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日本耽美派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双重性，呈现出艺术与道德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一方面，人物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漠视各种伦理禁忌，极力彰显其兽性因子，追求强烈的官能刺激，表达自我愚虐的快感和变态的肉欲享受，表现出浓厚的颓废气息和恶魔倾向；另一方面，人物在理性意志的驱动下，恢复其人性因子，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对其为所欲为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反思。如此，谷崎力求以唯美理念来塑造的艺术形象在其创作实践中却无法摒弃伦理道德原则，其笔下的人物时常会在极度的痛苦与焦虑中承载和展现作为人所具有的道德重荷。当人物伦理身份发生转变，面临生与死的伦理选择时，他们通常会以一种歇斯底里的行为方式和一种撕心裂肺的情感体验，来传达内心的苦闷与绝望，并在情感宣泄之后义无返顾地选择死亡或者一种背德者的生存方式。这种嗜美成恶的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了谷崎艺术思想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且还传递了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这些充分说明了谷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应该回归到伦理的艺术轨道之上，其笔下的人物才是一个个富有生命的人，而不是被任意图解和断裂的人。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内涵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183-09

作者简介：张能泉，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 永州 425199）

引 言

日本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虽然始终坚持唯美主义的文学主张，但是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却没有摆脱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以其特定的伦理身份在其特定的伦理环境中生动展示了艺术与道德的种种冲突与矛盾。当前学术界对于谷崎文学的研究虽然具有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谷崎短篇小说的艺术与道德的双重性选择与书写问题研究较少。为了深入理解谷崎文学的特质，选择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笔下的人物伦理关系梳理与伦理内涵的阐释，解读其文学伦理的特性，无疑对深入理解谷崎文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结合具体作品对谷崎短篇小说展开伦理解读，阐述其小说的伦理内涵，阐释其笔下人物恶行背后的道德教诲，从中发现其艺术主张与其艺术实践的不一致性，凸显其文学艺术创作之路的独特性，即表现出在艺术与道德之间游走与徘徊。

一

谷崎立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念，以追求自由为其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通过对女性之美的呈现来书写人性的真实，表达作者对美的礼赞和崇拜之意。事实上，谷崎在其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无法脱离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小说中人物复杂的伦理关系使其作品含有更加丰富的伦理内涵。在谷崎看来，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文艺世界中的美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是一种优雅和高贵的姿态，也可以是一种颓废和怪异的形态。他认为：“说起行为上的恶趣，可谓驳杂繁多，林林总总，但最能吸引和震撼我的当属那种惨烈的行为和凄惨的场面。诚如开篇所述，那种惨烈残酷的行为与场景所带出来的恶浊氛围，对我来说，培育了一种美好难尽的幻想。”1然而，这种怪诞之美离不开作者的艺术激情和高超技巧。因为“绝妙的艺术世界里，如果抛开思想深度的问题，总会以某种形式不经意中扣人心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伟力。这种力量比起任何思想和理论的力度都要深切，更为直接地铭感肺腑，传递神韵。这也正是艺术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因此，“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充溢艺术激情，不管它是鸿篇巨制也好，无论其架构气势如何宏大，断然不能说它是杰作”2。为此，谷崎在其文学中时常以丰富的想象来虚构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在丑恶、颓废的艺术世界中寻求美，彰显美和禮赞美。然而，谷崎文学世界中的美是一种偏执之美，是一种在官能刺激中通过施虐或受虐的形式所寻求的有悖于常理的畸形之美。在这里，谷崎以女性官能享受代替情感判断，以激情书写代替理性审视，试图将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尽可能地排除在他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之外。可是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能摆脱现实社会，因为一切文学创作都源于现实生活。如此一来，文学创作也就无法脱离伦理道德的影响，在文学世界中也就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超越道德的文学作品。更何况，“文学的产生是有目的性的，这个目的就是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文学的教诲是读者在阅读文学的审美过程中实现的”3。因此，谷崎在文学创作中虽然竭力摆脱伦理道德的羁绊，立足于唯美理念，但在其文学作品中却清楚地表现出伦理意识，具有其教诲性，形成了一种游走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文学现象，构成其文学独特的思想张力。

作为一位主张艺术至上的文学家，谷崎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他认为艺术应该脱离现实而存在，艺术家不能将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渗入其文学之中，艺术的精髓在于传递一种没有道德色彩的美，这种美仅存在于非功利的感性世界之中。因此，艺术的真谛并不是某种思想或者精神的传达，它仅是感性世界的真实呈现。纵观谷崎文学创作，从《刺青》（1910）到《疯癫老人的日记》（1961），从《麒麟》（1910）到《钥匙》（1956），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非常推崇艺术创作的纯粹性，可以说，实践不涉及道德的纯美理想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与同时期具有唯美倾向的永井荷风不同，谷崎将这种文学创作的无功利性推向了极致。他推崇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艺术至上论，沉溺并局限在通过女性的肉体书写来发现和挖掘美。可是，谷崎笔下的美不是一种理性之美，而是建立在诸如性欲、嗜虐、变态、幻觉与想象等基础之上的感性之美。因此，谷崎所倡导的艺术之美是以一种充满活力的病态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强烈而奇异的官能之美。

为了艺术性地表达这种官能之美，谷崎在其小说中善于刻画恶魔型女性形象，这种类型的女性并非因相貌出众而受到男性的追捧，而是因其妖艳、妩媚备受他们的青睐。譬如，《麒麟》中的南子夫人，《杀艳》（1918）中的阿艳，等等。她们以其独有的感官之美征服男性，使其在近乎变态的施虐或受虐中获得生理的快感，进而赢得男性如痴如醉的跪拜和礼赞。这种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来肯定善良，以自我和人性的解放为基调，展现对女性美和官能美的绝对忠实，成为谷崎文学的一大特点。因而，谷崎所倡导的美不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美，而是一种恶魔式的美。这种美以展现女性肉感和病态欲望为基础，在彻底的感官享乐中摒弃任何精神，放弃任何道德，让人物在官能的享受中体验美的存在。谷崎在此向众人开创了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思想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为“无论多么高尚的思想也是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1。在这里，只有女性的肉体才有资格成为美的传达者，因为最美的东西在谷崎眼里就是女性的肉体。谷崎笔下的女性肉体不仅可以在质感中传递生机，而且还可以在鲜活中洋溢生命的激情，在对肉体官能描述中产生一种令人神秘的感觉，并从中真切地体味到令其难忘的快感。“迄今，明治现代文坛无一人能亲手或未曾想过要亲手开拓艺术的一个领域，而谷崎润一郎却完成了，并取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谷崎完全具备现代作家群众任何人都没有的特别的素质和技能。”2虽然永井荷风的评价有夸大之嫌，却一语中的地揭示了谷崎文学独有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谷崎通过描述施虐或受虐的场景，在残酷中呈现女性的艳冶之美，在病态中展现艺术的迷人之魅。正如桥本芳一郎在《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中写道：“就谷崎润一郎文学而言，学界少有异论。无论人生还是艺术，谷崎都持美的至上主张，完全优越于人类、社会和道德，他以美的宗教作为其根本信念，将女性肉体视为美的极致呈现于他的文学之中，将沉湎于官能之美视为人类存在的姿态加以讴歌，这几乎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动机。”3因此，谷崎文学具有颓废性、恶魔性和异常性的特点。

恋物癖是指在强烈的性欲望驱使下，收集异性使用的物品或钟情异性身体的某一部位。通过凝视、接触异性物品或身体来刺激官能享受，从中获得性欲望的满足。恋物癖患者往往无视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以满足个体欲望为初衷。谷崎的小说随处充盈着有关恋物癖的描写。《刺青》中清吉对年轻女子之脚的迷恋、《富美子的脚》（1919）中塚越老人对富美子之脚的痴迷、《疯癫老人的日记》中卯目督助对飒子之脚的跪拜以及《恶魔》中佐伯对照子所使用的手帕的垂青等，都充分体现谷崎文学具有浓郁的官能性和颓废性。在这里，美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似乎与世俗的伦理道德无关，美存在于官能的刺激之中，存在于施虐或受虐的享乐之中，存在于幻美的想象之中。谷崎笔下的美食、美人、美景和美物，不仅是一种美的存在方式，更是人们摆脱世间伦理道德约束之后，艺术体验与想象的结果。《金色之死》（1914）中的冈村、《被弃之前》（1914）中的幸吉、《饶太郎》（1914）中的饶太郎、《杀艳》（1915）中的庄太、《病蓐的幻想》中的他、《人鱼的叹息》（1917）中的孟世涛、《异端者的悲哀》（1917）中的章三郎、《褴褛之光》（1918）中的青年人A、《两个幼儿》（1918）中的千手丸、《鹤唳》（1921）中的靖之助、《春琴抄》（1933）中的佐助等，这些男性主人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便是通过对女性官能之美的感受，在一种诡异的情绪中寻求一种微妙而又细腻的幻想之美。虽然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幻之美，但正是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情绪的梦幻般的虚构世界，充分体现了谷崎对美的理解和叙说。正如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和林祁那样，善于在“享虐”与“性越境”中来构建其独具个性的性别话语4。所以说谷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恶魔型女性是作者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体现，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对人性的一种禁锢，尤其是对性与爱的一种压抑。谷崎以女性官能的书写和近乎病态的行径来抵抗和抨击一切束缚人性的道德观念，寄予了他对艺术之美的憧憬之情和追求之意。谷崎所描述的这种艺术世界是以女性肉体为描写对象，在极具官能性的描绘中，通过施虐与受虐，表达作者对传统伦理的极度不满，以求在罪恶的世界中获得心灵深处的解脱，并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寻找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

任何文学创作都无法摆脱伦理道德的影响，换而言之，只要有文学创作就会与伦理道德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文以载道者认为文学艺术的使命在于向人们传达某种道德；在唯美主义者眼中，文学艺术则没有任何功利性，它是独立存在的自在体，与伦理道德无关。事实上，无论是文以载道者还是唯美主义者本身就没有否认文学艺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只不过两者采取了较为极端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已。就谷崎而言，虽然他极力主张文学艺术的无功利性，强调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无目的的存在，反对任何形式的道德说教，“义无反顾地将艺术的非功利性奉为其艺术的最高信条”1，但是在其文学创作中仍旧摆脱不了世俗伦理道德的影响，道德观念与伦理意识总会以各种方式，如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形式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对此，谷崎在《为人父亲》（1916）中结合自身的創作体验，总结了艺术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最初尽可能使生活与艺术一致，或者努力试图让生活隶属于艺术。我写《刺青》、《被弃之前》、《饶太郎》的时候，这似乎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极其秘密地实现了我的病态的官能生活。（省略）比起生活来，艺术更优先。只是今天，这两者存在轻重之差，一时难以完全分割。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2由此可见，谷崎虽然一心向往艺术的非功利性，并试图潜心于自我营造的艺术世界，从中摆脱世俗樊篱的束缚，在充满幻想和病态的艺术中书写自我的真实存在。然而，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作家不可能逾越现实生活而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本源，那些试图脱离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既不符合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更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即便是那些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对文学与道德论述也是矛盾的。

虽然谷崎小说具有浓郁的甘美而又芳烈的恶魔气息，充斥着病态而又畸形的享乐情绪，但字里行间依旧流淌着现实生活的余韵。正如日本多位谷崎研究者所言，谷崎文学体现的颓废、病态、甚至畸形的性倒错等非现实性因素都是一种表层现象，其实质不过是作家通过这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来抒发自我的人生体验和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合理性的反思。如小宫丰隆在评价《刺青》时就说道：“作品虽有波德莱尔的影子，充盈着肉的味道，但是作品仍有阳刚之气，留有现世的气息，更具有元禄时期的味道。”3佐藤春夫在《谷崎润一郎 其人与艺术》中也这样论述，“伪恶者谷崎润一郎只不过是借用异端者之名，作品中缺乏异端者的面影，是对骨肉亲情的怀念”4。由此可见，谷崎文学其实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它极力推崇美，通过对偏执之美的书写强调艺术高于生活；另一方面这种恶魔之美的呈现背后又留有世俗伦理道德的影子。作品中诸如父与子、母与子、兄与妹、兄与弟、夫与妻等家庭伦理的书写，以及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等社会伦理的描述，这些都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社会现实性。伦理身份不仅制约着人物之间对美的追求程度，而且影响着他们对美的实现方式。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具有理性意志，能够有效控制自由意志，使人在面对伦理问题时，可以进行相应的伦理选择。文学作品正是借助艺术的魅力来呈现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交锋情景，促使人物进行伦理选择，进而表达其道德与伦理的教诲功能。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而且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1对于提倡文学就是人学的谷崎来说，其创作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也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其中，谷崎唯一一部自称是其自传性作品的《异端者的悲哀》就是典型。关于这部作品，谷崎在其散文《异端者的悲哀·前言》中写道：“据他们的看法，在这篇小说的背后，流淌着一种我的笔尖自然流露的情绪，一种相当罕见的昭然若揭的道德操行。而且，篇中所到之处父子的冲突都相当露骨，作者毫不吝惜地进行了刻画。父子之间相互辱骂，言辞简直不堪入耳，这种场景的叙述，似乎让人隐约感到过于尖刻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这是一部于世道人心颇有裨益的作品。”2由此可见，该小说的确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识和文学教诲功能。

在这里，谷崎通过塑造主人公章三郎形象来演绎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等一系列伦理问题。自以为拥有艺术才华的章三郎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由于不满眼前的困境，他时常会沉醉于自我幻想之中。然而，其孤僻与高傲性格使得章三郎不仅对现实生活抱怨不已，而且还与它格格不入。在处理朋友问题上，“他从来就不觉得有必要对朋友真心交往。”一旦与铃木、Q、S等朋友见面，他总是表现出一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因此，“章三郎对世上之人——朋友，不可能产生更深的情分”，因为“他不但完全欠缺亲切、博爱、孝敬、友情这些道德上的情操，甚至连感受这些情操的他人的心理也无法理解”3。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他更是不顾家庭伦理的禁忌，不断上演与家人的伦理冲突。面对妹妹，身为兄长的章三郎从未遵从兄妹之间应有的骨肉之情，“对妹妹的疾病一次也没有表达过作为兄长的关怀”，甚至诅咒妹妹“说不定今晚就会死掉”；4面对父母，身为长子的章三郎也从不遵循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伦理，时常与他们就琐碎之事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恶言相向，武力相逼。然而，“尽管如此，章三郎也从未打算认错道歉”5。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章三郎无视世俗伦理与道德对其言行举止的约束，任其自由意志的驱使，孤芳自傲，我行我素，极力表现出背德者的一面。可是一旦耽于幻想，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对现实中那个为所欲为的章三郎进行强烈的道德批判和严厉的良心谴责。譬如，在处理唱片机事件时，现实中的章三郎完全不顾家庭伦理的束缚，表现出唯我独尊的行为。一旦进入幻想，其内心深处很快就会发出一种道德批判的声音，来强烈谴责现实中那个肆无忌惮的章三郎。“你怎么这副模样？不惜怒目相向，从父母、妹妹那里抢夺来的唱片机就能够使你那么快乐？除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让你快乐的东西了？”6“像你这样的人如果继续傲慢自大行逆天之事，最终只能够变成狂人。难道你仍旧不打算改变你的生活吗？”7在这里，很显然幻想中的章三郎代表斯芬克斯中的人性因子，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意志。它一方面对现实中章三郎的是非善恶进行了强烈地道德斥责，另一方面又极力劝说現实中的章三郎应该立即弃恶从善，做出合理的伦理选择，以避免因继续受到兽性因子的驱使而做出违背伦理的事情。如果说幻想中的章三郎具有人性因子的特性，那么现实中的章三郎则显然代表了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在其驱动下，章三郎漠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伦理禁忌，选择以激进的方式来对抗家庭伦理的约束，给其家人带来了莫大的身心伤害。于是，谷崎笔下的章三郎不仅具有双重人格的特点，更是体现了文学伦理的教诲价值。具体来说，现实中的章三郎是自由意志的言说，而幻想中的章三郎则理性意志的书写。这两种意志的有机结合不仅构成了完整的章三郎形象，也构建了人物独有的道德价值。作为一个道德形象，章三郎这个人物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如何影响个体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失去人性因子中理性意志的指导，那么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就会失去控制，章三因此而灵肉分离，善恶不分，伦理沦丧，与禽兽无异。因此，合理调节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协调好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比例，对于促进个体健康发展和人类和谐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由于所有叙事作品都具有相应的道德教诲意义，因而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也就无法规避伦理道德问题，其唯美理念与伦理道德之间就会存在明显的矛盾。为了调和这对矛盾，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精心组织了人物的伦理关系。“伦理结构指的是文本中以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线索建构的文本结构。伦理结构有四种基本构成：人物关系、思维活动（包括意识结构和表达结构）、行为和规范。”“无论人物关系、思维活动、行为和规范，它们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整体伦理结构。”1谷崎短篇小说的伦理主题及其艺术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缘于作者对作品人物伦理关系的精心安排。其中，《麒麟》就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小说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离开了鲁国，带着弟子前往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热情款待后，孔子决心游说卫灵公接受自己的学说，弃恶从善，摒弃私欲，励精图治，力争成为一名受人敬重和爱戴的明君。刚开始，卫灵公欣然接受了孔子的儒家伦理思想，决定痛改前非，洗心革面。可是，随着妻子南子夫人的干预，他最终因无法抗拒妻子的美色而前功尽弃。孔子也因此离开了卫国，前往他国继续自己的传道生涯。小说实际上是以南子夫人为美的代言者和以孔子为德的代言者之间，围绕卫灵公所展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关注。其中，本间久雄的评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刺青》《麒麟》等谷崎文学具有浓郁的唯美与官能倾向。“在我国文坛，就代表所谓唯美主义倾向，乃至官能派倾向这点来说，毋庸置疑，谷崎占有最具独特的位置。”2然而，小说在体现唯美理念与官能色彩的同时，借助其伦理结构艺术性地表达了作品的伦理主题。作为作品伦理结构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人物关系主要指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人物关系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复杂的伦理结构，而且还是人物之间不同伦理矛盾和冲突的载体。3因而，理清作品的人物关系对于解作品的伦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就《麒麟》而言，小说通过讲述孔子游说卫灵公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三组人物关系，它们分别是孔子与卫灵公、孔子与南子以及卫灵公与南子。

在第一组人物关系中，双方具有清晰的伦理关系，其一为主客关系，其二为师生关系。卫灵公迎接孔子的情景便印证了一点。“灵公远离夫人与其他所有的女子，将浸有欢乐之酒的嘴巴漱洗干净，穿正好衣冠，将孔子请到一室，听取富国强兵的天下之道。”4在这里，谷崎通过卫灵公拜师学艺时的细节描写，形象地展现了此时的卫灵公理性意志占住了主导地位，能够自觉地尊师重道。然而，随着南子夫人的干预，他们之间的双重关系逐渐演变成单一的主客关系。面对前来布道的孔子，卫灵公再也没有之前的尊师重道之情，而仅是以待客之道对之。作者在小说结尾处以简笔描写卫灵公在黄河之滨送孔子出境的情景就是说明。“在黄河与淇水交汇的商墟之地，卫国都城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孔子一行又踏上了前往曹国的传道之路上。”5两处描写虽用语精练，但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却显而易见。正是这种变化能够将人物伦理观念的变迁表现得淋淋尽致。由此可见，人物关系的精当处理不仅有利于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还有利于表现人物的伦理观念，体现作品的伦理教诲功能。在这里，南子夫人的出现对改变卫灵公与孔子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相应的伦理性质。行为是思维的外在表现，也是思维的客观载体。因此，卫灵公对孔子前后态度的变化，不仅是其伦理观念发生变迁的外现，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客观呈现。

在第二组人物关系中，双方的伦理关系有些复杂。表明上他们是主客关系，可实际上又存有师生关系的嫌疑。这种双重伦理关系在南子夫人会见孔子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一开始，彼此的言行举止都遵循了主客伦理的要求。“孔子及其一行在南子的宫里等候，面北稽首。”“夫人低头向一行人答礼。”1可是，这种伦理规范在随后的会见中就被彻底的颠覆了。还没等孔子说话，南子夫人就率先向孔子大力鼓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我有各种各样的美酒和杯子，如同香气可以使你苦涩的灵魂吸入甜美的汁液一样，滴滴美酒也可以让你严肃的身体得到舒适和安乐。”2面对南子滔滔不绝的言说，原本能说会道的孔子此时完全处在了被动的位置，因為南子夫人的言论让推行仁学的孔子惴惴不安，诚惶诚恐。伦理身份的变化使得孔子就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学生正默默地听取南子老师的教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不仅表现了艺术至上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也说明人物伦理关系的变迁可以直接影响其伦理效果。具体来说，在这场美与德的较量中，南子夫人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相反，孔子则处于劣势，近乎于一位失语者。教师的身份赋予南子言说的权利。学生的身份则使能说善辩的孔子在南子面前只能沉默寡言。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各自的伦理规范，具有相应的伦理效果。同时，作品通过南子夫人反客为主式的言行举止表达了唯美的观念。

在第三组人物关系中，双方的伦理关系更显复杂。作为谷崎精心塑造的一位恶魔之美的代言者，南子夫人既是卫灵公的妻子，也是他的臣子。双重伦理关系却使得她在与孔子的夺夫行动违背了道德准则的要求。“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伦理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在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准则与规范。”3因此，无论是身为妻子的南子，还是作为臣子的南子，她都应该具有贤良淑德的美德。然而，她为了推崇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对卫灵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以色诱的形式威逼利诱卫灵公放弃孔子的道德说教，让卫灵公对其产生恐惧。“您绝不是能够违背臣妾意愿的强者。您真是个可怜的人。世间再没有比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的人更可怜啦。臣妾可以立即将您从孔子的手中抢夺回来。您的嘴里刚刚说出一番光明正大的话，可是您的眼睛不是已经恍恍惚惚地看着我的脸吗？臣妾有夺走一切男子灵魂的方法。”4可以说，夫人的言辞中无不隐藏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力。也这是这种威力让曾信奉孔子的卫灵公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让我灭亡的恶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5就这样，南子夫人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违反了夫妻伦理与君臣伦理的道德规范，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作为美与恶的化身，南子夫人在激情与欲望的驱动下失去对自由意志的控制能力，无视自己的双重伦理身份，突破了伦理禁忌，破坏了伦理秩序。如此一来，作品所表达的唯美思想在其行为中得到了有效的表现。与此同时，双重伦理身份使得南子夫人的伦理选择产生了强烈的伦理效应，赋予了作品浓郁的伦理特性。

四

作为谷崎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春琴抄》也是借助巧妙的人物伦理关系来调和艺术至上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小说一经问世，就赢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肯定与赞许。川端康成认为小说“令人叹为观止，无法用语言形容”1。正宗白鸟也评价小说为：“简直已超越圣人，无多加一句话的余地。”2小说之所以获得评论家们如此高的评价，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谷崎对春琴之美的礼赞不是源自对人物的直接描述，而是通过人物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展现出来。简要来说，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佐助与春琴之间的三种伦理关系，其一是主仆关系，其二是师徒关系，其三是夫妻关系。正是这三种关系不仅表达了谷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流露了他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取向。

佐助十分清楚春琴一家是他世世代代的东家，自己的言行应该符合仆人这一伦理身份的道德准则。因此，他在礼节上严格恪守主仆之礼。“带路的时候，佐助总是将左手举到春琴肩膀一样高，手心朝上，以迎接春琴的右手。”3与此同时，首次见到春琴的佐助却认为“春琴闭着的双眼要比她的姐妹们睁开的双眼更加明亮、美丽，这张脸蛋本来就应该配上这一对闭上的眼睛”4。这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描写为其刺瞎双眼守护失明的春琴埋下了伏笔。面对春琴高超的琴艺，佐助对其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为了尽可能到达春琴的技艺，他躲在壁橱中练习弹琴长达半年之久。练琴被人发现后，他成为春琴的弟子。身为仆人与学徒的佐助，爱上自己的主人与师傅春琴，并与之生子，这种行为显然有悖于义理，违反了伦理禁忌，其伦理犯罪行为必然会受到相应的伦理惩罚。当佐助与春琴之间由主仆与师徒关系变为夫妻关系时，他们的乱伦行为受到了严厉的伦理处罚。对春琴来说，她遭到了暴徒的夜袭，脸部被开水烫伤，娇美的脸蛋惨遭毁容。对佐助来说，他用细针刺瞎了自己双眼。可以说，他们为彼此的乱伦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禁忌是维系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也是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有效保障。因此，伦理禁忌不仅是悲剧的基本主题，也是其他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在这里，既然佐助与春琴之间是主仆与师徒关系，那么他们就理应遵循师道，以理性意志控制好各种自由意志，以防因情欲的引诱而做出乱伦的行为。然而，他们在各自欲望的驱动下忘记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失去了对自由意志的控制，突破了主仆与师徒伦理的禁忌，做出了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他们的伦理惩罚实际上是在告诫人们如果违反伦理禁忌将引发严重的后果，揭示出伦理禁忌对维护秩序的重要性，体现了小说的教诲作用。

如果说佐助刺瞎双眼是一种伦理惩罚，那么他这种行为也体现了佐助对美的渴望与憧憬。无论是作为她的丈夫，还是作为她的徒弟，他都应该尽全力好好照顾春琴。然而，面对突遭毁容的春琴，佐助却用细针亲手刺瞎了他的双眼。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在自己心中保留他所爱之人的美貌形象。“师傅，我已经瞎了，一辈子看不清您的脸了。”“今天失去了外界的眼睛，却打开了内界的眼睛。啊！这才是师傅真正居住的世界。他感到自己这次终于能够与师傅住在同一个世界了。”5佐助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对美的礼赞，显然与传统的伦理观念不符合。然而，佐助的自残行为却有利于他将春琴的美永久地定格在自己的心中。这也正是谷崎唯美理念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在谷崎眼中美不是某种精神的言说，它仅是某种官能的享受，当承载官能感受的载体失去时，美就只能留存于想象之中。在这里，佐助对春琴之美的感受依靠眼睛获取，现在春琴娇美的容貌因遭到毁容而消失。那么，对佐助来说，保留美的最佳方式就是残酷地刺瞎自己的双眼，只有亲手毁掉眼睛这种感受美的生理感器官，春琴之美才能长存，才能永恒。因此，佐助刺瞎双眼虽违背了伦理道德，但却是保持美的最佳途径，也是对美的一种最高礼赞。谷崎就这样通过人物伦理关系将伦理与艺术有机地调和在一起，既可以以此表现文学的教诲功能，又可以借此传递自己的唯美主张。

結 语

综上所述，谷崎之所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其目的是要强调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性，以反对明治后期日本文坛盛行的“文以载道”思想。然而，就其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谷崎并没有真正脱离伦理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其笔下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伦理意识，呈现出享乐主义或者利己主义的道德倾向。这种伦理意识与谷崎所宣扬的唯美主义文学理念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其文学作品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在艺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寄寓了作者对艺术之美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主观上，他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但客观上却又在其文学创作中以伦理叙述的形式表情达意，塑造了许多同现实伦理密切联系的道德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表面上具有唯美的特质，实际上却具有浓郁的教诲的意味，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因此，谷崎文学以追求纯美为亮点，其艺术实践却依旧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艺术至上与伦理叙述构成了谷崎文学的艺术魅力。为了巧妙处理艺术理念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精心安排了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些人物伦理关系的建构，不仅形成了作品的伦理线，也构成了作品的伦理结。这种由伦理线与伦理结交织而成的小说结构使得谷崎文学中的美的承载形式发生了改变，其笔下的人物伦理关系有效书写了作者的唯美理念与伦理道德，随着这种言说形式的拓展，谷崎文学中美的内涵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厚。

（责任编辑：李亦婷 潇湘子）

Wandering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The Literary Ethics Interpretation about Tanizaki Junichiro 's Short Stories

Zhang Nengquan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aesthetic writer in Japan， Tanizaki Junichiro appears a distinct duality in his short stories， showing variou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free will ignore the various ethical taboos， strongly demonstrate its animal factors， pursue strong functional stimulation， express self-ignorant pleasure and abnormal sensual enjoyment， and show a strong decadent atmosphere and demon tendency .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racter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ational will drive restore its human factor， with good and evil as the standard constraints or guidance of free will， whatever they want to carry out in-depth reflection. In this way， Tanizaki tries his best to create the artistic image with the aesthetic idea， but he can not abandon the ethical principle in his creation practice.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often bear and show the moral heavy burden as the human in the extreme anguish and anxiety. When ethical identity changed and faced ethical choices of life and death， they often convey a sense of anguish and despair in a hysterical way and a heartbreak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fter emotional catharsis of the right to choose death or a way of survival. This kind of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addiction to the beauty into evil not only becomes a unique presentation of Tanizaki's artistic thought， but also imparts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his fully shows the literary proposition of Tanizakis “art for the arts” should return to the ethical art of the orbit. The characters are described as a life of a person， rather than being arbitrarily illustrated and broken people.

Keywords：Tanizaki Junichiro； Short Stories； Literary Ethic Criticism； Ethical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