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代浙江鸦片流播与社会控制论议*

赵 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代浙江社会鸦片流毒严重。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售卖鸦片，红丸、吗啡等新型毒品和鸦片一起流行浙江全省，导致遍地烟馆和烟民。清末民初，地方官员严防海口鸦片走私入境，铲除烟苗。20世纪30年代禁烟特派委员督禁该省单行法规等法令的执行，重治鸦片吸食。民间拒毒组织和地方乡绅宣传毒品危害，创办戒烟机构，为烟民重生技能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探究百年鸦片问题的历史，有助于了解近代浙江社会的重大变迁。

近代浙江；鸦片流播；社会控制

近代中国鸦片问题由来已久。浙江也曾饱受鸦片毒害，但学界对鸦片流播与控制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鸦片流播特点和社会各阶层禁毒行动的研究，有助于对近代浙江社会生态复杂状况的了解。

一、鸦片流播及特点

(一)罂粟种植与鸦片走私

清道光统治时期，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已日渐凸显。1819年，鸦片的高额利润已经吸引宁海人通过“已有230余亩罂粟”[1]34，就地取材，熬制烟膏。绍兴山区特产的嫩竹细枝本是各类纸张等特产的原料，但种植罂粟后，当地“纸张生产大减”[2]184。

台州的“台浆”当时最为出名。“地广而土性碱，不宜五谷，惟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2]184《益闻录》曾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2]161-162罂粟种植还与“从前地方官因台民抗粮者多，种罂粟者完粮较易，遂之不禁”[3]39有关。毗邻台州的温州罂粟种植现象也很突出。“温州五属县所产鸦片以瑞安为最，永嘉、平阳、乐清次之，泰顺又次之。通计每年出浆，约值银十余万元。”[2]162五县所产鸦片除供本地吸食外，还销往福建。光绪中后期，销往福建的鸦片“在跨地区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162。许多茶农改种罂粟，致使温州及邻近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经济作物的生态规律都随之改变。1900年前后，浙江全省罂粟种植面积为473,700亩[2]184。

宣统元年(1909)六月十四日的《西安县察复查明西邑鸦片种、吸、售三项情形开摺呈核文》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县城之聚成、合成、合兴、干丰、厚裕、震大、泰来、中和、震美等九家烟土店。本年运销之洋土、及川土、云土、场土、浆土，全年约销48034斤。”[4]220宣统元年(1909)正月至六月间，上述九家烟店运销烟土达33,888斤。

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等地则是鸦片走私入境的重要通道。1757年，宁波入境货物中发现的鸦片“绝大部分来自停泊在广州洋面上的英国船”[3]43。1831到1840年间，“宁波城内鸦片馆极其奢华，馆内伺客人者多十余岁女子，衣服首饰色色都佳”[1]34。1845年，定海输入的鸦片约3650—4400箱，几乎占全国鸦片输入量的1/10。道光二十六年(1847)十一月，浙江巡抚的调查显示，浙西衢县与闽、皖、赣等交界，“烟毒转运、销售极为频繁”[4]221。从1897年到1900年，杭州关进口的外国货物中，鸦片年进口量已占30%左右。

(二)遍地的烟馆烟民

鸦片流播的另一个表象就是烟馆和烟民。19世纪末期，已经有人反思鸦片毒害。“仆奔走四方，每当酒后茶余，鸦片一道，素所性好。始则详间、解闷，偶一为之，继而渐渐入其彀中，以致俾昼作夜，精神不顿。频年来，大受其累，有刻不能离之势。”[1]2161897年，宁波已有不少烟馆，有的还大做广告。王礼记称：“力道香味比众不同……如有浆膏次土掺和，霹雳不烧。”白玉楼“专办大小洋药，而其味香透众，比众不同”。茂昌栈“专门佳制烟膏，气味甚香，力性甚足”[1]215。

温州的烟馆出现在光绪二十年(1894)，大致分三种。称为“大土行”的自运烟土批售，以英国产“大土”为主，广仁昌、泉春、坤记、苏吉昌、慎顺、慎源等店规模较大。“大土馆”既经营本地烟馆分拆业务，还供应士绅、殷商富户吸食鸦片。俗称“鸦烟馆”的“煎烟馆”，为僧道尼姑、惯偷、破落户子弟等穷烟客提供鸦片。烟馆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畸形的吸食毒品的需求，也沦为毒害的渊薮。“烟客们过足了瘾的谈古论今，唾沫飞扬；未过瘾的则呵欠不断，涕泪交流，奇形怪状，不一而足。门客、讼棍、衙役、流氓等社会渣滓常在这里碰头、接线，包揽诉讼、典妻卖子、偷窃盗卖、谋财害命。”[5]213经营鸦片产生的巨额利润使温州烟土走向“松阳各烟馆”[6]，使毒害得以扩散。

1909年，衢县“城内有男子12,000人，其中有十成之二吸烟，为2,460人；女7,600余人，吸烟者百成之五，为400余人。城内三百家鸦片烟馆遍及各街巷。乡下稍大的集镇均有烟土店，如上方镇有段昆山、赵鼎记、金光和三家。凡染此恶习者，皆面黄肌瘦，失时废事，有倾家荡产流转盗者；有害及所生子女，身软色晦而柔弱夭折者”[4]221。烟馆遍地和烟民日众成为清末浙江社会的一大特色。

(三)鸦片与新型毒品的流播

清末民国政权更迭，禁政虽非朝令夕改，但效果却差强人意。红丸、吗啡等新型毒品与鸦片一起流行全省。据统计，民国初年浙江产烟县份竟有65个，占全省县份约90%，烟田达429,000余亩。1925年，衢县查获一例吗啡案。被抓获的吸烟犯被以罚款，并送禁烟院限期戒绝。禁烟院通过服用戒烟丸来帮助吸食者戒烟，但这些戒烟丸每粒也含有吗啡0.004克。这种“以毒戒毒”的方法，却使得“含吗啡的红丸又流毒全县”[4]221。

1929到1930年间，“台属临海、宁海、仙居、温岭，温属永嘉、平阳、瑞安、玉环等县督铲烟苗，动至万亩，少亦在千亩以上。今惟永嘉、临海、宁海、平阳、瑞安、乐清、仙居、缙云、玉环、淳安、温岭等县仍不免时有发现，因穷岩绝壑，迄未能根绝。制造红丸机关多在邻接皖、赣边境，而兰溪、金华、义乌、浦江、松阳、龙游、桐庐、建德、衢县、开化、常山、临海、温岭、黄岩、青田、乐清等县向为制造运贩红丸，及其质料。流毒最盛之区尤以杭州的江干与兰溪等地为总汇之处，沿海则永嘉及临海，温岭金清港，玉环坎门，均系毒品输入要扣，以其邻县为尾闾。……吸食及贩售鸦片流毒最深的向为杭州、海宁、嘉兴、嘉善、平湖、吴兴、德清、桐乡、崇德、宁波、镇海、定海、临海、宁海、永嘉、瑞安、平阳、青田、龙泉等，施打吗啡的有龙泉、淳安、遂安、开化等边疆县份。”[7]218-219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向浙江派出禁烟特派委员(以下简称“特派员”)督办禁烟，而调查鸦片流播状况则是其首要工作。1932年7月到1934年12月间，吴望伋在嘉兴八县查获鸦片5,000两，烟具12,518件，烟犯6,458人，其中5,961人为烟民[8]12-14。海盐县长金瑞林对前任调查之397人烟民册“重行调查并办理烟民登记，发现有烟民1,011名”[8]141。丽水、松阳、宣平、永康的豪劣奸商贩卖红丸，其他零卖之人也有很多，二者“占全县总人口1‰至20‰不等”[9]17。青田的鸦片红丸经“水路由船户或土贩向永嘉购运，陆路由瑞安、泰顺交界处经营小贩者夹别种货物内运入零卖”[9]58。1932年底到1933年底，王惟英调查永嘉、平阳、瑞安、温岭、乐清、玉环六县有烟民10,396人，烟案965件，烟犯1,719人，烟具2,457件[10]114-127。其中，温岭“中等以下经济地位之烟民几无不吸用红丸以代鸦片……始则销售外来之货，近且偷运原料及制造机器入境而制造”[10]101。1933年8月到1934年3月间，陈凌云调查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象山、南田等七县有烟民6,552人，吸食鸦片5,428人，红丸1,124人[11]237。

二、社会控制及措施

(一)清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的措施

乌尔恭额任浙江巡抚时期制订了严防海口的措施。其一，定期巡查和重赏重罚，保持打击罂粟种植的日常高压态势。其二，立体防御系统，遏制海口走私。所有到达海口的船只均接受检查，严管外海洋面、沿海关隘、滨海口岸、海僻沙涂。其三，遏止外海鸦片交易。“小船傍拢大船私载烟土者，立拿解究，以杜偷运。”[3]35其四，严查入关缴税船只夹带鸦片。温处道和宁绍台道对闽粤船只查税的同时，增加搜检鸦片，亲信公正人员查看周围，严防水手登岸绕越。其五，查缉内河通海河道上的鸦片。对进口的小船“按照逐细查对，如货物色目有与照填不符者，立即盘诘搜检，以绝弊混”[3]36。其六，在海口滩涂设岗，加强偏僻地点的管理，设置“流动哨”，防范海口与内河间的通道。

钦差大臣祁寯藻指出，铲除罂粟种植才能禁绝鸦片“煎熬之源”。因此，他在刘韵柯接任浙江巡抚后建议，“严饬各厅县随时查勘。有复行栽种处所，一面尽数拔除，一面严拿究办。仍令该管官道府遵照奏定章程，亲往复勘。查有栽种煎熬等弊，即行揭参，并严禁营弁胥役得受陋规，以清包庇”[3]39。1909年12月12日，浙江巡抚曾韫颁布《禁烟条例》(共十二条)，严禁鸦片的种、制、贩、售、吸，违者处以四等(一年未满二月以上)及五等(三年未满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以1000元以下罚款。然因当时政局动荡，令颁而未行[4]222。

(二)民国时期禁烟特派委员的督禁

民国初年，浙江曾短暂建立过较有特色的禁烟预警体系，如1918年12月的“大总统—会稽道尹—温岭县知事—温黄禁烟督查员—庄董—村警—民众”的体系。“惟督察之责在长官，而分察之责在庄董，庄董只管一庄之事，耳目易周，闻见较确”*207-7-5122 -0539,温岭档案馆藏。。1912年，浙江省临时议会还曾通过议决案：“限民国元年二月十七日为禁绝期限，土膏店、营业执照、吸户牌照、旅行小票等一律废止。设局戒烟，至民国元年五月末日一律戒绝；又颁行‘浙江省暂行禁烟条例’，准将种烟地亩毗连二亩以内一并充公。”[7]1721913年1月，又有“浙东禁烟督办，督率各区禁烟监督同负浙东禁绝责任”[7]173。

1932年到1934年间，吴望伋、陈凌云、王惟英等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禁烟特派员，莅浙督禁。通过宣传毒品危害、设立戒烟机构和烟民习艺所等，与民间拒毒组织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吴望伋指出：“县政府及各公安局所为直接查禁烟毒之机关，而自治团体在禁烟法及本省禁烟方案中亦明白规定有协助政府，办理禁烟事务之责任。”[8]521934年，吴望伋巡视富阳和嘉兴等八县，指导设立戒烟所，制定水路禁毒办法、边界肃毒办法。对于运输便利的浙苏交界区，吴望伋推动嘉兴、嘉善、海盐、平湖、海宁五县成立毒品检查团，“在水陆要冲和车站轮埠实施检查。”[8]57青镇、石湾成立公安局检查队，对入境货物开展专项检查。“从此业运毒品者有所顾忌，不敢大胆输运，毒品进口遽以减少。”[8]57

陈凌云指出，“不教而诛，不能收根本肃清之效”，应重视禁毒宣传。在巡视工作中，陈凌云随身携带宣传品，广为散发。如“台属各县烟苗，前经铲除净尽，深恐死灰复燃，或有偷种愚民，现届下种时期，亟应严厉查禁，肃清毒品条例，种烟定处死刑，切弗偷种烟苗，因此贪利丧命，倘有烟苗发现，查铲雷厉风行，不惮谆谆告诫，务各一体懔遵”[8]57等标语朗朗上口，简明扼要表达了偷种烟苗的死刑严惩，引导社会舆论。吴望伋更指出：“无禁烟舆论的社会，即为流毒最深之地。”[8]34

(三)民间禁烟力量的参与

1930年2月，浙江省拒毒会筹备第一期全省巡回拒毒运动，以“协助政府肃清毒品，唤起民众注意”[7]182。1933年11月15日，衢县教育局就与县政府、县党部、县拒毒宣传筹备会等共同举办“小学生拒毒演讲竞赛会”。获得第一的衢中附小何桂芳做了《拒毒与救国》的演讲[12]，引发人们对毒品与国运关系的思考。

演讲竞赛和茶坊说书、化装表演、毒品展览一起发挥教育民众拒绝毒品的作用。拒毒运动使“过去各县禁烟拒毒团体在一切烟政上设施，如调查、宣传、戒烟、烟民习艺等问题，殊鲜有计划有步骤之事实表现”[8]50有了很大改观。

戒烟所负责烟民断瘾，是控制鸦片毒品流播的重要保障。海盐县长金瑞林认为：“禁烟之道莫善于治本，即绝其来源，戒其已吸……欲肃清烟毒莫若于起运地严加查禁，使来源尽绝，再于各戒烟所延长施戒时期，从严拿戒，似此烟民既感绝粮，不期戒而自戒，已戒之后又无重吸之虞。”[8]177吴望伋更指出，戒烟是“禁绝烟毒首要之图”[9]166。他积极推动社会热心人士的参与。东阳县托塘乡戒烟所就是张氏宗族创办的。“经费除有能力自供医药膳食杂费者外，余概由张大宗祠及四六两宗负责筹给；仅收容内外托塘子弟及附近区域内居民吸食鸦片红丸者为限；为协助政府肃清烟毒，即日会同正副乡镇长及乡警前往平时吸食鸦片及有贩卖嫌疑各家，详细检查并行劝禁，如其中查有现行贩卖得有证据者即行送县究办。”[9]239临海等地设立区戒烟会与乡镇分会，专人负责烟民投戒及跟踪、经费筹募与管理、选购药品与入会等事宜。戒绝者“由分会报告区戒烟会，转报县政府，妥派医师会同县禁烟委员测验真确后，发给戒绝证书以资证明”[13]9。开展合法、有序的戒烟工作。

为收有效监管之实效，戒烟所应长期举办。吴望伋在订立的《公查各县烟毒办法》中指出，戒烟所“须视未戒烟民之多寡，斟酌财力，继续延长或推广缩小，其无力延长者，亦应指定就地医院，或诊疗所兼理施戒事宜”[9]199。“凡已成立调验所之县份应将调验所改为调验室，并依法将全县已戒烟民分批调验；凡未成立调验所之各县，即由戒烟所兼理调验；戒烟所已结束之各县，应指定就地医院或诊疗所，另辟调验室兼理调验；无医院或诊疗所之县，亦应在县府内辟室调验。”[9]208让戒烟所继续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为禁烟工作提供保障。

烟民习艺所旨在帮助戒绝烟瘾后缺乏生存技能的烟民重返社会，是戒烟所的重要协作机构。陈凌云指出：“戒绝烟民或荡家失产，或境过情迁，故态复萌，故各县于办理戒烟机关施戒以后，急须兴办烟民习艺所，或将原有习艺厂设法推广，将已戒绝贫苦烟民，悉数入所工作，俾失业者仍复其业，并以避免戒绝再犯之弊，实为办理烟禁唯一善后要着。”[13]351“临海烟民工厂规模颇大，设备较为完全，黄岩、宁海均可收容100多人，天台、温岭可收容120人至150人，仙居烟民习艺所亦常有数十人收容施戒作业。”[13]393“丽水县决定在原设燧昌火柴公司内划一部分收容烟民作工。”[9]209海盐县提供的培训针对在监烟民，“除年老者外皆教以结头网小工艺，或原习裁衣者，即令其为缝纫工作”[8]144。

三、余论

综观近代浙江鸦片流播情况，大致呈现两种状态：一是鸦片流播迫使地方官员制定措施，防范鸦片走私和罂粟种植；二是烟禁的实际疏漏，即沿海地区一度成为鸦片入境的重要通道，罂粟种植也曾一再死灰复燃。众多鸦片吸食者与畸形繁荣的烟馆共同构成浙江社会受到毒害的真实场景。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严控鸦片等毒品的流播，制定严刑峻法，加强宣传力度，设立戒烟场所，培训烟民习艺，曾有效控制了鸦片毒品的蔓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禁烟特派员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吴望伋认为，特派员“仅处指导督促地位，办理之实权仍操于各县局长之手，力量既嫌单薄，事权殊欠集中，且所管区域庞大，人力财力均多未逮，加以军事的、司法的烟禁见解不同，牵制既在所难免，困难亦因而从生，果欲澈底澄清全省烟毒，非从改变制度、充实组织、集中权力着手不可”[8]108。由此看来，禁烟工作若要有序推进，成效稳定，则必须有专责督禁的职位，以便统一认识、协调不同部门发挥作用。特派员这一时期可看作南京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先声。因此，烟犯接触毒品的历史，涉毒类型、缘由与特点等，是加强管控毒品力度和工作必须深入研究的内容。

[1]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

[2]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炎明.浙江鸦片战争史料[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4] 廖元中.衢县禁烟禁毒始末[M]∥衢州文史资料:第22辑.

[5] 戴文席.解放前温州的鸦片流毒[M]∥温州文史资料:第4辑.

[6] 阙良庆.松阳乡土史[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8:68.

[7] 辜孝宽.禁烟[M].浙江省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1939.

[8] 吴望伋.嘉兴等八县烟毒报告[M].杭州：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1935.

[9] 吴望伋.东阳等八县禁烟概况[M].杭州：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1933.

[10] 王惟英.一年来属县烟禁概况[M].著者自刊,1933.

[11] 陈凌云.杭湖台属禁烟总报告[M].著者自刊,1935.

[12] 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集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93.

[13] 陈凌云.浙江省杭湖台属禁烟总报告[M].北京：全国图书文献缩微中心，2010.

Research of Spread of Opium and Social Control in Modern Zhejiang Province

ZHAO Hua
(SchoolofMarxism，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problem of opium did harm to Zhejiang, because poppy was cultivated and sold in Taizhou and Wenzhou，opium was smuggled in Ningbo Jiaxing and Hangzhou，and foreign and local opium was rampant in Zhejiang territory. Local officials, facing up with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foreign smugglers，provincial smugglers，provincial smugglers，smokers，bandits，took measures to adjust the situation. The measures could not affect tobacco poison thoroughly，but provided the drug forbidden experience whi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Zhe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Modern Zhejiang；spread of opium；social control

*2011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近代浙江鸦片流播与社会控制研究”(2011B061)最终成果。

2017-02-21

赵 华(1978-)，男，山西太原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毒品史。

10.16396/j.cnki.sxgxskxb.2017.04.020

K252

A

1008-6285(2017)04-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