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计划生育题材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学类型，这类小说细致再现了乡村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限制之间“留与流”、“生与禁”的持久博弈，构建了以病与疯为主要症候的创伤性人格景观。这类小说对于研究特定国家制度与政策之下的个体境遇与心理、乡村的精神文化与地方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莫言、李洱和郑小驴的小说为中心，分析当代计划生育小说形成的不同叙事向度或“讲述”方式。同时，针对计划生育小说的“压抑性叙事”和小众化处境，从计生事件的争议性和暴力美学的难度分析这类小说的写作困境和叙事限度。

关键词：计划生育；地方传统；创伤人格；叙事困境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164-10

作者简介：沈杏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7）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计划生育实施的历史实际上已有六十多年1。总体来看，作为国家现代化征途上的一项制度设计，计划生育在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么多年来民间和学界关于计划生育的争论和探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作为“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问题”2的小说艺术当然没有缺席对这一“宏大主题”的关注。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出现了不少以计划生育作为主题或作为关键情节、背景的小说3：伍开元《十月怀胎》（1989）、吕斌《计生办主任》（2007）、莫言《蛙》（2009）、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2011）、田世荣《蝶舞青山》（2012）、郑小驴《西洲曲》（2013）。

总体来看，相对于其他叙事类型，当代计划生育题材小说呈现出小众化的特点——在文本数量上并不算多，产生影响的小说更是少之又少，在叙事立场上，当代文学对计划生育的叙事显得遮遮掩掩和欲说还休，“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 90 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4。计划生育这一宏大主题被处理成点缀性和压抑性叙事，这本身构成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症候。那么，当代计划生育小说形成了哪些叙事向度，这类小说的美学困境、叙事限度何在？本文以莫言、李洱、郑小驴三位作家的小说文本为例，探析这些问题。

一、流与留：执拗的“生育意愿”和残酷的“猫鼠大战”

在《蛙》《石榴树上结樱桃》《西洲曲》这些计划生育小说中，几乎都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农民固守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孜孜不倦地超生和多生。这种执拗的生育意愿必然与成为共识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冲突，因而围绕着非法的超生问题在孕妇、家庭与基层计生工作组之间展开了生与禁、躲与搜、留与流的持久博弈与“猫鼠游戏”。那么，乡民的这种固执的生育意愿显示了民间怎样的地方性传统和生育文化心理，官与民的博弈中如何织进暴力、权力、生命等多重叙事因素，值得细加品味。

生育本是个体的一种基本权利，由于我国特定的人口国情而不得已对这项权利进行宏观管理和科学引导，因而计划生育取代自主生育而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对于这种非法的计划外生育，基层执法者通常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惩处，其场面不亚于“敌我之战”和“军事围剿”，在计划生育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

多支手电筒的光齐聚在地窖里北妹身上。我看到了瘫软在一堆红薯上的北妹，空气中除了呛人的怪味，还充溢着一股血腥的味道。红薯被鲜血染红了，在熹微中看上去有些发黑。抱她上来后，她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1（《西洲曲》）

姑姑直视着张拳那张狰狞的脸，一步步逼近。那三个女孩哭叫着扑上来，嘴里都是脏话，两个小的，每人抱住姑姑一条腿；那个大的，用脑袋碰撞姑姑的肚子。姑姑挣扎着，但那三个女孩像水蛭一样附在她的身上。姑姑感到膝盖一阵刺痛，知道是被那女孩咬了。肚子又被撞了一头，姑姑朝后跌倒，仰面朝天。小狮子抓住大女孩的脖子，把她甩到一边去，但那女孩随即扑到她身上，依然是用脑袋撞她的肚子……张拳加倍疯狂，冲上来要对小狮子下狠手，姑姑一跃而起，纵身上前，插在小獅子与张拳之间，姑姑的额头，替小狮子承受了一棍。2（《蛙》）

《西洲曲》中的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北妹为躲避计划生育工作组的追捕，躲在“我”家地窖，终因地窖阴暗缺氧和心理上的极度恐惧而流产。温婉善良的北妹与丈夫谭青已有两个女儿，一心想再要个儿子，把生儿子的赌注压在这一胎上。对于这样的生育“钉子户”，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罗副镇长和八叔等人当然不能容忍，多次抄家和搜捕不成，后因八叔怀恨告密，北妹在工作组深夜突袭中惨死，造成“一尸两命”的悲剧——在小说中，超生户北妹在地窖里的意外死亡是小说的叙事起点，谭青由此展开的复仇和诸多人物的悲剧都肇因于此。类似的场景在莫言的《蛙》中就更多了。莫言以姑姑的一生几乎全景式地展现了计划生育六十余年的历史过程。莫言并没有回避计生工作中的暴力和血腥，上述引文再现的是姑姑率计生工作队前去劝说“强汉”张拳并搜捕其超生妻子耿秀莲遭遇到“围剿”的场面。围绕着带走耿秀莲做流产手术，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心战与肉搏战，场面混乱而充满血腥之气，结果是孕妇耿秀莲跳河试图逃跑不幸溺死水中。

但耿秀莲的惨剧并没有引起姑姑的恻隐之心，相反，对于追捕超生孕妇，姑姑更为专注和坚定，为了达成目的，姑姑与其工作组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比如面对自己的侄媳妇王仁美，姑姑不徇私情，通过拔树、拉屋以及“株连式”的惩罚措施发动乡民声讨超生者。姑姑还将“我”单位负责计划生育的杨主任请来做“我”和王仁美的思想工作，最后王仁美被送上手术台并因大出血而死亡。接连的孕妇死亡并没有让姑姑停止或反思自己过于暴力的计生执法，她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后来她与王胆之间的“猫鼠大战”，注定了后者的落败和悲剧。

这些令人心悸，充满暴力意味的“猫鼠之战”曾经是乡土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征途上颇为常见的场面，对峙双方分别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民间个体的生育意愿。“80后”作家郑小驴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计划生育记忆：“一些人为了生二胎，躲避计划生育检查，选择了离家而逃。他们的房屋被砸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大洞，屋檐片瓦无存。干部们用野蛮的手法惩罚这些躲藏户：他们踹掉大门，敲开墙砖，揭掉瓦片，再搬走家里能搬得动的一切东西。这些凋敝的荒无人烟的房屋无不显出凄凉的景象，有的甚至长满了蒿草，而弃家逃离的人们却发誓不生个儿子，永不回家。”1确实，这些场景对于稍有农村记忆和农村经历的人并不陌生，农村人的传统观念和生儿子的朴素梦想是他们执拗的生育意愿的动因。从文化特性和伦理传统的角度看，与主流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不同，中国的乡土社会和边远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小传统”或“地方传统”，在乡土文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坚守“小传统”的乡土空间，比如，李锐笔下的伍人坪、李佩甫笔下的“姥姥的村庄”、范小青笔下的后窑，这些乡村或边地空间的村落文化、乡村权力、民间风俗礼仪组成的“小传统”渗透在乡村空间及其日常生活中，“小传统”对于塑造乡民的文化心理、交往伦理起着至为攸关的作用。

在“地方传统”中，乡土社会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无疑属于其重要内容。在官庄、王寨（《石榴树上结樱桃》）、高密东北乡（《蛙》）、石门和青花滩（《西洲曲》）中，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国法几乎是一种常识，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躲避着国法，变着法子超生。 在莫言、李洱、郑小驴的文本里，无论是雪娥、耿秀莲、王仁美、王胆、北妹、“我”母亲、孙典妻子等形成的“超生游击队”，还是繁花、八叔、蝌蚪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或公职人员，几乎都有共同的“生男”心结和“求久”心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官庄最为忠实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铁娘子”繁花，其内心与超生户并无二致，“唉，其实刚才说给铁锁的那些话，她自己也是不信的。她只是迫不得已，信口胡说。她其实也想再生个男孩。他娘的，要不是干这个村委主任，必须给别的娘们儿做表率，她还真想一撅屁股再生一个”2。可见，繁花用以开导超生户铁锁的“女孩好，长大了孝顺”一类话，她自己并不真信，只是一种劝说“套词”，实际上，繁花内心的“祈男”心理与超生户雪娥何等相似。

由此可以看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和基层执政者其实有着大致同构性的生育文化心理。“在农民心目中，绝户是最大的不幸。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贫困和艰辛而感到不幸，却会为绝户而痛心疾首。”3不愿绝户恰恰体现了“求久”的传统文化心理，而家族能否“久”，又取决于是否生男以及是否有男性承续家族的血脉与基业。正是基于对“绝户”的恐惧和香火的中断，张拳在超生妻子被姑姑捉住后，悲怆地嚎啕大哭，“我张拳，三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难道非绝了不可？”4受“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生育并非个体的一种自主权利，而是被赋予了利益动机、伦理期待甚至道德意味，比如“无儿无女或有女无儿都会被人骂作‘绝先祖祀、‘绝后。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才是传宗接代的纽带，女儿是别家的人，民间流传‘大麦不能当正粮，女儿不能养爹娘‘十八个仙女抵不上一个驼背儿子等俗语，实际上也确实是男性后裔承袭姓氏、承继祖业。没有儿子，即使官做得再大，钱赚得再多，在人面前也是抬不起头的”5。诚然，当下的中国农村，无论是物质水平经济条件，还是精神视野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作为一种“小传统”的生育文化心理，至今还执拗地保留着一些传统色彩6。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李洱和郑小驴笔下共同呈现的乡村这种执拗的“生育意愿”是透视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乡土社会精神结构的重要视角。

二、创伤人格景观与制度性困境

在计划生育小说文本中，“病人”总是会不断进入我们的视线，大量生理与精神上的“病人”构成了一个创伤性的人学系谱。计生叙事中的“病人”，不仅真实呈现了六十余年计划生育实践中个体的生命形态和精神创伤，同时也通过人的这种尴尬命运再现了制度性的困境。

以莫言、李洱、郑小驴的小说文本为例，从“生病”的形态或诱因来看，这些文本几乎提供了一部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乡村计生实践中的疾病史：因流产失去儿子患了抑郁症的母亲、雨夜在石门呼号的瘋子孙典（《西洲曲》），因计生事件扼杀了太多生命、晚年患上了迫害幻想症和神经衰弱症的姑姑，被大火毁容继而代孕失子后导致抑郁和狂躁症的陈眉，丧妻失子后陷入精神分裂的陈鼻（《蛙》）。除了这些显见的“病”与“疯”1，还有不少精神上崩溃或绝望的人，他们以自杀或杀人的方式寻求着自我的解脱，比如未婚先孕的左兰，被沈夏欺骗感情，继而被大方强暴，腹中婴儿被踢死；比如丧妻失子的谭青在绝望中走上了复仇之路；比如被强行流产后自杀的北妹和石门的其他自杀者。

美国学者西格里斯特在《疾病的文化史》中认为小说中的“疾病”，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或是“描绘一种给定的情境”2，确实，作为一种具有丰富能指的意象，“在文学介体和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意义丰富得多”3。在计划生育小说文本中，“病”与“疯”不仅仅“推动故事发展”，构成一种特定的“情境”。更重要的是“疾病”成为小说人物的外在表情和人格内伤，这些“疾病的人”构成了一种人格类型和社会现象，具有较为深广的阐释空间。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超生户与计生干部之间的博弈中，陈鼻、北妹、谭青这些超生户难敌计生权力的碾压，最终败下阵来，从而造成精神的崩溃甚至死亡。但小说中作为计划生育的掌权者或执行者，在计生“战役”中并没有成为“赢家”，他们有的疾病缠身——比如晚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姑姑，有的落得悲剧下场——比如罗副镇长遭到谭青的复仇，自己的独子罗圭被杀死，老境颓唐，与又聋又哑的养子相依为命；八叔在一场血腥的屠戮中侥幸逃脱，未死但死亡边缘的恐惧感和暴力记忆会成为他残年的梦魇。可见，围绕计生事件的这种博弈，没有胜者和赢家，纠结的纷争之后博弈双方都是伤痕累累或落入悲剧。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小说塑造的“政治人”现象值得关注。在《蛙》《西洲曲》《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些文本中，姑姑、八叔、罗副镇长、繁花有着某种较为一致的精神结构：作为乡村基层干部，他们手握权力，政治嗅觉敏锐，忠实执行上级指示，他们的价值理性中政治理性居于首位，他们在人格和认知上似乎是只有政治维度的“单向度”的人。心理学上将这类将“个人动机导向公共利益目标的人”称为“政治人”，这种人格特征和行为动机是如何形成的，拉斯韦尔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当个人的某种本能和欲望得不到满足时，这种冲动便会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发泄。政治人格的形成，就是因为他将这种在某些方面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倾泻在“政治活动”方面，从而完成了转移和升华4。对于姑姑来说，她的笃定的政治立场和狂热的政治热情，除了来源于她的“革命烈士”后代的家世荣耀和根正苗红的自我定位，还与她的情感受挫有关——与“叛逃”台湾的飞行员王小倜的交往成为她的“政治污迹”，更给她造成了深重的情感创伤。姑姑对工作的“着魔”，在年长的妇女眼里，是因为姑姑没有结婚和生育，对女性怀着一种本能的嫉妒，从而视超生妇女为“眼中钉”，这未尝不是对姑姑“政治人”内在隐秘意识的一种解释。同样，“政治人”八叔具有与繁花类似的这种心理结构：《西洲曲》中的八叔对抓捕孕妇北妹之所以如此“用心”，是因为他试图以向工作组告密北妹藏匿之地作为要挟，逼迫罗家同意把貌美的左兰嫁给他的瘸腿儿子大方，八叔为儿子娶媳妇的欲望未能实现，这种失落转化为他的告密和“公事公办”的搜捕。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作为村主任的繁花，从内心来说并不反对超生，她内心一直希望给女儿再生一个弟弟，她之所以对计划生育工作如此投入，除了有牛乡长这样的顶头上司对她工作不力的批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繁花由于工作不力被撤了支书一职，她是在“戴罪工作”，因而，计划生育成为繁花重回权力巅峰、将功赎罪的一个抓手。也就是说，繁花对计生工作的狂热是为了实现自我权力的回归，恢复自己失去的政治身份。

面对这些群体性的创伤人格，我们如果完全怪罪于计生制度，那是不公平也是不科学的。尽管这样一个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下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国家顶层设计对于社会进程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合法化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减少甚至去除暴力成分，可否多一些对生命的温情体恤和人道主义的关怀？《西洲曲》中丧妻失子的谭青在对八叔实施报复时发出了这样的声讨：

我还不清楚你们这些人，满足了你们的私欲，什么事能睁只眼闭只眼，枫树不是有钱人连生五个也没人去管么？我穷，没这么钱去堵你们的嘴，所以就全他妈个个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了。像我这样的悲剧难道不是你们这些心怀鬼胎的人造成的吗？别什么都往政策上推，你以为按照规定办事你们就无需为此承担了吗？你们就不用遭到良心的谴责了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让快要临产的女人去引产不就是往鬼门关送吗，你们这样做会不会遭天打雷劈啊？你凭良心想一想吧！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1

谭青希望村里的权力人物八叔对其妻超生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来避免这起悲剧的发生，固然是超生家庭与超生个体对计划生育落实过程的简单想象与一厢情愿的期待。但值得注意的是，谭青愤激声讨中的“计生腐败”与“过度暴力化”都触及到了基层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硬伤”。比如计生腐败现象，金钱和权力可以使部分超生户获得“通行证”，无论是《西洲曲》里“有很多女人”想生就生的罗副镇长，还是《蛙》里带着小三去生育的富人非法生育现象，以及《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为雪娥怀孕大开绿灯的幕后权力因素——可见，恃权超生、行贿准生等生育上的不公平现象确实是一种社会现实。再如医学中的隐性暴力问题，《蛙》中的姑姑对三个孕妇的穷追不舍的搜捕，以及对王仁美的堕胎手术，《西洲曲》中的计生组对多个孕妇的强行堕胎，从表面来看都是正常的执法实践，但这些疯狂的围堵以及对中期以上妊娠女性的强制堕胎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职务暴力和医学暴力。在这里，医学不是以治病救人作为其使命，而是以暴力化的手段惩罚非法的个体为其目的。尽管医学和医生在这些事件中是以“正义”或“合法”的面貌执行某种使命，但实质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說，在这些文本中，“小说家们以他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在这神圣的殿堂和权利后面隐含着一系列可以被称作错误、荒谬、甚至是侵犯人权的东西”2。这种“合法化”的暴力昭示的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权力的限度和边界问题。

在《西洲曲》中，郑小驴并没有将计生中的暴力和伤害简单归结于制度与体制，而是意在问责具体的个人和施暴者。他说：“在我关注的社会事件中，很多悲剧的诞生都是因为僵化的体制造成的。施暴者们并不感到负疚和自责，因为‘体制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挡箭牌。”“这些人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披着合法的代表国家意志的外衣，有恃无恐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们法律或道德上的约束与惩戒。”3郑小驴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基层计划生育的暴力特征以及暴力泛滥的原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涉及到计划生育执行的底线问题，执法的限度问题，法度与人道的问题。历史地看，计划生育从实施之初，国家在流产、强制堕胎等上面就比较谨慎，甚至是反对这些强制措施。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在一次关于计生工作的谈话中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1在后来计划生育实施的过程中，为了控制人口和落实政策，地方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条例”或“办法”，“1980年中国全面推行‘一胎化之后，个别地方不但对堕胎没有限制，而且还鼓励或纵容计生部门对计划外怀孕的孕妇采取‘补救措施（实际上就是强制堕胎）。”2新世纪以来，不少地方（比如重庆、甘肃等地）出台了相应法规，纠正这一做法，明确限制任意“终止中期以上妊娠”的行为。

由此可见，国家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是不主张这种暴力化和非人性的计生实践的。但地方和基层在计生执法实践中，由于执法过度甚至暴力执法，而制造出了很多悲剧。这些悲剧在莫言、李洱和郑小驴笔下几乎是一种计生常态：他们为了完成上级任务，面对超生事件如遇大敌，本着“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掉一个”3，不惜诉诸暴力和强制手段，轻辄拆屋、分财（《蛙》），或是心理恐吓（《石榴树上结樱桃》），重辄强行手术，强制堕胎（《西洲曲》《蛙》）。对于这些只知道“忠实”地实践国家计划生育，毫无同情心和人道情怀的基层执法者，莫言要让他们知罪、认罪和忏悔；李洱则在戏谑和冷静的笔触中让她成为权力的弃儿——比如繁花在搜捕雪娥的征途上，倾心倾力，不经意间自己成为权力场上的落败者；郑小驴则用文学的“法律”和“秩序”去声讨这些有罪人们的野蛮行径：以复仇的方式，让受害者完成对施害者的报复和惩罚，为死者伸张某种“正义”。当然，问题是这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式能否从源头上完成对计生暴力的遏制和对制度硬伤的修复？复仇叙事虽在情感层面完成了对“恶人”的惩罚和对计生“不义”行为的控诉，但在社会和法理层面，是否带来了新一轮的暴力和悲剧？

三、救赎·复仇·留白：“计生事件”的不同讲述方式

如何讲述计划生育的故事，如何演绎六十余年来的民族生育制度史的变迁，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非易事。从什么角度切入“计生”事件，以何种立场对此进行文学化的修辞，不仅影响到这种文学空间的美学呈现和思想价值，甚至关乎到这种文学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综观莫言、李洱和郑小驴的计划生育叙事，他们都回避了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臧否，将计划生育作为主导情节或核心内容，表达罪性与忏悔、伤害与复仇、欲望与权力等多重主题，形成了各具个性的文学叙事。

对于莫言来说，他对计划生育的关注始于《爆炸》。这部中篇小说写于1985年，小说的主要内容围绕“我”劝偷偷怀孕的妻子去公社卫生院流产，“我”和妻子已有一个女儿，“我”在北京当电影导演，作为“国家干部”的“我”带头响应国家号召，领了独生子女证，在获知妻子怀孕后，回乡动员妻子做流产手术。“我”的主张遭到妻子的反对，“盼孙心切”的父亲因我的坚决而报以响亮的耳光。小说最后以妻子怀着新生命的恋恋不舍走向手术台结尾。在《爆炸》中，生育问题还仅仅是一个“家庭事件”，围绕着生与不生，在妻子、父亲与“我”之间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不乏冲突，但总体上还算温和，最终“超生”事件经过家庭内部的沟通自行解决。“超生”并未溢出家庭之外衍化为“社会事件”，基层执法权力和国家机器并未介入，个体的创伤、罪性、救赎等主题尚未出场——这些内容到了二十余年之后的《蛙》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

《蛙》是对计划生育的一次全景式扫描，计划生育超越了《爆炸》时的“个体事件”和“家庭事件”而成为“社会事件”，成为官方与民间、群体与个体之间利益与情感博弈的交汇点，同时，计划生育也成为诸多生命悲剧、情感痛楚和伦理困境的直接诱因。莫言曾说，计划生育通过强制手段控制人口和限制生育自由具有某种悲剧性，但对于他来说，评价这一政策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写人”和“看到人的灵魂里面的痛苦和矛盾”是他的目的，同时，“作为写小说的人，我深深地知道，应该把人物放置在矛盾冲突的惊涛骇浪里面，把人物放置在最能够让他灵魂深处发生激烈冲突的外部環境里边。也就是说要设置一种‘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然后来考验人的灵魂。”1可以说，莫言将“计划生育”视作一种“极致”的环境，在这个极致环境中，围绕“流”与“生”，让权力与情感、伦理与法律、民间与官方、群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等多重范畴进行并置与碰撞，呈现人的痛苦与人性畸变，小说中的每个人几乎都被卷入到了计划生育的风潮之中，众多的“病”与“疯”的意象昭示的是人的创伤。这种创伤主体从表面看似乎有受害者和施害者之分，但二者的界限有时并不分明——比如姑姑，她是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的领导者和执行者，也是诸多家庭悲剧的制造者：由于她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狂热和执着，而直接扼杀了三个孕妇和两千八百多个婴儿，正是姑姑的“坚定”和“合法性”的行动造就了不少家庭的痛苦和人格的撕裂。另一方面，执法者的姑姑面对计划生育中的暴力执法和妇婴死亡，人性发生巨大撕裂，姑姑陷入了人格的分裂和罪性缠绕的痛苦之中。再如小说中的蝌蚪，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动员妻子做流产手术，妻子在手术中意外死亡，可见蝌蚪是一个受害者。晚年的蝌蚪，在小狮子无法生育的情况下，明知道陈眉的代孕是非法的，但他还是试图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完成对从前行为的救赎，“但事实上这样的方式并不能解除他的罪，也并不能减轻他过去所犯的罪责，反而甚至是在以赎罪的形式制造出一场新的罪恶”2。可以说，莫言设置了计划生育这样一个精巧的“人类灵魂的实验室”，以此完成了一个民族人性的畸变和罪性的形成，并由此展开救赎与忏悔的叙事之旅。

《西洲曲》是年轻的湖南作家郑小驴的长篇处女作。近几年郑小驴的写作风生水起，评论界亦是好评如潮。这与他的“80后”同代作家承受着更多的批评和质疑似形成鲜明对比，“相对而言，‘80后小说的社会性薄弱，表现为：很多‘80后小说属于‘经验写作，表现生活本身而不指向其他意义，在思想内涵上不具有深度，对于生活缺乏价值判断，过分张扬个性和自由，社会责任意识匮乏”3。诚然，对于“80后”作家来说，书写青春疼痛与校园生活，沉醉于个体悲欢是他们共同的写作经验，他们的作品充满感伤、情爱、都市、物欲、冷酷这些范畴，但也留下了历史感缺失、感性与细节有余但理性不足等代际性局限。出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似乎是“80后”作家群中的另类，他的作品中的鬼魅叙事和阴郁美学，他对大历史的浓烈兴趣和执着书写，使他的写作与同代人早早地分道扬镳。对于他的同代作家的写作，郑小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距离，“80后很多快要奔三的人现在的写作风格依旧是校园为背景的小忧伤，这令我诧异”4。《西洲曲》是郑小驴有了近十年的写作经历后的一次长篇“试锋”，尽管小说在情感表达的强度和人物刻画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小说在计划生育叙事向度上的开掘和人的生存困境/人性复杂性的书写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如果说莫言的《蛙》提供了由计划生育形成的人的罪性、忏悔和救赎这一叙事向度，那么郑小驴的《西洲曲》则重在书写计划生育铁律之下人性的创伤和由此展开的复仇。郑小驴在这部作品中采用“正面强攻”的方式介入计划生育这个“庞然大物”。小说以性格孤僻的少年罗成的视角展开叙述：藏在地窖里躲避工作组追捕的孕妇北妹，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因在地窖里时间过长，最终缺氧导致流产，北妹因失去孩子跳河自杀。丧妻失子之痛让谭青走上了报仇之路，先是将矛头对准了分管计生工作的罗副镇长，在湖边杀死了其独子罗圭，继而险些以残忍的方式整死村里负责计划生育的八叔。《西洲曲》呈现了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造成的死亡、暴力和家庭的破碎，以及由此带给人的精神创伤，而这种未被治愈的精神创伤又形成了人性的失范，带来新一轮的复仇和暴力。小说中的谭青和北妹是农村社会典型的“过日子”的好人，谭青是石门和青花滩“口碑极佳的油漆匠”，北妹是一个“给人温暖和安全”的温顺女子，妻子和腹中胎儿的死亡直接摧毁了谭青的生存意志，他的疯狂的报复除了带来复仇的快意，并未让他成为赢家，反而带来更多的灾难和更深的渊薮。《西洲曲》在故事层面是生动而精致的，小说呈现了计划生育在乡村社会的强力推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冲突和社会悲剧，同时，作家把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放进“复仇”叙事的框架之中，使小说具有了趣味性和故事性；在文化反思层面，小说呈现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变异和精神的失范。

《石榴树上结樱桃》从写作系谱来说，无疑属于乡土小说，但李洱的这次乡土巡礼明显意在建构一种崭新的“乡土美学”。作家自觉让自己的“官庄”区别于右派、知青笔下“那种由土地、植物，由简单的家族伦理，由基本的权力构成的乡村”1，在拆解掉乡村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对峙的一般写作路数后，现代文明和传统因素别扭而又真实地并置在官庄的大地上：猪圈与手机、卖凉皮与当村官、合纵连横式的传统外交手腕和现代乡村选举、执拗的乡民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密不透风的推行，这些繁复的意象交织成了独特的官庄政治生态和世俗景观。《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部关于乡村权力的小说，围绕乡村选举小说将官庄的日常生活和诸多政治性事件织进官庄的时空中。在这些诸多事件中，计划生育无疑是一个核心事件——“计划生育是村里的头等大事”2，小说开篇不久的这句话便奠定了计划生育作为这部小说的叙事重心和主导情节。在官庄权力的明争暗斗中，在繁花与庆茂、庆书、小红、祥生形成的权力纷争中，计划生育既是权力中心人物繁花的一块“心病”和孜孜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敌庆书、小红等人牵制她的软肋。这部小说并没有采取莫言和郑小驴对计划生育的正面进攻，而是将计划生育作为官庄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权力叙事的一个关键性部分。在小说中，繁花念兹在兹的是搜捕超生外逃的雪娥，同时精心布置和准备竞选事宜。超生的雪娥看似是孕检时的疏忽所致，实际上是更为隐形的权力因素在起作用。醉心于各种“亲民”表演行为的繁花最终也未能将雪娥捉拿归案，而自己也在权力的纷争中败下阵来。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故事内部隐藏了诸多隐而未彰的叙事可能性，这些草蛇灰线让小说具有了“留白”色彩。比如繁花暗地里对庆书、尚义等人经济的追查和贪腐证据的搜集，超生在逃的雪娥尚未“归案”，纸厂的安全生产问题，妹妹繁荣对官庄的染指预示的新的权力版图，等等，这些没有展开的情节和叙事向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充满内在张力与暗流洶涌的文本，这些没有展开的“事件”很可能引爆官庄新一轮的权力纷争和基层政治内讧。正如南帆所说：“然而，喜剧所引起的笑声是否可能掩埋事实内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激烈的冲突、无告的泪水乃至暴力和血腥？”3可以说，在李洱的乡村美学建构中，计划生育被作为一个重要事件加以叙述，但计划生育不构成李洱的叙事指归，以计划生育、乡村选举这些事件聚合而成的乡村官场生态及其背后的权力渴望与纷争才是小说着重要呈现的内容。由于这部小说意在以一种崭新的美学形态和叙事方式呈现全球化浪潮下传统乡村的解体，因此，亦庄亦谐的乡村日常生活，口心不一的人格假面，基层官员的权力寻租，醉心于权力攫取的政治博弈构成了颇有特色的“官庄生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洱笔下，我们看不到乡村的传统伦理、道德、礼俗，计划生育只是权力叙事的一个关键性内容，而没有传统因素的支撑，因而，李洱笔下的计划生育只有躲与追这些“行动”和“画面”，而没有病与疯、罪与悔这些情感或伦理向度。

四、计划生育叙事的难度与困境

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计划生育题材的小说呈现出小众化的写作趋势，且精品不多？计划生育叙事的难度究竟在哪儿？

我想，其中原因首先应该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动性和争议性给文学叙事带来的价值判断上的困惑和无所适从。小说叙事虽然是一种虚构的艺术，但在其中必然隐含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倾向。近年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呈现出重大调整的态势。但一直以来，民间和学界对于计划生育的争鸣没有停止过。面对计划生育的争议性和不断调整，言说和叙述计划生育成了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甚至还有误入“雷区”的风险——这大概是作家写作计划生育题材小说时面临的制度/政策困境。面对这种充满“难度”的写作，作家如何展开计划生育的叙事和价值评说？在本文所列举的这些文本中，有的从正面塑造和歌颂农村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基层干部形象（《计生办主任》《蝶舞青山》），有的从民族生育文化心理的角度描写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阻滞因素（《十月怀胎》）——这些小说基本不涉及计划生育带来的生命伤害、人性畸变和如何赎罪等命题，因而，其叙事难度和强度并不大。恰恰因为这些小说中歌颂农村新人/政治能人，或是展现计划生育如何在基层强势旗开得胜的这类显见主题，使这类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大大减弱。而在莫言的《蛙》、郑小驴的《西洲曲》中，小说的重心落在了计划生育制度之下人的选择与困境、罪孽与救赎、复仇与伤害等主题上，同时，作家巧妙地回避了对计生制度本身是非的评议，甚至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表明与国家意志的一致性：“我从不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当国家权力被集中到一个或一部分人身上时，当这部分人的个人意志超越了国家意志时，老百姓便会落于一场折腾不息的灾难。”1

暴力敘事和暴力美学也是计划生育叙事中较难驾驭的命题。在现实的计生实践中，农村基层干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部分超生户由于固执的超生意愿，以不合作的姿态与执法者形成紧张关系。执法者为了推进计生工作有时会诉诸暴力化的手段。那么，具体到小说创作中，回避计生中的暴力固然不可取，如果真切书写暴力又会面临着这种认知困境：一方面，计划生育作为民族国家的一项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执法者秉公执法过程中的某些非常规手段和暴力倾向，似乎天然具有某种“合法性”；另一方面，这种看似合法化的暴力是作家的良知和正义所不能容忍的，这些暴力行为构成了对个体和弱者的伤害，显示出不义的一面。那么，作家如果站在人道主义和民间立场上对计划生育的残酷性和暴力性大加挞伐，显然不够理性和科学，如果站在国家意志和基层执法者角度责难和批评超生的“刁民”，也是非常片面而偏激的审美立场。陈思和在研究中国六十年来的土改题材小说时，曾指出当代文学史上土改题材缺乏杰作，对于其中原因，他指出：“我认为作家在这个题材上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创作中如何来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因为在公开的土改文件上始终是强调非暴力的，制止群众中乱打乱杀的行径；但是在土改的过程中，如要完全回避则不可能……根据文件精神来写作的作家们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既无法避免土改中的暴力现象，但也无法像战争题材那样公然描写暴力美学，他们厌恶暴力，但又无法彻底给以揭露和批判，首鼠两端，形成了写作上的巨大困境。”2由此观之，当代作家在计划生育上的写作困顿和犹豫，与土改题材上的这种困境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共同点都是作家困惑于如何驾驭暴力书写，以怎样的美学立场和价值判断叙述暴力。

《石榴树上结樱桃》如同一个交织着诙谐与严肃的乡村轻喜剧，计划生育作为一个“事件”屡屡被叙述，但小说完全不涉及计生执法中的暴力行为，李洱回避了对计生暴力的直接书写。《蛙》和《西洲曲》中有不少计生暴力的场面。我们来细看一下小说如何处理这些“暴力叙事”。《蛙》中集中描写计生中的“暴力场景”有三次，分别是围追耿秀莲、逼迫王仁美就范并实施手术、大河上追捕王胆。姑姑作为这三次计生实践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她的疯狂追捕造成了三起死亡事件。那么，如果纯粹客观地呈现姑姑的这种冷酷与暴力，难免会使人产生对计划生育制度合法性的怀疑——暴力的极度渲染只会消解计生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重要意义，增加读者心理上的排拒感。因而，莫言在这些暴力书写中，特别写到了姑姑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施救，比如王仁美在手术台上大出血，姑姑抽了自己600cc鲜血进行施救。比如王胆大河上快临产时，姑姑停止了追捕，帮助其生下胎儿——这些温情和人性之举并非可有可无。这些细节，一方面有效缓解了姑姑疯狂围捕孕妇的暴力行径带给读者的厌恶和憎恨，计生实践的暴力化和残酷性被大大弱化和淡化；另一方面，这些细节写出了姑姑人性的丰富，为姑姑后面人性的觉醒和自我救赎奠定了可能性。同样，在《西洲曲》中，我们几乎很少见到对基层执法者暴力场景的渲染性书写。即使是在北妹流产和死亡这一核心事件中，罗副镇长、八叔一行的执法看上去更像计生工作的常规突袭，似乎也无过度暴力之嫌。这里，在书写计生暴力时，郑小驴有着和莫言类似的“节制叙事”，尽量避免对暴力场景的渲染性铺陈。暴力的这种节制叙事，可以视为作家的写作策略，但并不意味着作家与计生暴力的“和解”。《西洲曲》整部文本弥漫着浓郁的悲剧和凄婉的氛围，大量的病人与疯人的凄厉声音、婴儿山的密集坟茔、投河自杀的北妹和山西女子，无不指陈着弥漫在石门上空的这种暴力性。对于这种悲剧，郑小驴的情感是疼痛而愤激的，对于“把伤害视为一种残忍的乐趣”1的罗副镇长和告密者八叔这些计生执法者，作家显然“耿耿于怀”于他们的暴力和无情。因而，小说精心设置了谭青为妻儿报仇的叙事框架：设计杀死罗副镇长独生子罗圭，同时，以种种酷刑意欲处死告密者八叔——这些暴力场景得到了相当细致的描写。

需要注意的是，暴力叙事在郑小驴的笔下呈现出一种显见的“辩证法”，计生暴力处于一种压抑性叙事中，而计生暴力引发的暴力复仇行为得到了强化。谭青由于受害者的身份使他的复仇行为具有了某种“正义性”，谭青步步为营的复仇之路，带给复仇主体逞凶的快感和虐杀的快意时，更带给我们震撼和思考：好人谭青何以变得如此血腥？谭青试图用复仇方式完成对自我创伤的修复，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能否救赎个体抑或加重了个体的创伤？计划生育叙事中的暴力美学的限度在哪儿？在这部长篇处女作中，年轻的郑小驴显然还没有完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但《西洲曲》见证了一个“80后”作家对社会命题的“愤世嫉俗”和“忧心忡忡”2，也开启了年轻一代对历史记忆的严肃清理，而这种“见证”和“清理”可能才是一个开始。

（责任编辑： 李亦婷）

Narrative Dimension and Writing Difficulty of Family Planning

Shen Xingpei

Abstract： The novel about Family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literary typ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se novels show in detail enduring tension on “retention and abortion”， “life and prohibition” between country birth desire and district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form traumatic personality landscape characterized by the symptoms of illness and madness. These novel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esearch about the individual situation and psychology under some special national systems and policies， and the rural spiritual culture and local tradition. The article takes Mo Yan， Li Er and Zheng Xiaolv as the center， and analyses the diverse narrative directions or “telling” modes.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literary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depressed narration” and minorit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writing predicaments and narrative limits from the controversy in the event of birth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violence aesthetics.

Keywords： Family Planning；Local Tradition；Traumatic Personality；Narrative Predic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