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东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不仅感叹了世事的变幻无常，而且从中也能看出王、谢两个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当时谢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影响巨大，而且在文学上也有重大建树。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是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意识的自觉发展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一时期尤为明显。到了东晋南朝时期，谢氏文学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文学创作集团在当时文坛上崭露头角，展示出独特的文学创作个性。究其文学创作的个性化，除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还与谢氏家族的家风有紧密的联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挖掘出谢氏文学与谢氏家风的关系，共同了解谢氏文学在其家风影响下的发展和进步。

一、佛道融合奠定了其家族文学的思想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发展、玄学之风盛行的时代，这一时期在思想上呈现出融合的局面。这种情况对于谢氏家族的文学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思想都受其感染，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而谢氏子弟对于这些古代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探究，对谢氏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佛教的传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作用，无论是从形式、内容还是思想上，都带有佛教的痕迹。在形式上，通过翻译佛典发现了反切，后来周顒又发现了汉语的四声。到了南朝时，沈约、谢朓等人又将四声的知识主动地用到诗律中，共同创建了永明体这一诗歌样式，这对于诗歌音律发展而言是一大进步。谢朓的诗歌追求音律和谐，尤其是五言诗的写作与当时刘善经的《文二十八种病》中的许多观点相吻合，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等诗句。谢朓在声律方面的应用对于促进诗歌技巧的进步有很大作用。虽然后来出现了宫体诗等过分追求音律的诗歌群体，但谢朓对于诗歌音律发展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就内容而言，佛教的传入为谢氏文学发展带来了一些词语和新颖的题材内容。谢氏子弟多与僧侣有所交往。梁代慧皎的《高僧传》记载了当时谢氏子弟与名僧们的交往情况，如谢鲲与帛尸梨密多罗，谢安与支遁、道安，谢灵运与慧远、慧睿、僧苞等，这些交往对谢氏子弟有很大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佛教词语的运用和佛教文章的出现。比如“尘”字本是佛教用语，“云何名尘，坌污净心，触身成垢，故名尘。”[1]这一佛教常用词，在谢氏子弟的作品中也经常看到，从而其诗也带有一定的佛教色彩。如“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实相薄五礼，妙花开六尘”等。

谢氏子弟在佛理的研究上也有一定的造诣，这对他们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对佛教的深入了解和学习中，佛教重视静观山水的传统影响了山水诗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谢氏子弟的创作思想，把山水景物作为了他们笔下散发美与静的对象。还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清”这一文风也在佛教思想的熏陶下日益突出，从而也成为谢氏家族文风的一个重要表现。袁宏在《江左名士传》里对谢鲲的诗风进行了评论：“好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2]还有，钟嵘在《诗品》中引汤慧休语“谢氏如出水芙蓉”对谢灵运的诗歌也做出了高度的概括。除此之外，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书云》中写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用“清”字加以总结，对谢朓的诗歌风格做出了这一后世认可度很高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正是玄学之风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玄道交融，谢氏家族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政治上表现为远离官场、退隐山林，在文学上表现为清谈之风盛行。清谈的内容不仅限于玄学、哲理，还有一些对于文学的探究。如《晋书·谢安传》就记载谢安在东山隐居时，就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言咏属文”，讨论关于诗文创作等方面的知识。对文学的探究到了晋宋之际更是明显，《宋书·谢灵运传》记载“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旬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3]，在当时清谈的内容已经由谈玄学转向了谈论文学。在这种趋势的发展下，谢氏文学也带有了许多玄学的痕迹。

总而言之，佛道两种思想的融合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也是谢氏家风和谢氏文学形成的重要思想奠基。思想的大融合，不仅实现了思想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成为文学发展与升华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游山玩水的家族传统对山水诗的影响

魏晋时代不单单是一个动乱时代，更是一个审美意识高度自觉的时代。宗白华所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是不无道理的。晋人对山水产生向往，崇尚自然，追求自己的个性，并且借助山水自然来寄予自身的一些意志。当时许多文人骚客都对自然山水有着极大的向往，陶渊明、谢灵运就是其中翘楚。

东晋时玄言诗一统文坛，诗歌创作“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在崇尚自然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谢氏文学的兴起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给当时平淡无味的诗坛带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山水诗的发展离不开谢氏家族的遨游山水之家风，从谢鲲、谢玄到谢灵运、谢朓都善于在游山玩水中咏怀抒情，因此也留下了许多清新华美的山水诗佳作。

谢氏家族的兴盛，自谢鲲始，而且谢氏家族游山玩水的传统也在谢鲲时就初见端倪。谢鲲生活在西晋末到东晋初的政治动乱时期，在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他在政治上采取了远离官场的态度。另外谢鲲还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晋书》曾记载：“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5]在时代背景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下，促成了他对山水的爱好，他曾在山林沟壑中隐居。据《世说新语》记载：“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也。’此子宜置丘壑中。”[6]另一个也喜欢游山玩水并且在谢氏家族中声高名望的是谢安。他在当时声名远扬，被许多名士称颂赞扬，还得到了著名人物王导、王濛的器重。可他不愿意进入官场，在案牍中劳累。青年时代，他寓居于被称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笼其上，若云兴霞蔚”[6]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在会稽上虞的东山定居，与王羲之、许询及名僧支道林来往频繁，云游山水、赋诗作文、享受悠然自得的山林之趣。他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据考证有《兰亭诗二首》《与王胡之诗》《与支遁书》，但是能从句里行间中感受到谢安对山水的喜爱。他虽然没有留下完整的山水诗，但是对后来山水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后来在谢万被罢黜后，谢安不得已进入仕途，挽救风雨中的谢氏家族。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他自身巨大的魅力也使后代的谢氏子弟乐于向他学习，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总之，这两人的山水之游开启了谢氏家族游山玩水的传统，从而为山水诗的产生奠定了历史基础。

谢氏家族游山玩水的传统到了谢灵运这里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谢灵运在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对官场失望，产生了隐逸山水的想法。在永嘉这个山灵水秀的地方，谢灵运纵情于山水，饮酒作诗以为乐。据《宋书》记载：“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3]他游遍了永嘉的名山胜水，在山水灵气的熏陶中洗涤自己内心的郁闷不平，这一时期也是他山水诗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后来谢灵运离开永嘉，回到家乡会稽，家乡的自然风光以及自己远离官场的恬淡心境促进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谢灵运也成了我国诗坛上大力进行山水诗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诗人。谢灵运的山水诗流传甚广，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如《石壁精舍还湖中坐》《登池上楼》《入彭蠡湖口》《七里濑》《登永嘉绿嶂山诗》等，还有“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等传吟甚广的名句。然而谢灵运的诗歌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就是受当时玄学之风的影响，经常在诗歌的结尾处加上一些带有哲理的议论性文字，使得诗歌的整体意境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谢灵运之后，大力进行山水诗创作的诗人是谢朓。谢朓的诗歌以其清新的风格，给当时的诗坛带去了一缕清风。谢朓在宣城任太守时，游历了郡中的山水，并且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作品，因此后人也称他为“谢宣城”。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内容和技巧都达到了新的境界。谢朓的山水诗清新丽人，其中最为推崇的当属他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其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句更是绝妙至极，从这句诗中不难看出谢朓对于自然的观察之细、描写之真，以及他在诗歌描写技巧上的过人之处。谢朓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果说谢灵运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还带有玄言诗的痕迹，经常在山水诗的结尾加一个玄言的小尾巴，那么谢朓的山水诗则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禁锢，为山水诗在艺术上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山水诗的兴起、发展、形成一直到完善，我们可以看出，游山玩水的家族传统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谢氏文学的发展，而且打破了当时玄言诗一统诗坛的局面，为东晋南朝的文坛提供了不一样的元素，促进了文学格局的多样性。

三、书法、绘画的家族传统对诗歌技巧的影响

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4]在这一时期书法、绘画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们的一些艺术特点也对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魏晋时期，书法绘画艺术已经渐趋成熟。篆书、楷书、行书等书法形式在当时广为流行，其中王羲之的书法最为有名。另外，人物画、山水画以及一些壁画在当时也很受欢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名家名作流传于世，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影响巨大。除了这些大家之外，当时的士族大家、文人墨客都乐于学习书法和绘画，这些艺术被广泛学习，蔚然成风，对于当时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谢氏家族身为当时的名门望族，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书法及绘画方面也有自己的艺术造诣。其中，谢灵运的书法可谓一绝，“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3]还有谢朓、谢贞、谢瞻、谢道韫等都擅长书法。在绘画方面，谢氏善画的有谢庄、谢约、谢稚、谢灵运、谢惠连等，他们在山水画、人物画、宗教画、花鸟画等题材方面各有涉猎，给当时的绘画艺术增添了色彩。谢氏子弟在书法绘画上的继承学习，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书法绘画艺术的格局布置对于山水诗创作中的布局描写有重要影响，山水诗的创作中，除了意象的甄选，意象的布局也很重要。书法绘画艺术中的结构、层次等美感需求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是由远及近、由近及远，还是虚实相间、动静结合，就会成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这样也就加强了诗歌的层次感，让抽象的描写变得具体可感，甚至会使人感觉身临其境，这也就是书法绘画艺术在文学中运用的魅力所在。

在许多谢氏子弟的作品中，读者能见到那种错落有致、布局巧妙的景象，这与他们所具有的书法绘画艺术有关。比如谢朓的《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先从江水的发端写到其流向，给人一种悠远的感觉，又写了江天一色、归舟隐隐、江树离离，更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登高眺望的开阔之感，可见布局之巧妙。还有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更澄鲜”读者的脑中仿佛就会做出一幅画来，以孤屿为中心，水云日为外围景物，这样一布局，仿佛是一幅简单而又韵味十足的山水画，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这也是绘画艺术带给文学的一个美妙感染。

另外，书法绘画艺术也影响了谢氏子弟在创作诗歌中对于色彩的运用，色彩的搭配使用使得谢氏诗歌有了不一样的文学魅力。提到色彩的运用，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谢灵运，他在色彩的运用方面有着很多成果。如“铜陵映碧润，石磴泻红泉”（《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湖口》）“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这些句子，有的是红绿色搭配，有的是色彩的明暗对比，运用色彩使得诗歌带给人更多美的感受。

书法绘画艺术与诗歌的融合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也很有启发。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歌就很好地将绘画艺术和诗歌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诗意与画面皆妙的诗句，也被赋予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7]的美称。而在魏晋时，诗歌就与绘画艺术相结合，成就了诗歌更广面的发展，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深远地影响。

[1]道宣.净心诫观法[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27.

[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84.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127，221，19.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3，177.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1378.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112，138.

[7]苏轼.东坡题跋[M].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2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