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层再生产角度看煤矿工人的社会流动<br/>——以山西省Y市G矿工人为例

从阶层再生产角度看煤矿工人的社会流动
——以山西省Y市G矿工人为例

2017-04-13郭新平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4期

郭新平,王芳(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从阶层再生产角度看煤矿工人的社会流动
——以山西省Y市G矿工人为例

郭新平,王芳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以代际间的继承性为主要特征,子代与父辈的阶层地位表现出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出现阶层再生产。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X二代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流动模式。文章通过对G矿“矿二代”进行调查,从阶层再生产的角度解释其体现出的继承性关系模式,探讨煤矿工人何以维持自身资源,实现资源代际传递。

阶层再生产;煤矿工人;社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高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代际关联度相对较低,但从社会流动总体模式来看,代际继承仍然保持优势。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等热议词汇也反映出我国社会阶层代际继承的问题突出。作为笔者身边最常见的群体——煤矿工人,也有“矿二代”的现象。Y市G矿隶属于山西省监狱管理局,既是一所国有重点煤矿,也是一个监狱煤矿,许多人从学校毕业或者退伍后从事同父辈一样的矿工工作,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强,他们成为矿工后工作基本不再变动,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较弱,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出现阶层再生产现象。目前,学者已对煤矿工人进行过各方面的研究,但从阶层再生产的视角去分析这个群体的还比较少。了解煤矿工人的社会流动趋向及其流动困境,分析这一阶层再生产机制的运作与影响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和扩展这一群体的研究内容,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矿工群体。

二、理论综述

布劳与邓肯作为社会流动研究代表者,为现代化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解释。他们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研究了先赋因素与后致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并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认为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作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核心,影响其地位流动更多的将是后致因素,随着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社会流动率日益上升,出现平等化趋势。1975年,费瑟曼等提出了著名的“FJH 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 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 但代际间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可以看出,“他们试图用一个制度主义的逻辑来解释遗传型流动的普遍存在”[1]38。无论工业化还是制度主义理论,它们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社会流动及其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流动的变迁趋势,但是均没有对代际间关系模式中“遗传性”特征的形成进行深入分析。事实上,无论各个国家、社会的具体制度、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存在何种显著差异,社会流动模式都显示出类似的继承性,这意味着还有其他机制可以解释当前存在的一般流动模式,至少共同影响着社会流动的过程和结果。

由此,李路路尝试对占有优势的继承性模式给出不同于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理论解释: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他认为,“各种资本在代际间的传递,实际上显现的是再生产的对象和结果”,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理论并没有揭示这一再生产过程的内在机制。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各种社会封闭或阻隔的机制,那些占有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的社会集团才能对外封闭或垄断各种资本获得的机会,从而将它们继承或传递下去”[1]52。本文就从再生产机制的角度对社会流动模式进行探讨。

三、社会流动模式中的再生产机制

(一)社会流动代际间的继承性模式

代际间的继承性模式是指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父辈与子代之间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家庭地位代代相传的模式。笔者对2010—2015年参加工作的117名G矿工人进行问卷调查,随后深入访谈了12名煤矿工人,发现煤矿工人代际流动体现出这一继承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教育程度上,子代受教育水平有向上流动的趋势,但与父辈相比变动不大。(2)就身份而言,G矿只存在干部*本文特指G矿狱警,他们的身份都是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被调查的煤矿工人中,87.2%的父辈身份也是煤矿工人,子代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代的工人身份。(3)政治面貌方面,被调查者及其父辈表现出一致性,都以群众为主。对于被调查的子代来说,党员身份对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父辈中,党员身份则体现出明显影响,拥有干部身份的中共党员比例远高于有工人身份的中共党员的比例,政治身份的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明显相关。(4)子代与父代所在职业单位上表现出相似性,集中在生产单位,所在单位比例最高的是生产技术科。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G矿工人从事同父辈一样的矿工工作,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强,其实质是煤矿工人阶层出现再生产,即煤矿工人的子代仍是煤矿工人。调查中,G矿是一个体系比较封闭的事业单位,“体制内”的职工相比“体制外”的群体拥有垄断某种资源的天然优势,他们的子代可以通过子女顶替政策继承父辈的身份、工作,或者通过职工子弟退伍安置工作的优惠政策留在体系内工作,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其他群体则被排斥在这种体制外,无法进入。体制身份的限制使得资源占有在父代身上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且他们继续将这些资源在内部传递下去,以维护、延续自己的地位。这种处于社会不平等体系中的具有某种社会优势的阶层,运用各种方式维护、传递自身优势资源,延续自身社会位置的机制就是再生产机制。这一机制运行的过程不仅仅是将身份传递下去,还将自身拥有的资源传递下去,并表现出一种对外排斥及封闭的倾向。由于阶层再生产机制的存在,使得煤矿工人的社会流动模式呈现继承性。

(二)阶层再生产过程

阶层再生产机制在“矿二代”这种以继承性为主的社会流动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维护着“矿二代”代际间资源的传递,通过各种生产方式使得自己的优势保持、延续下去。下面就从单位体制、家庭背景、工人身份认同三个角度探讨阶层再生产的过程。

第一,单位体制。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产物,它是指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事业单位需要接受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设置党组或者党委会。G矿作为国有煤矿,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其中拥有编制的人被称为“体制内”的人。市场体制下,事业单位也控制着资源,资源的多少由其经营能力决定,往往与产业类型和规模相关。G矿是煤炭行业,2013年以前效益很好,具有一定的单位优势,尽管处于转型期,市场因素不断加强,但其仍保留许多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特征,比如领导层的上级任命、利益分配不与绩效完全挂钩等。“体制内”的职工相比“体制外”的群体拥有某种资源的天然优势。

那么“体制内”职工的子代如何继承这种资源的天然优势呢?经济体制改革以前,进入体制内的方式有三种:国家分配、单位招工、子女顶替就业。子女顶替就业是主要的继承资源方式之一,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在新中国劳动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主要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工人退休、退职,后来推广到干部退休、退职。老年工人、劳动力丧失的工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子女顶替他们的工作,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顺利度过晚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此外,子女顶替就业与促进就业密切相关,这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实践证明,子女顶替制度缓解了我国八十年代初沉重的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安定[2]。在G矿工人的调查中,被调查者的父辈进入本矿工作成为煤矿工人后,除内部调岗外基本没有变动过。其中,66.4%的人是由于国家分配或单位招工进入G矿工作,28.4%是通过子女顶替就业的方式工作,顶替就业的这部分人继承的都是工人身份。父辈中近三成的人通过子女顶替的方式进入单位获得一辈子的“铁饭碗”,并享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福利待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化经济改革逐步推进,这种带有世袭色彩的就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最终导致它退出了历史舞台。

子女不能顶替父母的岗位,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G矿。退伍工作安置成为G矿煤矿工人代际继承的一种新方式。义务兵役制是中国的基本兵役制度,这种制度是国家利用法律形式规定公民在一定的年龄内必须服一定期限的兵役,带有强制性。义务兵退伍后的安置工作有各项优惠政策,具体视地区而定。2010年以前(包括2010年)G矿规定本矿职工子弟履行服兵役义务,退伍后在本矿安置工作。99.1%的被调查者当前工作获得途径就是退伍工作安置。父辈拥有体制身份,子代符合条件服兵役两年、退伍转为预备役一年后,培训合格就可以正式参加工作。通过这种退伍安置工作的方式,子代继承父辈体制身份,进入“体制内”工作。

总体而言,G矿煤矿工人占有资源的同时,通过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和退伍军人安置政策将其传递给子代,直接导致阶层出现再生产。

第二,家庭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中国社会迅速分化,不平等程度从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成长为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之一,其不平等增长的速度世所罕见”[3]。家庭资源占有的差异会随着社会分化逐渐加大,家庭资源又会通过教育等方式传递给下一代,进而影响代际地位的传递。加上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家庭社会关系对下一代就业的影响加大,先赋因素的作用因此加强。

问到“您为何选择回矿上工作”“父母对此如何考虑的”这两个问题时,被访者普遍提到三点:成绩不好,在外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铁饭碗”工作不好找;父母是本矿职工,又有关系疏通,有当兵和退役获得工作安排的机会。最后一点就是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家庭背景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一方面父辈从身份、政治面貌、工作单位、社会关系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子代的资源获得；另一方面又以教育为中介将自身资源传递给下一代,间接影响阶层再生产过程。

从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看,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结构衍生出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种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与熟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社会依然是以家庭及其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家庭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在这种关系网络中,随着年轻人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毕业生的父母运用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子女择业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出现“拼爹就业”等现象。在煤矿工人社会流动调查结果中,尽管“家人亲戚或他们的朋友介绍”对被调查者工作的获得发挥作用很小,但实际上家庭不光要备好“活动资金”,还需要动用自己或亲戚的社会关系网络,“找对人”“塞对钱”才能顺利让子代参军入伍。

从家庭背景的间接作用看,教育资源的获取与家庭背景的先天性因素密切相关。父亲的教育程度、教育观念等会造成子代接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本积累的差异。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并开始推动普及高中教育,保证普通阶层的子代也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公平。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质的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是有价的。优势阶层可以通过买房转学、聘请家教、高额付费甚至出国留学等方式给子代创造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条件,这是很多普通阶层家庭无法与之相比的。在G矿调查中，发现工人家庭与干部家庭在经济实力、教育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相比干部家庭出生的孩子,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弟拥有的教育条件较差,获取的教育资源较少,这不仅会影响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就,也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工作的选择。

第三,工人身份认同。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这里的身份指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标识,而认同则是在表达与他人相似或相异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4]。不仅社会单位体制因素、家庭因素会影响阶层再生产,个人因素,包括对自己对归属群体的认识、认可程度、情感态度等也会影响阶层再生产。

一是父亲身份、家庭环境促进认同。父母作为孩子最初的启蒙者,他们的言行对孩子的成长具有示范和榜样作用。在调查中,提到“您父亲是工人身份还是干部身份”“您觉得这对您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以及通过进一步的追问,被访者回忆起许多有关父亲身份、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在家庭中,父亲的职业、穿衣打扮、日常活动、接触群体等某些客观特征或符号象征都会传递有关父亲身份的信息,在子代孩童时期就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身份信息。在与父母互动交谈中,子代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产生共同性认知,建构自己在其中所处的社会位置。当子代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差异,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G矿工人子代从小生活在这里,父亲的职业、工作时间、交往的邻居好友、道路上覆盖的煤粉等信息,使他们逐步建立对社会环境、归属身份的认识,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对未来职业的预期。

二是个人主观认同。子代从小受家庭环境、父辈身份的影响,开始觉察自我身份,寻找个体身份的意义。在G矿,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代表两个群体,能够进入干部群体的机会很少。被调查者的父辈主要是工人身份,他们接触的人群也以工人为主,更容易导致他们以此为参照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

工人子代认识到工人群体与干部群体的差异,同时也获知体制身份的优势。当进入干部群体成为天方夜谭,那么进入事业单位,成为“体制内”的人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在很小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已经抱着回来当工人的想法。他们并不排斥这个身份,自愿选择留在这个阶层。加上就业形势严峻,考虑到个人能力欠缺、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他们更愿意继承工人这个身份,不愿向其他阶层流动。就这样在与家庭、社会互动中,经过身份觉察与身份探索,他们逐渐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而工人身份的认同会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再生产。

如此,阶层再生产机制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的生产方式推动着优势阶层将自身资源传递给子代,使得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出现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尽管在当前的社会中,很少存在明显的或带有歧视性的限制人们获得各种机会的社会制度、规范,但是具有某种社会优势的某个阶层,会运用各种方式维持自身社会位置并在代际间继续传递下去。这种阶层再生产的逻辑会超越时代与制度的影响,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发挥作用。

[1]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6(2)：37-60.

[2] 王爱云.我国历史上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形成及废除[EB/OL].(2009-07-16)[2016-08-12].http:∥dangshi.people.com.cn/GB/9666589.html.

[3]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J].社会,2009(6):60-84.

[4]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5]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2(6):105-118.

[6] 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5(5):40-58.

[7] 边燕杰,芦强.阶层再生产与代际资源传递[J].人民论坛,2014(2):20-23.

[8] 边燕杰,李路路,李煜,等.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100-109.

Flow of Coal Mi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Reproduction ——AcasestudyofworkersofGmineinYCityofShanxiprovince

GUO Xinping, WANG Fa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The social mobility model in contemporary China takes the inheritance of generations as the main feature, and the sub generation and the stratum position of the parents show a higher identity and similarity. The "X second generation phenomenon" that frequently appears in network and other media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low model.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 second generation miners "in G mine, the inheritance model it embodies is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reproduction, and problems are discussed about how coal miners can maintain their own resources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sources.

class reproduction;coal miners;social mo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