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旭

（辽宁财贸学院语言系，辽宁 兴城 125105）

佛教文学中的生态视野初探

迟 旭

（辽宁财贸学院语言系，辽宁 兴城 125105）

在佛教文学中，无论是佛经还是与佛教有关的中国古代文人居士留下的诗文作品中，均存在着大量表达出生态意蕴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倡导人们戒杀、护生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多从哲学生态观角度解读佛教义理、佛教文学较多，而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较少。因此，从文学角度分析这些作品显得越发必要，从中我们更可以了解到文人是如何在诗文作品中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生态画面以及在自然审美中去体验佛性与自然交融为一体的感受。

佛教文学；佛经；生态文学

近年来，生态与文学、宗教等诸如此概念以及专著开始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从生态伦理学视角解读佛教哲学，亦或是佛教的生态观等，均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从生态文学视角研究佛教文学作品还鲜有论述，事实上，佛教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生态文学意蕴的文学作品大量存在，因此，本文将试从生态文学视角解读佛教文学作品。

一、关于佛教文学作品的定义

这里的佛教文学作品是指汉语系佛教文学作品，以及汉译佛经文学作品。在这里，稍加解释下汉译佛经文学作品。由于在汉译佛经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叙事结构、表达方式、展现的意境以及语言等方面都有着文学价值，或是佛经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汉译佛经具有独特性，正是这样，学术界才有了这些“佛教文学”“佛典翻译文学”的概念。

国内首先将汉译佛经与翻译文学于一起论述的是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该文论述了对佛经传入我国后翻译文学的起源、汉译佛经的代表人物介绍等，包括“翻译文体之讨论”“翻译文学之影响”，如“我国近代史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学有密切关系”，并且所论述的并不是原始佛教未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而是“佛典翻译文学”，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因此，汉译佛经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而其后，有胡适《白话文学史》里《佛教的翻译文学》，引用了一些佛经中带有文学色彩描写的经文，比如《维摩诘经》《法华经》等，以证佛经文学中存在的文学性。对于佛教文学、翻译文学，二位先贤开了此方面的先河。建国后，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论著有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论述了“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第五章“佛教文学艺术与社会性活动的发展”，明确指出“不仅从形式到内容都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谈论“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同时也指出“一些大部大乘经典，其特点之一就是富于幻想和形象。不仅有某些文学成分，在整个组织表现上也与文学作品有相似之处。而其规模之宏阔，意象之超拔，表达方式之奇诡以及用语之靡丽，是中国作品中所少见的”。［2－3］汉译佛经文学或是佛典翻译文学已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是佛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学者已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并被学术界认可。

广义的佛教文学作品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汉译佛经文学，同样也有诗僧、文人、居士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用诗文表达自己所感受的佛教精神，或者是禅趣，或者是僧人、佛教之间的关系，以表现作者主体远离尘世喧嚣，在形而上的体味中寻求一片禅趣盎然的栖居地。这类作者具体可视为：一类是了解佛教典籍、通晓佛理的诗人、文学家，另一类是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同时又深谙佛教义理的居士、僧人，而这类作品需要的是不仅对于文学有着较高的领悟，同时又能知晓佛教义理，不仅可以将佛教精神、文化与文学形式结合，更能将自己的精神主体融入于佛教文学作品之中。

二、怎么理解生态文学

“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的，原本不过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环境问题，开始从一些理论、制度、行为上进行反省，环境日益恶化促使了一批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文学作品的产生，一些表现生态伦理、生态思想的文学作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将“生态学”引入文学研究。据学者王诺介绍，“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的提出在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的《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首次从生态学角度评论文学，并分析了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以及一些当代文学作品，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细致、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的概念便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4］

高旭国先生在《国内生态文学研究述评》中同样认同厦门大学王诺教授在“欧美文学”中关于生态文学的四种特征的描述。第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第二，“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第三，“生态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第四，“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5－6］

生态文学，它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思想，诠释的是对生命哲学的理性认识。生态文学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共通点都是以关注“生态”为中心，都是以围绕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的，而佛教典籍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有着其他宗教所不能代替的生态观，如“缘起论”。“缘起论”是佛教哲学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指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有种种条件、因果相合而成。《杂阿含经》中著名的一段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这里，“此”、“彼”都处在循环往复之中，一定条件的存在才会产生特定的结果，正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7］“缘起论”强调的不仅是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还强调了事物都是因果循环的结果。因此，正如世间的环境等问题，人与自然、社会紧密相连，人类如果不注重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最后人类也一样会自食其果。

“生态文学”的概念虽然由西方提出，事实上自古遵从“天人合一”的中国也一直存在，只是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佛教思想中有着一些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而佛教文学作品又是承载佛教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本文就试分析一下以生态文学视角如何解读这些作品。

三、对表现出生态视野的佛教文学作品的分析

在这些佛教文学作品中，首先应是佛教徒或是中国古代文人居士所创作的诗文作品中蕴含着生态审美意境，并不是所有的诗僧、禅者的诗人都表达着生态的伦理思想，并且其中的作品也并不一定是作者有意创作，毕竟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头脑里还并没有“生态”这样的观念，而是有意无意间创作的诗文作品在现代人看来可以纳为生态文学范畴，按其诗文的本意用生态视角去解读。同时，即使具有生态伦理思想的佛教作品也要具有文学性，才同时满足以生态文学视角解读佛教文学作品的条件。

（一）佛教中僧人、文人居士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生态美学的意境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自晋代起，佛教徒中已有不少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以及才华的僧人，他们不仅本身拥有着佛教义理、典籍的丰富知识，同时对于诗歌、散文笔法有着深刻的了解。由于佛经中存在大量的偈颂体经文，翻译成汉语时必然要借鉴中国诗歌的表达形式及方法，同时也向中国诗歌中输入不少新的外来的表现形式，因此，佛教僧人的诗文不仅受到佛典的影响，又有着中国民间诗歌的表达方式，不仅深谙佛理，又能在佛理之外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蕴。

唐代高僧永嘉玄觉在悟道之后，留下了广为流传的《永嘉证道歌》，诗歌节奏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意境深远。文中有一段说“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在诗意盎然的山水之中陶冶性情，作者将人思想的主体与大自然的客体相结合，人成为美丽自然的一部分，禅意、自然浑然一体，长松下、野僧家、实潇洒，句句用韵，同时又表达出了作者的修行体验，清风明月之景、寂静禅心之上，松下兰若之中，人与境浑然天成，映化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画面。

自魏晋之后，山水田园诗逐渐进入诸多诗人的视野，直至唐宋时期，在山水田园诗中，诗人常与自然风光、田园景物相联系，诗人自己不仅贴近自然生活，作者的精神生活也远离尘世喧嚣，融入于自然和谐之中。同时，山水田园诗中也有着生态审美的意境，比如王维，以“诗佛”著称，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禅思想对其诗文以及人生观有着很大影响。人生遭际以及个性影响了他中年以后的热衷佛禅，《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有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唯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梵香独坐，以禅诵为事”。［8］可见其诗人日常生活中以佛教僧人、居士的关系，并与佛教中人密切往来、禅宗神会长期交往，作有《能禅师碑》、《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会善寺戒坛碑》等。因此，这些佛禅思想自然蕴育了其诗文的艺术创作，孙昌武先生在《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中指出王维诗歌的三个特点，以禅趣入诗、以禅语入诗、以禅法入诗，蕴含禅趣的山水田园诗自然成为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图景，在这样的山水田园诗中品鉴着自然生态之美。［9］

在《戏赠张五弟湮三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青苔石上净，细草松下软。窗外鸟声闲，阶前虎心善。”原本凶恶的动物，在诗人王维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兽性，取而代之的是善良、温顺，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观者与自然景物也都是一派悠闲自得的和谐画面，没有尘世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心之所往，自由地行走、呼吸，表达出了作者内心世界理想化的生态之美。又如《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夕阳西下，牛羊归至，老人等候着牧童，农夫已完成一天的农活，相遇时闲聊，情景交融，如同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禅宗认为佛性即自然，崇尚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这也带领着诗人在自然审美中去体验佛性与自然交融为一体的感受，在佛家的世界里，这种自然之美体现了人们尊敬自然、任运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这便有了生态伦理思想的蕴意。

（二）后世流传的有关放生、戒杀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关的诗文以及文学作品

在一些涉及佛教的中国古代诗文当中，有着大量关于戒杀、护生观念的作品流传于世，它们成于诗人笔下，希望人类爱护动物、尊敬生命，这对于宣传戒杀、护生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教化功能。

宋代著名文人黄庭坚，其创作物的诗歌可谓是佛学与禅学思想的融合，同时其创作的诗歌中也有一些戒杀诗，更直接体现出诗人对于佛教思想的理解。如“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看何如？”［10］88诗人认为人的生命与其他有生命的动物本是平等，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万物有灵，人类与其它动物应该平等相处，推己及人，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又如《寿光禅师护生诗》：“放生续命事虽庸，无限阴功在此中，一岁积成千种福，十年培养万重功。已赴网罗遭困厄，将投汤火近惊冲，临刑遇赦恩无量，彼寿隆兮尔寿拢。”放生、护生功德无量，诗人劝导世人应该戒杀、护生，表现出诗人的慈悲之心。佛教思想宣扬慈悲之心，杀生为残忍之事，必将受到惩罚，宣扬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视为平等，人应该尊重自然，有利于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助于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以何种形态立于世间，而是众生平等，人与动物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生命的相互尊重，这也是佛教众生平等观的实践，当佛教认为宇宙万物存在“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的同时，也有着众生平等的观念，天台宗湛然大师在《金刚錍》中详细阐述了“无情有性”，草木瓦石等无情众生亦有佛性，并且一切存在的本体都是平等的，而宇宙万物又具有同一的真如本体。

人贵为万物之主，应该广爱众生、利众生，而不是去伤害它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何况动物？佛教所倡导的这种戒杀、护生的观念，不仅影响佛教徒、百姓，同时对帝王将相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梁武帝、宋真宗等，曾令禁杀。梁武帝有《断酒肉文》，虽然在当时受到僧尼的反对，但是传至今日，汉族地区佛教徒的素食规定与梁武帝是分不开的。苏轼诗曰：“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6］此类诗文或许仅是出于爱护动物的想法，但是经常与高僧交往的经历以及本深受佛教影响的情况下，这些诗文已经深有佛旨。又如他的《我哀篮中蛤》：“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不见卢怀慎，蒸壶似蒸鸭；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幂。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10］38苏轼放达的人生观受佛教影响颇深，让人们行善施道，感叹人生百年如一梦，这首诗劝人及时行善。《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佛教讲因果轮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心存“自利”、“利他”之心，广施仁爱，才会脱离六道轮回，不然无论以何种方式伤害生命，都将受到惩罚，堕入地狱、恶鬼、旁生等恶道中。

在蕴含着生态观念的佛教文学作品中，生态伦理思想有时候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文学作品间接地传达了这样的思想。人们在解救当下困苦、利益众生的行为中，间接地表达出了保护自然、动物的和谐观念。

佛经中，如《金光明经》第十六品《流水长者子品》，长者子在去往治病的路上，遇到一个干涸的水池中有十千鱼将要被晒死，“时长者子遂便随逐，见有一池，其水枯涸，于其池中，多有诸鱼。时长者子见是鱼已，生大悲心”。［11］152于是他费尽周折从国王处借来二十头大象驮水倒入池中，不仅救活十千鱼，又救度了十千鱼。正如经文所讲：“是时流水及其二子将二十大象，从治城人借索皮囊，疾至彼河水流决处盛水象负，驰疾奔还，至空泽地，从象背上下其囊水，泻置池中，水遂弥满，还复如本。”［11］153在当今可持续发展观与保护动物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倡导下，流水长者子的行为可以说体现了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如人们所熟知的，佛教中放生法会的存在、《放生仪轨》的通行都与这篇经文有着很大联系。

在佛教思想中虽然有着戒杀护生的观念，但多与因果报应相联系，保护一些无辜的生命，就有佛护佑以致重生于仞利天，劝导人们广施善缘。抛开宗教问题，这有利于人们对于生命产生敬畏。

《百喻经》被看作是广受欢迎的佛教读物，书中故事短小、讽喻性强，并且巧设譬喻，文学性甚高，鲁迅对《百喻经》的评价是：“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12］而经文中对于表现出劝诫杀生、保护动物的故事展现出了生态自然和谐的思想。如：“昔有五百比丘，行大泽中值遇劫寇，劫其衣裳，穷诸比丘，悉令坐地，揽生草合结其手而便舍去。此诸道人适欲杀草而起，则违佛戒。各各生念，宁自灭身，终不违戒。执缚四日，国王出猎，见诸道人，坐于旷野，下马作礼，问其意故，即具陈答，解诸道人将归供养。”［13］107草木也有生命，可谓“无情”众生，中国古人也有着爱惜树木的美德，佛教典籍用譬喻的方式向世人宣说着保护生态的思想、众生皆平等的观念，草木的生长也同是需要阳光、水、土壤等机缘和合而生，同人如此，没有自然和谐、树木的光合作用，人类不过是作为大自然生命链中的一部分，终将难以生存。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即使面对劫匪，也终不改本意，情切感人。

又如：“佛泥洹后百年国王奉事天神，大祠祀，用牛、羊、猪、犬、鸡等各百头，皆使厨士杀之。时厨士言：我受佛戒，不得杀生。厨监大恚，白王治之。王言违教者死。厨士对曰：我是佛弟子，受持五戒，宁自杀身，不违佛教，而当杀生……王言与汝七日期，当以象蹈杀，汝若不死汝语有实。七日以后，王看是优婆塞身如佛身，驱五百象往蹈杀之。优婆塞如佛法，则举五指化为五山，一山间有一狮子出，象见狮子惶怖伏地，如佛在时。王时信佛，便废祠祀，即从此士受佛五戒，吏民内外，皆亦受法，遂为国师。”［13］202世间之凡夫俗子并无此本领，但是文中厨士坚持受佛戒、不杀生，宁可被杀，也不会违背佛教。人生在世，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存活的长与短，而是是否能做到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推己及人、及他，动物也一样具有生命，人与动物的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不过是因缘和合而成，同样经过六道轮回。事实上，爱护自然，如同爱护我们自己，佛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最突出体现在“慈悲心”，正如“一切佛法中，慈悲最大”，广施仁爱，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才能维护我们自然的生态平衡。

佛教文学中提倡的种种善举，将佛教的庄严精神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佛教提倡的这种爱护花草树木、保护动物的规定，在今天看来对促进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青青翠竹竟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还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都在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或以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表达出来，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可视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而今天，宣传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文章呼之欲出，而真正意义上从佛教文学来感悟生态文学的并不算多见，本文不仅呼吁大家爱护生态平衡、鼓励大家在欣赏文学作品和关注佛学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更希望大家可以对佛法有着更透彻的感悟。

四、结语

目前，社会上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渐入佳境，人们开始逐渐关注生物的喜怒哀乐，关注草木山川的情感。然而，在博大精深的佛学中，佛祖对生态的关注其实是早于世人很久的。笔者如今的这篇习作，恰好填补了人们对佛学仰观的空白。史前，很多人仰慕佛学却又不敢透视佛学，总觉得佛法精深、普通人很难触及其内在的灵魂，而今天，黄口小儿在这里粗谈浅论，在现实的冷壁面前，文字和人类都显得极其弱小，也许只有佛法才能普渡众生，去解芸芸之苦。本文不仅体现了对万物生命的敬仰，也开辟了一条站在文学的角度，对佛学中生态文学研究的道路。今天，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很多利己主义者开始破坏生态环境，追求眼前利益，其实这就中了佛祖的预言。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然还包括世间万物之间的平等。所以，人类在追求繁荣和幸福的同时，自然时刻谨记和谐发展。“万物皆有灵，万物皆神圣”，这种思想在我国的西藏地区尤为根深蒂固。在西藏，随处可见人们对圣山圣湖的朝拜，全民信仰使得西藏草木茂盛，动物种类繁多。也因为人们对圣山圣湖的保护，所以在西藏随处可见奔跑的藏羚羊与牦牛，这样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淳朴民风在内陆地区着实少见，也因此使得西藏地区生态极为平衡。

当然，笔者并不是一味地赞扬西藏的文化而否定一切中华文化的福祉，而是想说，现代社会如果想要继续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想要回到怡然自得的状态，对生态的保护就离不开思想上的全副武装。大千世界的物欲横流，难免一时会迷惑了我们的双眼，精神世界的富足则恰好可以改变我们对“永生”的追求，这种“永生”不是某个人的永生，而是世间万物的永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永生。

本文为今后人们对佛学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也希望能成为以后人们对佛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更希望佛学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更加绵远流长。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佛经文学研究十八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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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

［4］王 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2．

［5］高旭国．国内生态文学研究述评［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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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楠顺次郎．大正藏：2卷［EB／OL］．［2016－9－25］．http：／／www．gaoxue．com／shibu／24shi／oldtangsu／jts＿008．htm．

［9］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5．

［10］丰子恺，弘 一．护生画集［M］．北京：龙门书局，2011．

［11］刘鹿鸣．金光明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弘 学．百喻经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8：2．

［13］（南朝）梁 僧，宝 唱，等．经律异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范 藻］

Ecological Vision in Buddhism Literature

CHI Xu
（Language Department of Liaoning Finace and Trade College，Xingcheng Liaoning 125105，China）

Among Buddhism literature,including Buddist satrus and works containing Buddhism ideas,ecological ideas are expressed,which advocate abandoning killing and protecting life.In recent years,the Buddhist doctrines and Buddism literature have been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hylosophy.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by which we can realize what ecologically harmonious scences are described in the proses and poems and by which we can experience the combination of Buddhism and nature.

Buddhism literature;Buddist satrus;ecological literature

I106．99

A

1674－5248（2017）01－0095－06

2016－10－26

迟 旭（1987—），女，吉林长春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佛学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