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观照文艺批评与创作
——论习近平文联“十大”开幕式讲话中的“历史观”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在文联“十大”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对当前文艺批评与创作中存在的虚无主义、戏弄扭曲历史等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与创作必须追求一种“历史感”。这一要求正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同时讲话不仅注重这一思想资源的指导意义，还从内涵和方法论上进行了具体阐释，为当前文艺批评和创作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文艺批评创作；历史观

作为彻底而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立足实践基础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解决了旧唯物主义仍带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问题，还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提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和一般规律，打破了唯心主义在历史观的一统天下局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得人类对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而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前提下，也充分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肯定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容，但社会存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社会意识也可以发挥能动性去影响和改造社会。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及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下称讲话）中对当前文艺批评与创作中的“历史观”问题，正是以上述理论作为背景，结合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现状进行了具体阐述和评判。

一、“历史感”追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新时期以来，关于文艺创作中对待历史态度的话题一直十分热门。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学的历史批评受到“新批评”的严厉批判，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和文本细读取代了旧历史批评。随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逐渐流行，取代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紧接着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针对后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倾向，但它又不是也不愿复归到那种认为历史是有客观规律操控的过程的观点，而是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在过去的文学研究里，其任务就是追索“历史真相”，进行详细的版本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特征的考证，努力再现作者的原意及价值取向，为读者还原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在批评中使用了较多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则试图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观照文学文本产生的周边文化关系，试图找出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关系对文本产生的影响，这对于我们打破对于历史文本的权威迷信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新的文学研究视角。但是，随着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化，再加上对于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唯心史观的盲目推崇，对待历史的观点愈来愈倾向于虚无化，表现在文艺批评和创作中就是解构、颠覆、戏弄、甚至扭曲历史，丑化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如习近平批评的那样“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1]。这些作品的出现，大部分显然属于丧失了正确“历史观”的体现，既不能正确地看待过去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当前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既不能成为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的精神文化食粮，最终也丧失了创作者的主体性身份，失去应有的独立思考人格与自由精神，沦落为讨好庸俗社会思潮的浮云飘蓬，转瞬即逝。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诫我们，在对待历史时不能随意地想象历史，扭曲历史，而应当“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自然，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到达历史现场，也无法将历史发生的情境还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重大事件与历史事实可以随意捏造虚构，可以随意改写，历史的细节需要想象，但“历史感”构建则是文艺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对于历史的基本尊重。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予以了否定，但对于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表示赞叹，认为尽管其形式是抽象和唯心的，但是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3]。这种“历史感”不仅表现为对于历史发展和进程及其联系的基本认识，在今天“则更多指的是对于历史场景中人们的活动、情感和生活方式有着符合其历史处境的了解”，要避免对于历史的曲解、随意的想象和解读，就必须做到“历史的想象应该自觉地受到史料和现实世界可能性的约束”[4]。基于此，作为个体成员才能通过阅读与想象，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形成一种普遍共识，才能对历史形成正确的认知，才能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对于文艺创作者而言，认识与确立正确的历史观也是优秀文艺作品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5]。

二、“历史观”的贯彻——创作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表现与反映的内容。一切文艺创作，无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那些“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5]。而要创作出真正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必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切实深入社会体验社会，不但“身入”，更要“心入”，明确创作的服务对象与目的，反映服务对象的精神文化社会内容，在题材的选择上，“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5]因而需要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加强学习和理解，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有选择地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创作能够反映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的作品。但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表现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文艺创作都必须具备创新这一要素。这种创新既包括对象的创新，也包括主体意识的求新。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从题目、内容到形式、艺术手法上进行创新，以求得艺术效果的完满。而在主体方面，则应当以“历史感”和创新精神对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和创作对象进行观照。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其发展进程中展示的种种社会异象症状的根源却在传统；当下中国所处的时代空间和精神环境里仍然离不开历史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以“历史感”与当下互为观照，既可以看清当下，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也可去除历史糟粕留存精华，进而“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从而在作品中更好地融合时代精神，增强创新能力。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化”的焦灼追寻与“现代性”的反思探求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唯有当以深重的历史感作为追溯历史与观照当下的参照路标时，才能得出共识性的理论成果以供后来者为鉴。故而20世纪90年代末在回首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文学概貌时，谢冕先生对于当下的文学发展现状曾不无忧虑，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6]

三、历史的书写——对创作主体地位的重视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他关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地位、人的伦理道德，认为人的从个人的解放进而推及到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才能更好地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具体而言，要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贯彻到文艺批评和创作之中，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9]。这里的“中国精神”昭示作为创作主体，作家或艺术家应当注重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知识积累，充分发挥主体动力，深入传统文化精神世界，与历史对话，以历史为鉴，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另一方面要尊重客观史实，合理构想，把作品中的人物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时空背景之下，注重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塑造。而在具体创作中，还要不断向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有益养分并加以积极承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或“德礼文化”，它融合人生与艺术追求为一体，特别强调德性与智性的汇合，强调诗以言志，以歌抒情；它不喜虚辞，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具体创作而言虽然可以分为“文以载道”和“文以言志”两类，但从广义来看，其核心在于注重求道获知的精神。这个“道”既是天地万物之“道”，也可以是天理人伦之“道”，所以它既排斥任性肤浅做作的炫才之行，又反对虚情假意的技巧玩弄。这就要求创作主体放弃功利之心，拒绝浮躁、倾听历史的教诲以获得文化自信。如此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创作藉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生动诠释，真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使作品真正成为联通人类心灵、书写人性与民族性的经典。“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5]。

作为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汲取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髓，另一方面，也应当主动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断修正个人的世界观，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反映与改造社会现实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7]周恩来将其归结为三条：首先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第二解决立场问题，第三解决品质问题。并鲜明指出：“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可见，改造世界观主旨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树立崇高人生追求，保持适应时代要求的先进性，以此引领带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改造客观世界的宏伟行动中去。“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6]。因而，对于一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而言，表现在文艺创作中，就是不仅书写个人情怀，更推己及人，胸怀国家民族天下，处庙堂之远仍忧国忧民；表现在文艺批评中，就是不媚俗、不吹捧，实事求是，拒绝“捧杀”或“骂杀”，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考精神；不媚洋，不全盘接收，坚持立足中国文化立场吸纳西方文艺思潮的批评理论和批评精神，不一昧套用西方理论来评述中国的文艺创作，不盲目追随西方文艺思潮的风向而失去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回顾习近平的文代会讲话，其内容牢牢把握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既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想为指导，又结合中国社会文艺界现状和创作实践，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既立足当下又关注历史，既结合国情又放眼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以互为参照的包容心态和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为当下浮躁的文艺界开出了一剂“清凉帖”，也为今后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0.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4]彭刚.历史理性与历史感[J].学术研究，2012(12).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1-30.

[6]谢冕.百年文学总系：1898百年忧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7-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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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9-0045-03

2017-04-23

刘秀珍，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