最好的结局。卡夫卡面对父亲的审判，不停地反抗、认罪、再反抗。父亲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崇高的位置，正如卡夫卡借格奥尔格之口所说的那样：“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判决》）因此，反抗又使得卡夫卡感觉到强烈的负罪感。

“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14](P355)卡夫卡的一生中充满了恐惧，父亲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是权威的象征，由于父亲教育的失当，父爱在他这里成了畏惧：“我躲避着能使身在远方的我联想到你的一切。”[14](P408)“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14](P419)他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抛弃了，被宣判了，被打倒在地；为逃往别的地方我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这不是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除个别小的例子之外，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14](P421)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14](P427)“在每件小事面前你都以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使我充分认识我的无能。亦即婚姻更是极其符合实情的。”[14](P430)恐惧、懦弱、自卑于一体的无所不在的压力使得卡夫卡的人生充满了折磨，也使他对至高者（上帝）的态度变得模糊。卡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上帝。和约伯的坚信不同，卡夫卡一边信靠上帝一边怀疑上帝。两部作品都与上帝有关，一个完全信靠上帝，一个带着怀疑思考上帝。

三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审判》与《约伯记》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又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约伯的无辜受难是因为撒旦的试探；而约瑟夫·K无辜受难的原因，文本中自始至终都未曾提及。“因为没有其他人控告约瑟夫·K，所以约瑟夫·K的原告就是他自己了。约瑟夫·K的自我控告了约瑟夫·K，正如卡夫卡的自我控告了卡夫卡。”[15]残雪认为：“约瑟夫·K被捕的那一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当史无前例的自审展开时，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6](P5)正如卡夫卡所言：“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17](P164)相比于约伯的无辜受难，K的受难更多的是卡夫卡本人的受难。对上帝的追问，约伯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因此拥有了美满的结局；约瑟夫·K（即卡夫卡）没有获得上帝的答复，最后的那一丝光线似乎在暗示读者，上帝出现了，把无辜的K带入天堂；又似乎在暗示读者至死K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上帝。“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潜伏着的。这种潜伏的表达方式之一便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16](P344)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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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逊.旧约精览[M].冯文庄,冯振威，译.香港:宣道出版社,1989.

[7]孙彩霞.西方现代派与《圣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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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奥]马克思.布罗德.灰色的寒鸦——卡夫卡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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