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力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250014）

论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文化

靳 力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250014）

受刻印图书成本过高与书院经费有限等因素的制约，清代山东真正能从事图书出版的书院并不多见。尽管如此，清代山东书院在刻印经史典籍、书院师生的研究成果、先儒大师的学术著作、地方志书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图书出版文化。由此，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活动在促使官刻、私刻、坊刻的兼融与刻印水平的提升，促进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保存地方文献，推进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影响。

清代；山东；书院；出版文化；图书

Abstract:There are rare academies engaged in publishing which influenced by high cost and limited funding in the Qing dynasty,Shandong province.Though,Qing dynasty academy plays a great role in engraving Confucian classics,classmates achievements,Confucian texts and local annals which features book published culture in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Therefore,Qing dynasty academy publishing activitie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cial function succeed in combining official printing,private printing and workshop printing and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printing,encoura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ersonal training and preserving local culture,promoting loc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Key words:Qing dynasty；Shandong；academy；Publishing culture；Book

山东书院肇始于唐代，其间虽然经历了明末的禁毁与清初的沉寂，但至清代雍正王朝又恢复了生机。据研究，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道光二十年（1840），山东共新建书院72所[1]，有清一代的山东书院的数量已达149所[2]。这些书院对清代山东的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图书出版，即刻印图书的活动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仅就清代山东刻印图书的书院、刻印的种类和特点、刻印图书的社会作用与影响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出版图书的书院

清代山东书院的数量较多，各种类型的书院齐备。按教学宗旨与内容划分，有讲学式如济阳书院，考课式如济南书院。按书院性质划分，则有家族式如嘉祥的宗圣书院，乡村式如费县的天台书院，祭祀式如曲阜的石门书院，只招收少数民族（满族）生员如德州的正宜书院。尽管如此，纵观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历史，真正能从事图书出版的并不多见。清代山东书院经营雕版印刷业的主要有：菏泽的居敬书院、重华书院，济南的泺源书院、尚志书院，济宁的任城书院，黄县的士乡书院，青州的旌贤书院等，仅占当时山东书院总数的4.7%。而与刻印图书相关的，如地方志书刻成后，雕版存放于书院的也较少见，仅有聊城的雀成书院、寿光的寿良书院，以及牟平书院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刻印图书的成本过高与书院经费有限等所致。

雕版印书发展到清代，已达到了鼎盛。不过，刻书仍需花费大量资金。因为刻书不仅需要相对固定的场所和数量相对稳定的工匠，而且还要有存放雕版、纸张与图书的库房等。如清代聊城的有益堂为扩大规模，一次就投入1.35万吊钱[3]。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致使雕版图书的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如清代山东书局刻印500余页的《五经备旨》，仅木板与雕工就需要花费1500余两银子[4]。而清代山东的书院除省会的泺源书院与尚志书院，因自雍正以来，有皇帝恩赐的帑金，官府的拨款，以及官吏的捐赠等，从而获得了较充分的经济保障，经费充足外[5]，一般书院的经费通常并不宽裕。例如，地处偏僻的宁津县的临津书院，于光绪九年（1883）由官绅捐资创建。临津书院的经费来源，一为银4400两、钱5000串的发商生息，一为买地4.2亩及罚地28亩的租金[6]。其经费的支出，用于教学、管理、祭祀、岁修等方面，已所剩无几。其他清代山东书院的经费情况，大体也应作如是观。于是，刻书付梓自然便成为清代山东绝大多数书院的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奢望。

二、刻印图书的类别

清代山东书院刻印图书种类较多，地域特色较为鲜明。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经史典籍。官办书院在清代书院中占绝对多数，官学化趋势明显[7]。山东也不例外。据研究，在清代山东新建的72所学院中，56所为官办，占77.78%[8]。由此，清代以前书院的自由讲学的传统为之一变。儒学典籍成为学生必读必研之书，八股文成为教学的重点。考课式书院自不待言，就是讲学式书院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或为院生的出路考虑，不能也不敢放弃八股文的教学。由此，书院逐渐被纳入科举的轨道。与之相适应，清代山东书院刊刻了这方面的一些图书。例如，任城书院刊刻了《尚书释天》。又如，尚志书院刊刻了《春秋大事年表》、《四书集注》、《公羊方言疏笺》、《十三经续本》等。

其二，书院师生的研究成果。清代山东书院的主讲大多是硕学鸿儒，如徐松、匡源、何绍基、王之翰、缪荃孙等曾主讲于泺源书院[9]。他们除用渊博的知识传道授业外，还将书院师生的研究成果刊刻付梓。例如，泺源书院的山长宋弼辑唐诗《试帖前选》予以刻印，以教授学子。又如，匡源将院生的优秀之作，辑成《泺源书院课艺》刊印。

其三，先儒大师的学术著作。清代山东书院的官学化尽管日趋浓重，但也保留了一些博习经史词章，重视学术研究的书院之风。例如，尚志书院以钻研经史、训诂、词章见长，力求通过音韵训诂阐释古代经书之义，以探求圣贤之道。这些较有学术研究传统的书院便刊刻了一些学术名作。例如，泺源书院刊刻《余山先生遗书》。又如，尚志书院刊刻《张杨园先生集》、《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织斋文集》等。

其四，地方志书等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图书。我国素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现存的古代方志大约有1万种[10]。其中，以清代方志居多，而书院则是纂修地方志书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例如，《（光绪）曹州府曹县志》十八卷系典型的书院刻书，纂修人于光绪十年（1884）在居敬书院付梓刊印。又如，士乡书院于同治年间刊刻了《士乡书院志》一卷，内容涉及该书院的历史沿革、教学条规、经费情况等，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有关书院的资料，对了解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历程颇有裨益。如前所述，清代山东书院多与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便刊刻了一些农书、医书、善书等承载“官刻”社会责任效用的图书。尚志书院刊刻的 《荒政辑要》、《蚕桑萃编》、《痘疹定论》、《傅青主女科附产后编》、《劝善要言》等，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

三、图书出版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清代是山东刻书的极盛时期，刻书总数达3921种[11]。现据笔者目力所及，清代山东书院刻书的数量分别为：尚志书院73种[12]，泺源书院8种，居敬书院、重华书院、任城书院、士乡书院、旌贤书院各1种，共计86种，仅占刻书总量的2.2%。若以此观之，清代山东书院刻书的社会作用与影响似乎并不太重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刻印俱佳、校勘精审的清代山东书院刻书，在促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的同时，还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并在与山东地方文化事业的良性互动中，成为推进山东地方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分述如下。

其一，有助于官刻、私刻、坊刻的兼融与刻印图书水平的提升。清代的官刻、私刻与坊刻的三大刻书体系已臻成熟，通常情况下泾渭分明。官刻资金较充裕，刻印质量多上乘，但刻书“官气”化较浓重，多集中于经学等领域，对普通民众所需图书常不屑刻印。私家所刻图书虽然较精，学术性较强，但却存在流通有限，受众较少等尴尬情况。坊刻业主所刻图书多为民众所需，社会需求量大，但为追求利润，刻印质量通常一般，以次充好也时有发生。清代山东书院刻书多具有官刻性质，也接受私人捐资助梓。例如，《泺源书院课艺》虽为泺源书院所刊刻，但也接受了丁宝桢、萧培元的捐资助刊。又如，《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在尚志书院校刊，实为个人捐助付梓。另外，书院还委托坊刻铺为其代刻图书，如济南的刻字铺文友堂曾为尚志书院刊刻了 《荒政辑要》等书。这就使清代山东书院的刻书兼具官、私、坊刻的优势，弥补了官、私、坊刻之不足。此外，山东书院素有藏书的传统。汶上的圣泽书院，早在元朝至元二十年（1293），即藏书千余卷。而创建时间稍晚的濮州（今鄄城）的历山书院，则聚书万卷。至清代，山东书院的藏书更为丰富。例如，泺源书院有经史子集各类图书106种[13]。又如，临津书院藏书64种，包括《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朱子全书》、《佩文韵府》、《二十四史》、《九朝东华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皇朝经世正续文编》、《海国图志》、《代数术》、《算学笔谈》、《新译几何原本》，以及各种名人全集等[14]。这些藏书中不乏善本，从而为刻书提供了较好的底本。加之山长的学术水平较高，勤于校勘，不惜工本，刻印较精，装帧考究，从而确保了“书院本”的质量与声誉。

其二，促进了学术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清代山东书院的师生多参与图书的整理、编辑、校勘、刻印等活动。例如，《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的校勘人员，达21人，皆为尚志书院人士，其中就有著名学者孙葆田[15]。又如，《织斋文集》的校勘人员，竟多达54人，应为尚志书院诸生[16]。图书经校勘整理，可订正讹误，使之更为精善。而书院师生通过参与图书的出版活动，既进一步加深了对图书的理解，又提高了其学术研究水平。另外，清代山东书院的刻书还补充丰富了书院的藏书，使学生自学、研讨、比较参阅有了充足的图书文献，为优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物质保障。周永年、王懿荣等先后就读于泺源书院，该书院的图书出版活动所营造的浓厚学术氛围和务实的学术风气，为他们日后成为清代著名学者多有助益。

其三，保存了地方文献，推进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清代山东书院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刊刻了地方志与书院志，既展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记录了书院发展的历程，可增进民众对地方文化较为具体而全面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院还刊刻了官刻所不屑、私刻所不及、坊刻所不为的一些地方文献，如重华书院刊刻有《曹州牡丹谱》一卷，共记载了牡丹品种56种，附记7则还记有牡丹的栽接方法，成为关于牡丹花卉专著中较为详尽的一部，为人们了解菏泽牡丹的栽培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这些地方文献保存了山东地方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录，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已成为山东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

[1][6][8][13][14]李伟.山东书院史话[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27，110，32，78，110.

[2]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126-1130.

[3]张弘、韩帅.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J].东岳论丛，2014，（11):8.

[4]张弘.山东孝文化图书的刻印与传播 [J].理论学刊，2015，（3）:108.

[5]邓洪波.清代省会书院：遍布全国教育学术中心[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6）:111.

[7]江凌.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98.

[9]杨洪升.缪荃孙与泺源书院[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6，（3）:82.

[10]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39.

[11][15][16]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D].济南：山东大学，2011:1288,971,973.

[12]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1.

编辑：董刚

On the Book Publishing Culture of Shandong Academy in the Qing Dynasty

JIN Li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Jinan Shandong 250014）

G256

A

2095-7327（2017）-07-0147-03

靳力（1968-），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献学、图书出版文化。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古代图书市场与儒家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BLS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