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宇

（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2.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左江流域土地祭祀风俗与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黄新宇1,2

（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2.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左江流域民间民俗文化丰富厚实，具有跨国跨境、地方民族、西南边疆和边关地域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独特的年节习俗、民族文化、族群心理、民俗传习、民间信仰等，其土地祭祀活动文化蕴含丰富，影响深远，探究其对当地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具有的积极指导价值及因素，为建设乡村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及参考。

左江流域；土地神信仰；乡村社会；和谐构建

左江流域大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广西西南部，源头发自越南北部，其干流及其支流遍布越南北部以及中国广西的龙州、宁明、凭祥、江州、大新、天等、扶绥等地，基本囊括今崇左市范围。据2013年统计显示，崇左壮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8.3%，是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全国壮族人口最集中的地级市。千百年来，壮族人民生于斯长于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财富，如，左江花山岩画、布傣天琴、侬垌节、昆那节、大小连城、友谊关等，当地民间民俗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厚实，其传承传播的途径、形态、特质等具有独特的跨国跨境色彩，其地方传统民族风俗丰饶多姿，独具西南边疆地域特征，突显乡村民俗特色。壮族作为左江流域主体民族，维护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在国家边疆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左江流域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民众自古以来以农为本，而农业的根基是土地，因此民众对土地的依赖、依恋、敬仰程度便可想而知，由此产生的土地祭祀风俗也就成为理所当然。比如，土地神在左江流域被称为土地公、土地爷、土地伯、社神、社公等，而土地祭祀活动对乡村社会族众的精神灵魂的模塑化育、价值判断、伦理操守、道德约束、行为规范、人心凝聚、村民自治、伦理教化、关系协调、秩序维持、生活运行、情感沟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部分封闭的历史时段甚至超过国家的官方制度及法规。本文通过探究土地祭祀风俗在左江流域对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构建和谐乡村社会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价值及积极因素，挖掘其如何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延绵与发展的根源，揭示其为何在科技昌明发达的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及所具备的内在精神力量，探溯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与认同价值。

一、土地祭祀的形式及特征

左江流域在先秦时期已开始逐渐接触中原文化，在秦始皇时期设置的南方三郡中统一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特别是在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马援将军南征后，左江流域民众在吸纳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自身文化的部分特征，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独特的年节习俗、民族文化、族群心理、民俗传习、民间信仰等。土地祭祀风俗至今在左江流域各个村寨普遍存在，在乡村出生、成长的族众都会自小习得，终生教化，遵守禁忌，自觉维护其清规戒律。左江流域地处边陲，其土地祭祀文化丰富，影响深远，对当地传统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维系在部分历史时段起着官方律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左江流域乡村土地祭祀风俗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其祭祀形式、信仰主体、朝拜仪礼、祈佑愿景等都或多或少存在汉文化的影子或映射，结合左江流域壮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习得及信仰文化特征，土地祭祀风俗也带上了地域色彩而发生了部分变异，进而逐渐成为左江流域乡村社会的主流意识文化。如在龙州、凭祥以及钦州、合浦等地至今仍建有多座伏波庙（纪念马援将军）、班夫人庙，在部分历史时期相当于土地庙，起着地方土地祭祀的民间信仰作用。

土地祭祀风俗作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区别于国家官方信仰，根植于草根社会并与民间社会的传统道德礼仪、思维向度、风俗禁忌、言行规约、精神信仰、乡土观念、风俗禁忌、文化娱乐、伦理教化等紧密相关，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地方性、道德价值判断、非主流等特性，其对乡村社会的力量凝聚、整合，对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村民言行举止、思维向度、价值取向、道德教养等都具有规范、约束、评判等作用。在左江流域的各个乡村，每个村寨附近几乎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土地庙，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及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各村各寨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庙会活动。少数村屯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集体土地祭祀活动，多数村寨则由各家各户一名男性长者自行入庙祭拜。在某些异常年份，如遇到严重的干旱或洪涝灾害等天象，或在本村屯里持续出现人畜非正常死亡频发等怪异现象，主持土地神祭祀的神职人员就要召集村落会议，筹集资金，商议举行土地祭祀。

在左江流域，土地祭祀主要通过当地神职人员以及村民自发的祭祀、朝拜活动体现出来，村民通过对土地神及其庙宇的日常祭祀活动展现其对天地神灵的信仰，其信条根据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禁忌、传说、神话、习俗等精神母体，形成共同的规范、观念，从而形成信仰共同体并得以维持。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左江流域各村寨的土地祭祀都没有统一的教祖、教理、教典、教义，至多在少数村屯的道公等民间神职人员手上有几本手抄经书，但却有赖以形成的母体组织，即以家庭、宗族、亲族和各村寨等既存生活组织形成的母体。同时，左江流域各村寨人口较少有流动，也导致村寨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心理、地方习俗等方面具有稳定性、固定性，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干扰，具有相对稳固的延续性，因而研究当地的土地祭祀风俗，是研究左江流域乡村社会历史的一个良好视角，一条观察当地民间信仰的有效捷径，并能够以此深入探讨左江流域乡村社会民众的文化与生活，全面理解其乡村社会的生态关系和秩序，准确把握其乡村社会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方式。

在农耕社会，乡村民众认为土地能为各种谷物、食物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条件保障和最无私的奉献，承载最厚重的物产，由此对其产生崇拜、感恩、敬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1]为酬谢、感念、回馈土地负载万物、生养万物的恩德，乡村社会自古以来就设有固定社日，举办各种祭祀社神的活动。左江流域历来是农耕渔猎社会，其土地神祭祀活动除了在部分时期被进行政治上的人为破坏外，几无断绝，千百年来其形式主要有土地庙祭祀、朝拜等，分为集体祭祀和个体祭祀两种。

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左江流域各村屯都要举办土地神祭祀活动，有的是全屯集体祭祀，也有以个体家庭为主自行祭祀，多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体祭祀。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天未亮之前，各家各户的男户主趁着天未全亮悄悄出门来到村寨边的土地庙里，将煮熟的整只公鸡、一挂熟猪肉、一条熟鱼、三张糯米糍粑、一团五色糯米饭、一碗生米、数个时令水果等，整齐摆放到神台上，之后敬米酒、上香火、烧冥币、放鞭炮，最后行礼如仪，伏地磕头、跪拜、鞠躬祈福，祈求风调雨顺、物阜年丰、人畜平安。一切祈福、礼拜完毕后，要把神台收拾干净，留下水果和少量生米在神台上，之后回家与家人共享祭品。在集体祭祀期间，一干神职人员在一名祭师的带领下来到土地庙前，铺开席子、塑料布等坐垫，穿上专用道袍，戴上三山五岳帽，带上经书、锣鼓、铜剑、脚铃、法锤等法器道具，集体念诵经文。道公等神职人员到齐打坐后，村里每户人家都要在庙前平地上摆上自家一张小方桌，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左右横竖摆放整齐，中间留下狭小间隔，用于行走斟酒、上香。方桌上供奉的祭品有一碗大米，大米中插上点燃的香火，一碗糯米糍粑，一束带有果、叶的假花枝，一对粽子，一团五色糯米饭，一盏小酒杯，一挂熟猪肉，一只熟鸡等。当神职人员念诵经文到某个段落时就暂停，由伺候一旁的孩童各给一排方桌小酒杯斟酒、上香、烧冥币，稍息后，道公们继续念经祈福，祈求村寨平安，天降祥福。集体祭祀由一名专职人员组织主祭，各家各户带来祭品，在方桌上摆放整齐，之后聚集在土地庙周围，自觉起灶、生火、煮饭、热菜、搭台、平地、打扫周边卫生等。笔者在左江流域乡村参与过数次集体土地神祭祀活动，看到每个村屯几乎无人组织、指挥，但整个流程似乎已完全程序化、固定化，每个步骤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每位参加者都积极主动，各司其职，无人旁观偷懒，也无需长者吩咐，大伙自觉动手，互相配合，高度默契，有如经过严格训练一般，令人叹为观止。在左江流域村落，村庄作为一个族众、村落的共同体，通过土地祭祀的宗教活动表达群体的血缘、地缘关系圈子，展现其特有的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与自然边界，[2](P39-40)进而凝聚村落群体力量，构筑起内部的认同机制。“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3]因而，担任主祭的一般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祭祀过程中，神职人员组织与基层村民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地祭祀仪式对乡村不同群体权利、义务的关系，对村规民约、风俗禁忌、社会秩序的表达、规整、约束等，都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及运行秩序和民间信仰存在紧密的联系。

左江流域乡村在正月里的土地神祭祀较为隆重，在农历初一和十五也有举行个体家庭小祭的。在某些特殊年份，如遇到连续旱灾、洪灾，生活艰难；或近期本村屯频繁出现人畜灾病连连，甚至时有发生非正常死亡等异象，导致村民惶恐不安，就要举行大祭。这种大祭就由主祭神职人员召集村落会议，号召全屯集资修庙、买祭品。届时主祭带领一班神职人员穿戴特制衣帽，整齐队列到庙前念经诵祝，跪拜祷告，行礼如仪，并把祭品供奉到神台正中，两边再摆放熟鸡、煎鱼、大米、水果等。其后给本屯青壮年头绑红丝绳，腰束黑布带，两人在前方敲锣打鼓开路，众人抬着土地公神像跟后，男女老幼紧随之，游村串巷，抛洒冥币，燃放鞭炮。整个祭祀活动隆重严肃，仪式极为繁复而庞杂，在悲凉肃穆中夹杂热烈喧闹，娱神又娱人。

在乡村里，如有老人去世，在收殓停棺期间，道公要带领逝者亲属到本屯庙里祭拜并告知土地神，说某家某人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去世，即将下葬到某处，现特来禀告土地公，准许其入土为安，希望神灵善待收留，其子孙后代日后必定心怀感念，时常供奉。同时，祈祷土地神继续保佑本屯老少平安、五谷丰登，使本村寨兴旺发达，则能得到族众日常洒扫、祭祀和供奉。其后，道公带上逝者亲属在庙旁取土一包，如附近有水则再取水一瓶，将其一起安放到棺材底下，表示土地神已应允逝者入土安宅。通过这一系列的仪式与程序，不仅使逝者亲属获得个体心灵的安全感，同时也凝聚了村落的群体力量，使土地信仰成为村民彼此维系认同的文化心理符号，并代代延传。

二、土地祭祀及其庙宇禁忌

在左江流域，几乎每个村寨附近都有一座土地庙，少数为两三个屯共用一座。土地庙多数矮小简陋，遍布整个乡村社区，最小的仅有五六平方米，大的也较少超过七八十平方米，多数为砖混房、泥瓦房甚至是茅草房，设施简单，正堂摆放土地神塑像及神台，神台上排列三只香炉，也有另将一只大香炉摆放在神台边上的。左江流域多高山少平地，因此其庙宇也多依山而建在山脚或山腰上，少数搭建在大树底下，部分建在开阔的平地上，但所有神庙距离本村屯不远。

在左江流域乡间村落，土地庙随处可见，大多矮小破旧，但其在村民的精神信仰世界里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有较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约，成为村民精神支柱的一部分指引其克服生活的曲折艰辛，并延续宗族血脉，维系族众的生存与发展而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土地祭祀风俗在乡村民众的精神信仰里占据着支撑的地位和作用，并长年累月根植于族众的灵魂深处，是历朝历代封建官方法律文书难以比拟的一种精神皈依，其寄托的精神信仰影响着广大村民的思维方式、种群宗族认同、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言行举止，影响到村民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情感维系、社会行为等，乃至还影响到上层建筑的构造以及基层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些基层民间信仰与上层建筑之间时常互相结合，共同构筑一种自成体系的政府和乡村之间的微妙关系，众多的历史事件表明，官方高层处理得当，引导措施符合地方民生就能促进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稍有不慎乃至冲击、损毁地方民间信仰，就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导致族群撕裂、社会动荡，以致暴乱。[4]

土地庙是土地神身心安放的所在，作为一种符号化的物质存在，遍布于乡村社会，庙宇是土地神所显现于世界的重要居所，并得到当地村民的接纳认可，也是作为乡村族众日常祭祀朝拜的指定场所，因而具有较多的风俗禁忌和诸多不成文规约，对乡村民众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其禁忌、俗信得到严格遵从遵守。在村民的观念意识中，任何人如有违背其信条、破坏其设施都将会受到全体村民的谴责、指责，胆敢冒犯、亵渎神灵的人德性品质肯定也很恶劣，将会遭受神灵的报应导致家破人亡。其禁忌、俗信主要有：一、不得在土地庙及其周围大小便、吐口水、扔垃圾等，不得说脏话、粗话，一切不洁不雅的事情都不能出现，神灵居所为神圣、洁净之地；二、不得砍伐庙宇周边大树、老树，那是土地神灵栖息地，破坏其安身立命之所就会遭受报应；三、不得在庙宇周边开荒种地、烧山、炸石、大规模取土，不得在庙宇周围喧哗、哄闹，不得破坏周边植被，不得破坏周边安宁，庙宇神圣，不容侵犯；四、庙中常年供奉有糖果、米酒、米饭等祭品，不得起贪心邪念，无人敢私自拿走，更不能随意拿走吃食；五、庙宇如遭受破坏后，民众自发组织进行维修维护，家家户户都出钱出力，使其恢复原状，土地庙如同村民的第二个家；六、部分政治行政命令难以对民间信仰进行强制施压，如在“破四旧”打砸、打倒封建牛鬼蛇神期间，村民无人敢动手推翻损毁土地庙，也无人敢动手拿走、破坏祭品、祭具；七、村民在生病入院治疗的同时，也要去庙里祭拜；在生活中不顺，也有人去烧香、祈愿。每年春节期间民间依然举行祭拜活动，活动依然隆重兴盛，族众依然信仰土地等神灵。

三、土地祭祀风俗在现当代的延续

左江流域自古以来就以农耕渔猎为主，乡村民众日常生活高度依赖土地。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环境下，民众能够从土地中所获得的食品物品极为有限，多数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但土地能年复一年提供粮食、蔬菜、棉花、水果、猎物等维系生命生活所需的物品，在先民看来土地就是万物之源，就是承载世间万物的“地母”，其与民众生存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在日常生活起居中对其产生信仰、崇拜、敬畏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近现代以来，科技昌明、文化发达、信息顺畅，照理说民众对土地神的“封建迷信”应不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民间信仰并未衰退消亡，反而得到延续、发展，在和平安定、经济昌盛的年代还得到大力弘扬，甚至部分带有“反科学”色彩的集体祭祀活动一年比一年隆重热烈，一村比一村重视。事实上，在历史文化与现实观照的相互积淀中，年复一年的民间习俗、乡村信仰已成为广大农村地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山乡庙宇、民间神灵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民间信仰得到更大规模的复兴，成为构建乡村和谐社会的一根重要精神支柱，具有官方律法在部分时段所难以企及的信仰力量。这些习俗、信仰，因其对当地社会具有独特的功能，如适应环境，抵抗外力，调适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等作用，[5](P216)即便在科技昌明的现当代，左江流域的土地神等民间信仰依然得以不断延续、发展，并未因科技的强大力量渗透而自行消亡，反而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撑。究其原因，在物欲追求不断膨胀的现当代经济社会，民众缺少的正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发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构建，以及一种人文社会关怀，一种和谐的生命价值，而这种内在的和谐互动正是民众所需要的。

首先，土地祭祀风俗的不成文信条对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等方面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指导意义。在左江流域，村民认为土地庙周边的大树、老树是土地神栖息的场所，不能乱砍滥发，不能随意烧山垦荒，更不能炸山毁林等，否则家族就会遭受天灾人祸等神灵报复、报应。在心理上，村民仅仅从神灵守护的角度出发进行自律与他律，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植被、涵养水源、合理开发、洁净心灵等朴素的环境保护作用，也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进而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构建的一种朴素的思维观念。另外，村民认为不得在庙宇周边有大小便、吐口水、扔垃圾等不洁不雅行为，也在事实上起到维护环境卫生，减少疾病传播，美化、净化人居环境等作用。在当地乡村，一旦有老人去世，道公要带领逝者亲属到庙里上香、祭祀、跪拜等，禀告土地神逝者姓名、性别、生平事迹、生卒年月、为人处世等事项，颂扬其友善、勤恳、朴诚等优良品质，事毕方可在庙宇附近取土一小包（但又不能进行大规模取土），带回家中放到棺材底下，告慰亡灵土地神已准许其入土为安。在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中，善始善终、惩恶扬善、因果报应、入土为安等是村民的普遍追求，为逝者举办的道场仪式、祭拜仪礼、送葬程序、德行评判等对其家族所起的警戒、教育、教化等心理作用乃是非同小可。在传统乡村的窄小社区里，村民居所固定，生产、交往的人规模有限，环境范围简单狭小，其一生所作所为都会被村寨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村里人人相互熟识，谁忠实本分，秉公办事，道德高尚，就会得到众人尊重，村民就会认为其死后应当得到好归宿，否则死后依然不得安生，甚至其子孙后代也会跟着遭受因其罪恶行径带来的灾难及报应。同时，人生不顺利十之八九，民众往往将其中的灾病归结为族中有人忤逆、羞辱神灵所致。即便部分看法缺乏科学依据与逻辑，但其教人向善，多行善事，不违祖训，不伤天害理等本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客观上起到了提供正面的教化作用。

其次，土地祭祀风俗在维系宗族观念、族群利益、价值认同、道德礼俗、精神安慰以及心理调适功能上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指导意义。乡村社会族众在知识技能、科技文化、思维层面、社交广度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城市，其精神信仰相对贫乏、单纯朴素，其所能运用的先进知识技能解决日常难题相对较少，由此导致其认知上的肤浅、狭隘、落后，甚至偏激、愚昧，当某些怪异现象在村民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当某些疑难杂症在医院里无法医治，族众就会转向神灵寻求心理慰藉，并从中得到价值认同、心理调适、内部凝聚等。特别是生命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唯一性以及不可逆性，在强大的自然、历史面前，意外事件如地震、山体滑坡、洪水泛滥、疫病爆发等导致的大规模伤病、死亡，致使族众惊骇、恐怖，使其显得无依无助、无能无靠，于是向冥冥中的神灵求助，求得心灵的抚慰便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每年正月初一、初二以及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五，村民为了宗族繁衍、村寨平安以及个体的生存延续，都要到土地庙里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物阜年丰。事实上，村民在现实实践中也逐渐明白部分民间信仰也存在不合理、不现实的成分，部分灾祸是无论如何诚心祭拜也无法挽救得了的，即便再虔诚也扭转不了局势。而趋利避害、祈福禳灾则是根植于人性法则当中的共同追求，血脉延传、宗族兴旺、生活向好、祈福禳灾则是族群最基本的生存底线。左江流域乡村族众生活在西南边疆地区，部分时期有如化外之民，其神灵观念一代又一代自小习得、养成、教化，年久日长，对民间习俗的精神信仰，对主宰神灵的敬畏以及心理慰藉的追求，使其安分守己、正直诚恳、良善淳朴、人际和谐、社区安宁，共同的文化心理使其具有乡村社区的自然调节、自我修复以及道德维护、宗族认同等功能，形成构建乡村和谐社会的集体意识。

第三，人生挫折，族众受灾，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包括土地祭祀风俗在内的民间信仰长期存在，并长期影响民众的生活。人生在世，不顺利的事情十之八九，也就是说挫折、逆境、困难是常态化、长久化的，甚至部分灾难对局部地区是毁灭性、颠覆性的。左江流域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自然条件恶劣，秋冬季节干旱，春夏季节湿润多雨，常年多灾多难，饥荒、动乱、争战、洪涝、旱灾等连年不断，乡村族众生存极为艰难，部分年份还有病疫爆发，致使人畜大量非正常死亡，基本的生存条件难以保障。当人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时，往往就要借助冥冥之中神灵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疾苦，克服无助与软弱，树立对幸福美满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于是神灵及其信仰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土地神作为乡村民众接触最为密切的神灵之一，极易得到族众的接纳和认可，其神力在某些偶然事件中被放大、被扩散，进而成为令人敬仰敬畏的一种神秘力量。正如勒庞所说的那样：“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6](P97)乡村族众在对个体以及族众生命受折的认识过程中逐渐对自身生存背景、条件、历史、现实进行审视、反思，通过对自身存在与外界关系的体认与主动调整中，日益对自身终极人生目的进行确认与探溯追问，于是将民间信仰根植心中，使其成为族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渗透到族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着协调、控制、导向、教化等功能，深刻而巨大地影响乡村社会。

第四，土地祭祀风俗的文化内涵、文化心理所体现出来的道理对乡村民众具有积极的正面指导意义。左江流域乡村社区因其处在国家西南边远、偏僻的边疆基层地区，各村落又分散在交通不发达的高山、山陇里，距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较远，平常获取来自官方的信息较少。另外，在千百年的历史经验里，村民更多地关心自身的生活、生存问题，关心周边的环境，关心自家土地上的出产、收成，努力解决温饱是第一要务，并时刻成为压倒一切的现实追求，因而作为非主流思想意识的民间信仰在部分时段就会在乡村社会起着主流的作用，并占据了主体地位，成为独特的“乡村主流”。同时，土地神信仰的信条、戒律、规约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使夹杂部分迷信、愚昧的成分，但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作用乃至现实指导意义，大多却是积极、向上及良善的，给人以力量、慰藉和依靠，并“具有心理调节器、社会控制安全阀以及维系社会组织、增进群体凝聚力的良性功能”[7]，因而在医学、科技、知识、认知能力低下的时代，民间信仰则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一个族群在与大自然，在与强大的他族斗争的过程中，有一个较为统一的集体思维，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共同信仰，使族众心中存有信仰和戒律，有精神寄托和皈依，即便在困难挫折之中也要使民众不至于迷失前进的方向，不至于放弃人生追求与努力拼搏，并能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繁衍、生产生活。土地祭祀风俗中的信条及戒律里不乏包含传统优良的文化导向及道德教化功能，如，提倡孝道、止恶向善，提倡公平正义、惩恶扬善和道德评判等，在远离中央律法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时代，这些信仰信条不失为乡村教育的有效而优良的教材，不乏正义、正面、积极的作用及因素。

结语

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民众现代科学知识昌明，眼界开阔，物质丰富，讯息发达，生活温饱，但土地崇拜，土地祭祀这种带有部分“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即使在“文革”浩劫中并未彻底消失，反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蓬勃发展，民众自发祭祀、朝拜，修建庙宇，部分村寨还相互竞争，看谁的庙会隆重盛大，看谁的活动人气旺盛。面对这种现象，特别是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又缘何“沉渣泛起”？似乎有悖于科学发展，有悖于生活常理，但不可回避的是，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生态环境下，物质极大丰富，交通交流发达，但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负面甚至邪恶的现象也时隐时现，致使民众在部分时段对社会现实、人生前途命运、灾祸灵异降临等产生迷惑、失望、愤怒甚至绝望。个体村民在生老病死、社会保障、公平正义、人身安全、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诉求也不时遭受挫折、扭曲，人生的无法掌控，贫富差距的刺激，命运前途的乖张多舛，非正常致富途径的诱惑，飞速变化发展生活的冲击，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剧，疑难杂症的蔓延，共同生活样式分化的影响，各种消极、负面讯息的传播，当前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失范并存，物质生活丰富与精神生活匮乏同在。部分民众行为的失范，社会秩序的混乱，伦理道德的变迁，权力与金钱的宰制，对公共资源的争夺破坏等，导致在传统社会中共同支撑民众信仰的精神理念受到消解、冲击、解构，整个社会在传统道德文化与价值系统方面的裂变，全球化时代各方思潮的碰撞颠覆，给乡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疑虑和困境，导致民众心理失衡动荡，并对神灵产生祈求、寄托，进而寻求心灵的宁静与安慰，对原有道德伦理秩序与古圣先贤楷模的依恋等等诸多因素，致使民间信仰成为乡村常态化的一种文化世相，成为一种心灵的依归。

左江流域乡村土地神祭祀活动近年来普遍得到重视，考察其背后隐藏的族群文化内涵、族群思维、文化心理、生存理念、宗脉传承、族群心理以及精神信仰，思考当地居民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观念系统、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乃至群体信仰、风俗禁忌、伦理道德、民间文化、精神特质，探究左江流域乡村社会千百年来如何构建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和平、友好的社会生态，其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社会凝聚、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的作用，具备文化共识、国民认同、爱国固边、精神抚慰、心理调适以及道德规范的功能。土地祭祀风俗在左江流域隐含着丰富繁杂的边疆动态、禁忌规约等，在其表象下则映射出民族文化内涵、族群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禁忌、民间宗规俗约、道德习得、人伦观念、宗脉传承、生命传递，引申出左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千百年来为守护边疆，爱国固边，特别在全球化、信息化、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如何完善乡村社会管理，如何自我修复、自我协调乡村族众的信仰与人际和谐、自然和谐的关系，如何增强村民之间、村落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如何融入到现实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实践并善待自然、爱护环境、保护动植物之中原因的思考，从而利用其建立起一个社会秩序良好，以及西南地区跨国跨境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考察其宗教仪式、祭祀活动良好、村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时代农村，进而改善乡村民众与大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个体与集群、宗族与村落之间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进步。

在闭塞循环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能够极大地涵化、濡化、建构族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常年累月的地方文化化育和潜移默化当中，族众生活在民俗文化涵化之下，通过“象征性现实”的观照和自我对象化，就能深刻影响族众对周围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其人生信仰及文化观念的倾向问题，在村民自小习得之中自然描绘了“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影响其对现实社会的判断、认知，为其构建一个以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为中心的符号现实，族众将其内容、思维向度看做衡量自身言行的标准之一，并最终影响其行为及思想模式。由此可见，土地祭祀风俗的文化内涵对构建乡村和谐社会所起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1]十三经注疏（第二十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2.

[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40.

[3]礼记·祭统(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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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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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9-0017-06

2017-04-11

黄新宇（1976-），男，壮族，广西凤山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访问学者，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发展专项课题“左江流域壮傣族群民间信仰传播研究”（2016MSXXK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