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艳 金玲玲

（阜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安徽阜阳 236041）

致逝去的青春：《沉沦》与《挪威的森林》的创作源泉

李红艳 金玲玲

（阜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安徽阜阳 236041）

青春窘涩然终能破茧成蝶，青春美丽但终将容颜逝去，唯有经历之人能品味个中滋味。文章通过对年轻人青春期成长问题的反思，解析《沉沦》与《挪威的森林》作品中对于特定时代的青春的自我觉醒，探寻出《沉沦》与《挪威的森林》的创作源泉。

青春；《沉沦》；《挪威的森林》；创作源泉

郁达夫1913年随兄赴日本求学，历时10个春秋，此间他曾情窦初开般的向往过爱情却受尽冷落，因寡言内向、忧郁孤僻而灰心、堕落，受弱国子民之屈辱、拮据瘦弱所生成的自卑、敏感。在文学创作上郁达夫多方借鉴了日本的文学艺术，这在其代表作《沉沦》里的人物塑造、情节架构，作者与文中人物的一致性等方面都能得以印证，在这部自叙传小说作品中，郁达夫性格中的的自卑被无情地曝光于世人面前，整部作品中流淌出浓郁的悲情色彩。村上春树自认年少时讨厌念书，从国中时期常因不用功挨老师打到高中天天打麻将、和女生厮混、抽烟、跷课，再到大学用了7年才拿到学位，村上的青春期可以说布满了叛逆因子。他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与《沉沦》的时代背景相距达半个世纪，但两部作品同属于“私小说”性质，都在所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

一、文学作品的关联

在《沉沦》与《挪威的森林》中，两位作者均以自身的真情实感为蓝本，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青春经历原汁原味地奉献给作品，或者可以说，作者自身的情感经历成为了小说创作的原始诱因，而作者只不过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从受众的角度看，《沉沦》写的是处于当代社会冷漠角落里的零余人,而《挪威的森林》则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群落，如你我般亲切、如往事般共鸣的渡边甲、渡边乙，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悲观、沉寂、死亡气息。“会产生共鸣进而对自己青春的思考，这是众多《挪威的森林》阅读者的共同感受”。[1]

郁达夫在《沉沦》中以自叙的口吻描写了一个留日学生因在异国受到冷遇，爱情受挫，为此感到愤懑和寂寞，由此引发了对社会的控诉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自卑中沉沦，最终丧失了活的勇气。郁达夫以其孤独内省、敏感忧郁的气质，塑造了一个在青春期迷失、于沉沦中毁灭的“零余者”形象。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则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感染了孤独、彷徨的特定时代社会病的男生与两个性格迥异的女生之间的爱情故事，文中笔调舒缓、脉络松散，但平淡的情节中却始终隐含着一股窒息般的压抑与深沉，结局是主人公在爱的感召下重获生的勇气，终与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走出了青春的困惑。这两部作品均是作者的代表作，比较可见，在表现手法和主题上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其一，这两部作品都属自叙性质。《沉沦》是郁达夫基于他在日本学校留学生活而写作的一部个人真实写照的作品，保留了作者本人极为真实的个性，如他所深信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挪威的森林》里主人公渡边喜欢泡酒吧、抽烟、看书、听爵士乐、旅行，特立独行的性格及打零工的经历都能看到作者的影子。

其二，两部作品都是以某一特定时期的青年人的思想、行为来表达当时的青年人之精神世界、物质发展，但在对青春的感悟后，更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发展、人生意义的关心，关于社会意识的深醒，足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青春小说。《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怀抱浓厚的爱国热情、改造社会不公思想的知识分子，忧郁、愤懑乃至最后与命运抗争的失败都是对旧中国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的控诉，是催人奋进、革新除尘的一剂猛药。《挪威的森林》是反映日本进入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人性发生的异变，失去精神信仰的所谓“垮掉的一代”如何面对浮躁的社会、人情的冰冷，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艰辛地成长。两部作品所处时代不同，但都能轻而易举地引起读者的精神共鸣。

二、情感的纠缠

《沉沦》里的主人公是一个饱受情感折磨，内心充满窘涩的青年，对呼朋引伴、纵情欢笑生活的向往与异国他乡遭受排挤、冷落的现实落差，让他怀疑人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可救药、黯淡无光。

纵观《挪威的森林》里的爱情描写，显得缠绵、复杂，第一个是直子同木月青梅竹马、青涩却似毒药般致命的爱情，“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两小无猜童话般的感情却随着一个人的离去，如山洪决堤般吞噬了剩下这个人的心灵和生命，爱的刻骨铭心，绝不肯容下多一个人的空间。第二个是直子同渡边虚幻、短暂的爱情，直子希望渡边能记住自己，而渡边直到多年后才明白原来直子连爱都没爱过他，只把他当作木月的替身。看似心有灵犀的交集到头来才发现其实一直都只是两条平行线。第三个是初美与永泽间无可奈何的爱情，娴静、高雅的初美毫无办法地深爱着永泽，即便永泽到处寻花问柳甚至向她表明自己毫无结婚的愿望，她仍然“惟有等待而已”，这段看似平淡的爱情却以痴情的初美在为人妻后，用割脉的方式了结，初美的死有点难以让人接受，痴狂的爱在一次次的捉弄之后异变为殉情。最后是绿子与渡边似是而非、漫不经心般的爱情，绿子一句“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并没有让渡边放弃责任，直到直子死去，渡边才重新回归现实。绿子是上帝赐给渡边的天使，她的开朗、率真，精灵一般的守护，治好了后者的情殇。在友情方面，看似平淡无奇的渡边因为同样热爱阅读一本书，被才华横溢的永泽赏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就此成了朋友。而渡边与发小木月的友情虽然表述不多但却是整部作品的串联主线之一，如其所认为的“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3]像渡边这样普通、性格内向之人，虽没有什么交友之道，没有广泛的朋友圈，但能够安静的生活而且并不算得上孤独，比起《沉沦》里的主人公要幸运许多。

三、理想与挫折

郁达夫饱览西方文学千余部，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多是以看书为乐的。《沉沦》便是以主人公阅读并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The solitary reaper》为开端，他还爱看爱默生、梭罗、海涅的书，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主人公虽然逃课、厌世，但骨子里还是向往美好，并不缺乏理想。只不过，在国弱民贱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怀揣理想却四处碰壁，忍受屈辱，“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2]在《沉沦》里，作者将主人公个人爱情的得失同祖国的强弱盛衰联系起来，构成了主人公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挫折并最终导致他理想破灭、蹈海自杀。

《挪威的森林》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正值“全共斗”学运兴起，认为大学教育没有意义，只把上大学当作人生一场集训的渡边，根本没有大学生应有的奋发向上的斗志和野心勃勃的理想，即使对所学专业和未来的就业也抱着无所谓、随波逐流的态度，他追求的理想主义是面对现实的挫折，以逃避的方式幻想的世外桃源，即脱离现实社会，自给自足、互助互爱的阿美寮，然而阿美寮终不是解脱，要么死在里面或漫无目的活着，要么走出来，回归社会。另一个看似“上进”的人物永泽则是对理想莫大的讽刺，这个外表风流倜傥内心冷酷克制的强人，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比如“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能够付出巨大的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他在回答渡边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时，却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3]如果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自己想做的而是应该去做的，那这个人的理想有多么扭曲。可以说，《挪威的森林》的人物除绿子外，对于人生的挫折都在回避或选择无视，表面看是在自顾自地奔走，绝不同情自己，其实却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在人生旅途中匍匐。村上春树“借一个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少年渡边彻之眼，扫视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的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年轻人面对现实时深重的挫败感和无能为力感”。[4]

四、性的冲动

《沉沦》对于青年人性冲动的描写主要是体现在主人公病态般的性苦闷上。“每礼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时候，他索性尽意的贪起欢来”，“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2]在“五四”时期，郁达夫描写那些我们常人不敢启齿的东西，是对封建传统道德的一种有力挑战。

《挪威的森林》对性的描写较《沉沦》更加大胆、直接，但给人的感觉是唯美而不淫秽，充分展现出作为男性沉迷于生理满足而忽视情感、女性则把性视作情感表达的差异。“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困觉。”[3]村上春树没有回避性之于生活需要的合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展现出青年人的性压抑和释放，这种冲动突破了年龄、道德的界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渡边在同其他女孩（甚至是心爱的绿子）困觉的时候，又总是想着直子，饥不可忍，渴不可耐，全然忘记了绿子的交代“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3]；如渡边与隔代人玲子顺其自然的交合，性行为成了直击心灵、升华情感的通道，由此可见，性的放任不代表堕落，性与爱可以被分割。另外，对性的道德感的认识，《挪威的森林》有一点与《沉沦》似有异曲同工之处，《沉沦》里的主人公当官能得到极致的刺激之后，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意识便会涌现出来，随后开始愧疚、反思，这应该是人性心灵原始的道德感驱动所致。

五、自我救赎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之旅，一路上遇到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都是必然的经历，青春期的成长如裂变般痛苦，但只有遭受到挫折，克服了恐惧，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迎接成熟的自己，这个过程是个体不可省略的自我救赎。

《沉沦》的主人公正直爱国，有才华有理想，但封闭的内心让他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自卑懦弱让他一步步与社会脱节，他“宁愿离群索居，避尘世。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终老，也不屑“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2]在置身弱国子民的大环境下，他纵然无限留恋生的世界，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抵抗，在沉沦中走向毁灭，获得解脱。

《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充满矛盾，内心敏感但表现麻木，他总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现实和自我的封闭世界里摇摆。他曾认为“生在此侧，死在彼侧”，非生即死，但木月死后，他大彻大悟，意识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3]在木月、直子自杀后，他在痛苦中学会了如何对待生命。而活泼、热情的绿子面对人生不幸时能够坦然接受，主动适应，这唤醒了渡边体内自我保护的因子，从精神崩溃边缘回到现实世界，他终没有选择用木月、直子的方式来获得解脱，而是选择活在当下，追求与绿子的幸福，从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沉沦》与《挪威的森林》以青年人的爱情、理想、对生命的态度以及烦恼等为创作本源，用写实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青年人在懵懂的成长之路上如何面对孤独，彷徨，自我救赎。青春窘涩然终能破茧成蝶，青春美丽但终将容颜逝去，唯有经历之人能品味个中滋味。“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最后，引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结尾的这句话，算是向那段逝去的青春致敬。

[1]赵薇.“梦里花落”与“挪威森林里的忧伤”——中日两部青春文学之比较[J].学术交流,2008(6).

[2]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刘海宁.无能的青春——《挪威的森林》主题反思[J].泰安师专学报,2002,24(5).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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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2-0063-03

2015-10-15

李红艳(1982－)，女，黑龙江萝北人，阜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金玲玲（1984-），女，吉林吉林人，阜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阜阳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化茧与成蝶——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研究”（2014FSSK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