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天

(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四川达州635000)

顺庆起义军在开江的革命活动及其影响

郑丽天

(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四川达州635000)

泸顺起义中的顺庆起义军在顺庆起义失败后能够顺利转移到开江县，并在此驻扎长达数月之久，这在四川军阀割据、年年混战的当时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顺庆起义军在开江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和群众运动，唤起了开江民众投身革命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在开江建立基层组织和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顺庆起义；开江；革命宣传；影响

大革命后期，在四川泸州和顺庆两地爆发的泸顺起义，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组织策划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是我们党独立掌握武装的一次大胆尝试，是我党争取和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是我党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奏和预演，为人民军队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泸顺起义中的顺庆起义军失败后顺利移驻到开江休整长达数月，并开展了空前的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为我党在开江建立组织和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的条件分析

(一)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中共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第一个省级党组织)发动泸顺起义是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这一决策部署。[1]1-2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和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吴玉章等先后回川，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策动部分川军起义。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起初制定的泸顺起义计划是：以顺庆为中心，在顺庆起义后，泸州立即起义，部队开赴顺庆集中，由顺庆出发以全部力量进取绥定，以绥定为根据地，将各路起义军整顿训练后开赴武汉会师。这个计划是被中共中央批准后执行的。当顺庆起义军遭到遂宁的李家钰部1个旅、广安的罗泽洲部4个旅2个团、合川的陈书农部2个团的兵力，以及不甘失败的何光烈残部的围攻，陷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后，被迫撤离顺庆，由刘伯承提出退到开江休整。[2]开江东邻重庆开县，可以与中共重庆地委保持紧密联系；西靠绥定(达县)，驻守绥定的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势力薄弱，移驻开江既是起义军进攻绥定的有利地形，又是出川入陕或到武汉的大方向。因此，起义部队转移到开江有利于革命活动的进退，是在比较稳妥的情况下执行军委会的起义计划，也是按中共中央既定的方案领导国民革命。

(二)四川军阀的政治倾向和势力影响

当时四川军阀林立、各军阀之间矛盾复杂、关系微妙，且他们各自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报有不同的打算。由于四川处于长江上游的特殊战略地位，加之四川军阀势力比较强大，有近20万军队，对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大部分军阀已经表面上改旗易帜，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因此，中共重庆地委一方面以国民政府的合法身份打击共同的敌人和反动派，牵制四川军阀出川东危害武汉国民政府，支持和配合北伐战争；一方面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共重庆地委掌握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实力和政治动向，形成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两个报告，为起义方案的制定掌握实情、寻找突破口。四川军阀多数是表面归顺革命，换成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但绥定(达县)的刘存厚、泸州的赖心辉、顺庆的何光烈连旗号都不肯换。而驻防泸州的旅长李章甫和驻防顺庆的师长何光烈，对部下压迫得很厉害，他们手下的官兵都对他恨之如骨，因此比较倾向革命。这些现实情形为中共重庆地委发动起义寻找了突破口。驻守绥定(达县)的刘存厚，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田颂尧、赖心辉等其他大军阀相比，实力要弱得多，仅有枪械4000多。[1]30如起义顺利的话则进取绥定的成功率比较大。

(三)起义组织核心骨干的统战能力

吴玉章、刘伯承、朱德等中共重庆地委核心骨干，利用其在同盟会和川军中的威望，亲自与思想激进的左派中上层和旧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他们与驻重庆、成都、泸州、合川、顺庆的军阀左派上层做工作，策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7月以后，党掌握的武装有秦汉三旅和黄慕颜部近5000支枪，两部中均有中共党的组织，党“可以影响的”倾向革命的部队有3个师5个旅。[1]3由于刘伯承曾在“旧一军系”(由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党同熊克武、但懋辛领导，接受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指挥)中任团长，以骁勇善战闻名全军。吴玉章又与该系上层关系较好。同时，泸顺起义的部队多系川军“旧一军系”的旧部，是被我党初步改造过的革命队伍。移驻开江的起义队伍就是由黄慕颜亲自改造过的部队，黄慕颜本人也是共产党员，他在起义军中进行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在执行刘伯承的转移决策中比较坚决，也少有像秦汉三、杜伯乾部的背信弃义、易帜倒戈的现象。转移开江的起义军有良好的军纪作风，在向开江转移途中的行动受到沿途人民的称赞，到开江后开展的革命活动比较深入且有成效。

(四)开江驻军与刘伯承的特殊关系

刘伯承曾在十年前因治疗眼伤，到开江任市呆过一段时间，对开江情况较为熟悉。同时，开江当时是二十军第十师罗觐光的防地，罗觐光原是熊克武部的师长，因熊在广东被蒋介石软禁后退回到四川被杨森收编。驻守开江的是十师十九旅旅长王仲澄，系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的宪兵大队长，与刘伯承是旧同事又有交情。王仲澄倾向思想进步，泸顺起义前曾向刘伯承暗中表示愿意参加革命。鉴于种种原因，顺庆起义军的二、三路司令秦汉三和杜伯乾最终同意把部队转移开江休整。

(五)刘伯承为起义部队在开江驻扎做大量铺垫

1926年12月15日晚，刘伯承在顺庆城边的金台场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随即带着参谋徐孝安连夜赶往开江，为接洽起义部队进驻事宜打前战。他徒步急行来到开江真武宫(今县城东郊)，与王仲澄取得联系，商洽部队驻地的分配及其它事宜。16日，顺庆起义军向开江方向转移，但在到达蓬安县的嘉陵江边时，遭到从绥定方向来的林翼如旅的突然袭击，损失严重。17日晨，起义部队由副总指挥黄慕颜率第一、二、三路军向开江县转移。12月22日，刘伯承率起义军一、二、三路2000余人，经过长途行军，由梁山之猫儿寨，经过绥定之树坝、葫芦潭分批抵达开江。此时，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26日，刘伯承又到万县与杨森进行协商收容顺庆起义军的工作。在商妥之后，起义军才在开江得以安顿。

二、顺庆起义军在开江的革命活动

罗觐光当时倾向革命，当起义军到达开江时，受到“开江驻军司令罗觐光和旅长王仲澄的出城欢迎”。在顺庆起义部队到来之前，王仲澄早已按照刘伯承的安排部署作了充分准备，并将起义部队的驻地分配就绪。起义部队一到来，即各自到提前准备好的地点安营扎寨。总指挥及第一路军驻普安场(指挥部驻桓侯宫印子门屋、政治部驻曾家子门屋、其他驻关庙和药王庙、曾家院子等地一带)，第二路军驻新民(今宝塔坝的玉皇观、金山寺、罗家院等地一带)，第三路军驻杨柳(今普安镇杨柳湾村等一带)。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县后，随即着手整顿军政、民政、设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部，总指挥部地址设在普安街道“九间印子屋”，总揽军、政、财、文大权，并整编队伍；并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实行官兵平等，废除体罚；在部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顺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骨干；整顿地方财政，废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污吏，发展农商。

1927年1月初，在各项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刘伯承即离开开江前往泸州督饬起义部队到开江集中。驻在开江的三路起义部队由黄慕颜代行总指挥职务，黄均尧为政治部主任，缪云仙和饶惠群等人分别从事青运、妇运、商运、农运和军运等工作。在开江，起义军始终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旗帜，深入到各乡场镇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创建革命组织，开展推翻帝国主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革命斗争。

(一)广泛宣传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起义部队深入到开江的普安、甘棠、回龙、永兴、太和、讲治、任市等乡场镇，大量散发进步书刊和传单，组织小分队深入到各乡场镇、学校、街道、农村刷写革命宣传标语和张贴宣传报、漫画、油画，组织宣传队伍进行文化宣传演出，表演新话剧、唱新歌曲，教育和动员群众，启发教师、学生及社会青年参加革命活动。黄慕颜等还亲自到永兴小学、普安南极宫小学、县立高等小学等召开会议和发表演讲，向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各地进步人士、教师、学生和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参加起义部队开展的各项宣传活动，起义部队宣传到哪里，各界群众就响应到哪里。这时，普安、甘棠、回龙、永兴、太和一带成为开江群众运动和革命宣传活动的中心。

(二)发动和依靠教师、学生和进步人士创建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

黄慕颜及时发展了王剑鸣、高献书、傅卓仁等开江进步青年教师和学生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旋即在普安南极宫小学和永兴小学召开会议，酝酿并成立开江县最早的国民党(左派)开江县第一区普安分部和永兴分部。后来开江10个区中的多数团总兼任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1]203起义军又吸纳曾锦柏、王伯鲁、金戟声等进步人士为国民党(左派)党员，选出王伯鲁、高献书、金戟声为执行委员，每周举行一次党务活动。这批进步人士以“中国国民党(左派)开江县第一区普安分部”的名义，配合起义军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宣传活动。不久，王剑鸣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左派)开江县第一区普安分部”积极配合起义部队进一步深入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积极创建群众组织。他们依靠骨干力量创建了开江县妇女协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并对普安团练大队长曾智伦做统战工作，曾表示支持起义军在开江的革命活动，接受总指挥部拟委任的国民自卫总团团长的职务。1927年1月，进步青年们组织起来后革命热情日益高涨，革命活动蓬勃开展。在区乡农村，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1927年初在开江9个场区建立7个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1600余人。随后几乎全县各地相应组织了农民协会，每个协会发展农民会员数百余人。在街道场镇，广泛发动群众创建了街道商民协会，其中普安商民协会和开江县甘棠商民协会各发展商民会员百余人。全县其他街道场镇也相应组织了商民协会，每个协会发展商民会员百余人。起义军还在城厢、普安组织了工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并进行了兵运工作，对开江驻军王仲澄部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开展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

1927年2月13日，起义军以进步青年为骨干，在普安南极宫操场召开了第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到会的工人、农民、商人、教师、学生、民团和市民等各界共2000多人，参会群众挤满了会场。会场周围挂出了“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会上，缪云仙(共产党员)以充分的事实揭露军阀迫于北伐战争胜利的形势而附和革命，同时又利用革命扩大实力伺机反对革命的种种阴谋诡计，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集会响亮地喊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等口号。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起义军就在城厢、普安两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商学兵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声讨大会，由重庆回来的开江旅渝学生会会长、中法大学学生肖茂才(开江回龙人)在大会上以自己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亲历，愤怒控诉“三﹒三一”惨案制造者的滔天罪行。黄均尧、王仲澄等还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到会群众义愤填膺，连小学生也痛哭失声、呜咽不止。民众高呼“坚决制裁反革命！”并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

4月，起义军在城厢(在今开江县城新宁镇 )北大操场召开了“开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农民扛起锄头镰刀、工人扛起斧头、民团拿着刀枪、学生提着灯笼、商人手举算盘，各界人士3000余人(号称万人大会)群情激奋前来集会。会上成立了“开江县农民协会”，选出农协会主席、农民代表、商民代表、民团(地方武装)代表、青年代表、妇女代表、工人代表，他们分别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封建地主阶级的滔天罪行。会后，参加大会的数千人从县城至普安场进行了浩大的宣传游行，直到晚上还提着灯笼、打着火把游行。他们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段祺瑞！打倒吴佩孚！打倒兰文彬！打倒曹夔阳！打倒王芳舟！”“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等口号。

起义军在普安场等地还先后召开了“庆祝武汉、九江收回英租界”“纪念孙中山先后逝世两周年”等各类群众性集会游行，激发了开江民众的爱国热情。起义军在开江纪律严明，开展的革命活动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和称赞。开江人民称赞说：“这支部队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拉民伕，不住民房，不搞税收预征，在农忙季节还帮助农民生产、栽种。”当时重庆《新蜀报》对此有报道，开江人民说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三、顺庆起义军对开江革命活动的影响

虽然顺庆起义军在开江仅有数月的短暂驻扎，却为我党在开江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顺庆起义军辗转到开江短暂驻扎仅半年多时间，由于他们的驻扎得到当时军阀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集会宣传和革命活动，对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宣传，对军阀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封建官僚等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们宣传深入到了11个乡镇，开江20个乡镇中就有过半的场镇有起义军革命活动的身影，他们宣传范围之广、受众之多，这在当时仅有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10多万的小县来讲实属不易。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宣传，激发了开江人民的革命浪潮，使广大民众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受到了革命教育，认识到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从黑暗中看到了希望，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革命觉悟被进一步唤醒，这为党在开江建立党组织打下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奠定了组织基础、培训了革命骨干

顺庆起义军在开江深入开展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宣传，启发了进步人士、广大师生积极踊跃参加宣传活动，了解革命理论，创建革命组织。开江进步师生王剑鸣、曾锦柏、高尔安、傅卓仁、王伯鲁、金戟声等先后加入开江县国民党(左派)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组建了许多群众性组织，如开江农民协会、商会、工会、妇女协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开江县第一区普安分部”等，尤其是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为开江县工农运动向前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起义军在开江的9个大的乡镇建立了7个乡级农民协会，1个县级农民协会，发展会员2000余人，其他乡镇也建有相应农民协组织，发展会员数百人。各种群众组织的建立为中共开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国民党左派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后来都先后加入或者转入中共开江党组织，成为中共开江党组织的重要领导成员。开江进步青年王剑鸣、王伯鲁、高献书、金戟声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了开江的革命活动和党组织的建立。

(三)奠定了革命武装的基础

顺庆起义军在开江的短暂驻扎，为随后王维舟从武汉回川，在开江普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组建开江特务队和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八七”会议后，王维舟带着传播革命种子、创建党的地方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从武汉秘密辗转回川，在开江普安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周边乡场镇建立革命据点，同开江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广泛接触，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引导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阅读党的刊物和进步书籍，广泛而隐藏地开展地下统战工作，积极筹建党的组织。1927年9月后，他利用与开江军阀颜德基(曾是王维舟的“老首长”)的旧属关系，秘密潜入普安场，在颜德基的暗中支持和旧部属王成之父子的掩护下，在开江普安、太和、广福、任市等地暗中召集曾在讨袁护国军、靖国军等旧属，积极做颜德基的工作，获得了颜德基和开明绅士赠与的枪支，在普安秘密组建了一支有30余人枪的“开江特务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的思想发动和地下统战工作，王维舟在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开江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普安宣(汉)特支，使普安宣(汉)特支成为领导开江武装斗争和革命活动的领导核心。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开江广福特支、广福游击武装，开辟了广福游击根据地，为川东游击军的初建和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观文献：

[1]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军事运动决议案：1926年7月[G]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157.

[责任编辑 范 藻]

Shunqin Insurrectionists'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s in Kaijiang County

ZHENG Litian

(Party History Study Office of Da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fter the failure of Shunqin Uprising, the insurrectionists came to Kaijiang county and stayed here for months. Their activities, such as publicizing and mass mobilization, awakened the mass in Kiajiang to take part in the revolution, which was valuable for CPC to establish the basic organizations and to the revolutionary army.

Shunqin Uprising; Kaijiang; revolution publicizing; influence

2017-04-15

郑丽天(1975—)，女，四川渠县人。主要从事达州地方党史研究。

D231

A

1674-5248(2017)04-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