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

薛永年

薛永年，1941年生，北京市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编委，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奖获得者。原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和研究生部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台湾艺术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书画史论丛稿》、《晋唐宋元卷轴画史》、《蓦然回首——薛永年美术评论》、《中国美术简史》，担任《世界美术全集》副主编。

书法作品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文史翰墨：中华诗书画展，澳门艺术博物馆的龙集壬申：学者书法作品展，天津美术馆的含英咀华：中国当代美术史论家文献墨迹展等。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民族自信心、文化自觉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中，连通传统血脉的书法艺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显著的标志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和优秀的书学研究成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先生就是这些理论家中的佼佼者。虽然，薛永年先生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美术史论方面，书法研究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但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高度、视野的宽度，还是研究方法的切合度、讨论问题的针对性及现实意义，薛永年的书法研究都具有代表性，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捧读薛先生在不同阶段所写的书法史论鉴赏批评文章，发现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学术的亮点。他以今研古，借古开今，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精神内容与风格形式并重，书内造诣与书外功夫兼顾的洽学特点也越来越令后学叹服。

作为科班出身的老一代著名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的书法研究，是其美术史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成果是对书法的专门研究，而大部分对文人画家画派的研究也都包括了书法（如扬州八怪），他的书画鉴定鉴赏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书画是结合在一起的。更应该注意到，薛永年先生的书法研究一直是与书法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学习基本知识的中小学时期，还是学有专攻的大学阶段；无论是早期在吉林从事文博工作的岁月，还是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史论教学和研究的时期，他一直坚持书法实践，尤其是攻读研究生学位，专门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后，仍然一如继往地坚持走书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或许可以这样说，他是由爱好而实践，由实践而理论，由于他开始爱好的是书法篆刻美而不是理论，随后为搞清书法篆刻美和它的真伪高下及来龙去脉才研究史论，所以一直坚持书法理论与实践并行。也正因为薛先生有着实践的经验体会，他的研究才能鞭辟入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研究上尽管也不忽视书法发展演变的外部条件，但却更重视本体研究的深入，重视艺术规律的把握。

少年时期的薛永年就非常喜欢书画篆刻，自幼读书习字，走的是先帖后碑、碑帖双修之路。开始是从赵孟烦入手，学王羲之帖学一路。薛先生生于北京西城，家在护国寺附近。护国寺（元代称崇国寺）里有赵孟烦楷书碑刻《崇教大师演公碑》，先生少年时经常和同学们前往观摩，并传拓其碑，将拓片按偏旁部首分类剪贴成范本学习。又临习珂罗版《怀仁集字本圣教序》，追摹王羲之书法。考取北京中国画院学习班后，薛先生听取画院画师马晋先生的指教，习画的同时，临习汉隶《张迁碑》、《西岳华山碑》。高中毕业考取中国最早的美术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大学本科阶段将习书的重点放在魏碑上，曾两次赴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得到《龙门二十品》拓片，还动手拓了《孙秋生》、《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等造像铭，课余不断观赏，时加临习。

大学本科毕业分配至吉林博物馆从事文博工作的十几年中，薛永年先生仍然坚持书法的研习。“文革”期间，由于擅长书法，他奉派担任诸多展览的陈列布置工作，结合办展练习书法，是他这一阶段的独特经历。为了美观，展览需要各种字体的搭配，如用魏碑写大标题，用隶书写小标题，用楷书写说明文字等，于是薛先生诸体并练，除继续临习《龙门二十品》《张猛龙》、《史晨》、《华山》等汉魏碑刻外，楷书主要学欧体，临习《九成宫》、《化度寺》，研究过《虞恭公》、《皇甫诞》以及小欧的《道因碑》。

1978年，薛永年先生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重回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美术史论。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多年担任美术史系主任。执教后的薛先生教学研究工作繁忙，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习书。教学、研究和书法实践三位一体并进。在取得丰硕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的同时，书法水平也随之提高。明显的变化是进入了多方吸收参悟融化阶段，一面消化吸收汉魏碑刻和唐楷的营养，一面着手于米芾等宋人行书的临习，探索将行楷融入魏碑，追求碑体行書的新面貌。上世纪80年代正值“书法热”兴起阶段，在老一辈书法家朱丹组织下，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书法小组，作为小组成员，薛先生经常与朱乃正、王镛等书画家切磋书艺，颇受同道启发，眼界也随之拓宽。他既重视传统也关注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常写行书，米中参欧或参以北碑。

数十年持之一贯的书法实践，尤其是书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理论思考带动书法实践，以书法实践促进理论思考，使薛永年先生的书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观其书札诗稿，书卷气扑面而来，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反映着深厚的文化修养。薛永年先生的书法，可谓当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书，碑帖双修的实践使其书作既含碑的庄重大方，又具帖的灵动潇洒，米字和欧字兼融互补，严谨而又活脱。薛永年先生又擅匾额楹对的书写，所题端庄遒逸，气象正大。更难能可贵的是，薛永年先生在创作道路上渐入人书俱老之境，所作日见老辣苍浑，自然凝炼，绝去雕饰。

薛永年先生又擅篆刻，与书法相同步，篆刻也始于少年时代，初中三年级开始自学，从汉印入手。高中时期周末在北京中国画院学习时，得到马晋先生点拨。大学时代曾受美术研究所王曼硕、温庭宽先生指导，同时问学于中央美院书法篆刻教师刘冰庵。他习印几十年，至上世纪90年代因眼花而被迫停止。薛先生篆刻大体脉略是汉印筑基，由邓石如而吴昌硕参以齐白石为主线，浙派、赵之谦、黄牧甫为辅线。观其多年前所刻印章，刀法圆转精熟，无怪异之习，气象骏迈，变幻多方，或中锋直入，或冲刀切出，疏密有致，章法自然。学而善化，师齐白石，得其刀法雄劲；师吴昌硕，得其古朴浑厚；师徐三庚，得其疏密有致。

综上所述，薛永年先生数十年的书法篆刻实践，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但他志在学术，从未想作一个专门的书法篆刻家，多年来一直视书法篆刻实践为学术研究的余事。所谓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艺术理论家的份内之事，是从事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素养。薛永年先生于书法篆刻，各家各派兼学，目的是熟悉各种艺术风格，用于作品的评鉴。他对古今书法篆刻的评判分析之所以如此鞭辟入里，正是得力于书法篆刻实践的深刻启迪。他对古代书论的深入分析，对书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入探究，也得力于书法上的切身体会。

薛永年先生的书法研究，大致分理论研究、书画史研究及书体风格与鉴赏研究三个方面，其理论基础间接来源于当代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和宗白华。邓以蛰和宗白华都把书法纳入理论视野，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薛永年读大学本科期间，受业于美术理论家王逊等先生，王逊出邓以蛰门下，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创系主任，主讲包括书法在内的美术史，他的讲论十分透彻，又专开古代书画理论，课上专门介绍邓以蛰的《书法之欣赏》，阐述意境和形式的关系。王逊是一位治学严谨，重理论思辨的学者，强调理论思维和逻辑性，强调概念的层次。邓以蛰、王逊师生的艺术理论及研究书法理论从书体、书风和概念、范畴入手的主张启示了初踏洽学之路的薛永年。同时，他又受到本系教师（后调中央工艺美院）尚爱松先生的指点，尚爱松是宗白华的学生，经常向同学们介绍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并向薛永年推荐宗白华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宗白华关于书法美学的阐述给青年薛永年以很大影响。

薛永年的书画史研究渊源于近代文献学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印证、著作与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史学方法。在这方面，他直接得益于著名美术史论家金维诺先生。通过聆听金维诺讲授的《隋唐美术史））、《书画史典籍概论》等课程，薛永年学到了把书画作品与史论著作及其理论认识放回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将史论著作与当时的艺术实践联系起来思索的方法。

在书体演变、书风发展、个案研究和书法艺术精微之处的理解等方面，薛先生受讲授书法和书画鉴定鉴赏的张珩、徐邦达、启功等先生影响尤深。如启功先生对书法结体视觉平衡的精彩讲解，张珩先生从书写几案高度变化认识唐宋书风之变的洞见，徐邦达先生从材料、书写技巧、个人习性等方面对书法个人风格的分析，都对薛永年后来的书画鉴定和书画鉴藏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薛永年先生的书法研究大致可分為三个阶段，一是大学时代的基础阶段，二是在吉林博物馆的积累阶段，三是返校攻读研究生留校后的收获阶段。

1962年初，邓以蛰向故宫博物院捐献其先祖邓石如书法遗墨，故宫特举办邓石如书法展，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学生的薛永年看了展览，引发出研究的兴趣。在王逊、李松涛等先生指导下，他以展品为线索，根据前辈陈垣《吴渔山年谱》、汪世清《渐江资料集》提供的方法，系统地整理邓完白文献，编出《邓氏诗歌、书法、篆刻作品编年》一书，对邓石如诗歌、书法、篆刻进行了考订、分类、归纳。此书虽没有出版，但通过收集整理考证邓氏作品，薛永年受到了很好的基础训练。《邓氏诗歌、书法、篆刻作品编年》不仅系统地考察了邓石如的人生轨迹和艺术进程，而且锻炼了个案研究入手的方法，为薛先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学生时代的薛永年已认识到收集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准备和必要步骤，并掌握了收集、考订、分类、归纳的方法。在研究邓石如的同时，他又自学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书论，对疏密、方圆、刚柔等理论范畴有所领悟。

在吉林博物馆工作期间，由于“文革”原因，没有专门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薛永年先生将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学上，阅读了大量的古代书论画论如《王羲之评传》、《书法正传》等，边读边写，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此期间他曾应邀为吉林艺专学生讲授楷书写法，并编写了《楷书写法》讲义。

返校攻读研究生毕业留校，标志着薛先生学术收获期的到来，他几十年间撰写的诸多有份量有影响的书法研究文章。稍加整理归类，可分为古代书论研究，书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个案研究，书画鉴定与书画鉴藏史研究，围绕国家重点课题必要部分的书法篆刻研究，以书入画、书画关系和书画金石跨界问题以及有关当代书法的评论几个方面。古代书论研究方面有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一为《窦氏兄弟与书论》，前者写于1984年，后者写于1993年。上世纪80年代初，因有日本和法国留学生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诺安排薛永年开设“中国书法理论史”课程。当时书法界较为重视理论诸如书法性质的探讨，但研究书法史者不多，特别是对某一历史时期书法理论的研究尚未开始。薛永年根据备课内容，撰写了《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系统分析总结了这一时期书法著述史论结合、创作与欣赏并重、品评类著作为主等特点，围绕此时期书体与书势、质妍古今之争、书评与书品、书道与笔阵等概念与范畴，梳理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发展的脉略，探讨涉及书法理论的根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如书法社会功用、书法艺术的源泉、书法艺术美的特点以及书体与书风的关系、书法艺术风格的创造等等。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诸多前辈的高度评价。如杨伯达先生中肯地评论说：“薛文对这一阶段书法理论的不同论点进行比较分析，还大胆指出其已达到的深度与不足，特别是对参与‘古质与‘今妍之争的虞和、宋齐之间的王僧虔以及梁武帝萧衍等人观点的评价，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公允的结论。”事隔多年，笔者为撰写《新中国书法六十年》而检索阅读众多书论研究成果时，发现了这篇认识深刻、论述全面、逻辑周密、言简意赅的论文，仔细研读之后，感到它可以算是20世纪古代书论研究的典范之作。而《窦氏兄弟与书论》一文，也是在讲授唐代书论的基础上整理成文的。是从窦氏兄弟书论中“老”、“嫩”、“细”、“熟”、“沉浮”、“肥瘦”、“险稳”、“快慢”等概念用语的明确界定来讨论书法理论思维在魏晋运用比喻之后到唐代更多的使用抽象概念的划时代发展。文章认真总结了唐代书论家从事书法理论思维的经验，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重新认识古代书论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薛永年先生书法理论与实践关系成功的个案研究首推《谢朝花而启夕秀——董其昌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一文。1992年，美国举办“董其昌国际讨论会”，因薛先生多年讲授包括书法在内的明清美术史，故了解情况的筹办专家伺惠鉴邀请其撰写专文到会发表。该文着眼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拈出董其昌理论认识上不断“悟入”的主因是鑒赏和临习实践中，从刻本到墨迹“悟入微际”。董其昌虽主张禅宗式“顿悟”，但他的书法理论与实践却是“渐修”的结果。该文还依据董其昌成熟时期的作品，联系他对“奴书”的批判，对“淡”的崇尚，提出“离合论”和“生熟论”，指出董其昌成为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书家，主要在于把赵孟烦的古典书风作为超越对象，借助个性化的北宋书风进行创造，一方面避免了走向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某些个性派书家矫枉过正丢失内美的狂怪怒张。该文最令人叹服的是通过董其昌的个案研究，以大观小，小中见大，总结了通过学习墨迹突破帖学翻刻流弊的历史经验，点出晚明在王阳明心学陶融下的书法创新实际有两条路，除去张瑞图等新理异态的那种求“浓”的路之外，还有董其昌这种求“淡”的路。对全面了解明代书法的丰富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薛永年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多年的书画鉴定实践中练就了一双慧眼，精于书画鉴定也是他有别于一般理论家之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书画热的兴起，作品的鉴赏解析和真伪鉴定成为一种显学。曾对鉴定有过深入研究、实践经验丰富的薛永年先生率先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书画鉴定课程。自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委托主持培养书画鉴定研究生以来，在薛永年先生的积极努力下，中央美术学院形成了我国第一个高校书画鉴定研究的教学中心点，采取馆、校专家合作的方式，以深入研讨学理与接受传统经验并重的思想为指导，编写教材，整理研究中外鉴定专家的成果、经验与方法，使这一专业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重要学科，继续扩大招收书画鉴定与书画鉴藏史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薛永年先生结合教学，书画鉴定和书画鉴藏史展开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宏观式的基础性研究，理论成果有《书画鉴藏史研究刍论》等；二是书画鉴定方法论研究，理论成果有《古代书画鉴定方法研究导论》等；三是近代鉴定家及其经验研究，理论成果有《20世纪古书画鉴定名家方法论》等。三方面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操作，从古今到中外，对书画鉴定鉴藏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

围绕国家重点课题必要部分的书法篆刻研究是薛永年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他参加了以王朝闻为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任清代卷主编，并撰写了“清代书法篆刻史引论”和“清代篆刻”等内容。在阅读印人传、印谱、印跋过程中，薛先生发现了一些学术问题并作了深入研究，如篆刻的社会化与印人的职业化问题，“印宗秦汉”与“自我作古”问题，“印外求印”问题等，这些问题关系到篆刻艺术从文人化到职业化、传统与创新、篆刻艺术与印外功夫等不同的方面。与书法研究相比，学术界在篆刻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薛永年先生的清代篆刻研究填补了一些空白。薛永年先生还参与了杨仁恺先生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书画》的编撰，负责隋唐部分，此书特点是结合新出土实物，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体系发展和实践演进的过程中观察书画史脉络，活现了古代书法的风貌。

视野宽阔，注重艺术门类间彼此的关系，这是薛永年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他一直将以书入画、书画关系和书画金石跨界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侧重点之一。早在1988年，针对85美术新潮中出现的以画衬书、以书作画等当代的以书入画现象，薛先生及时发表了《以书入画之我见》一文（原载《江苏画刊》1988年第3期），分析了当代实验性中国画效法西方，从表面上学习中国书法并以之入画的原因，指出西方画家的以书入画是借中国书法符号表达西方现代艺术观念，而与传统的以书入画大相径庭，进而指出“以书入画”的传统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强调“以书入画”贵在书画相通，二者笔法运动变化的丰富多彩而又对立统一是其内在特点，阐明传统的以书入画是以笔势的运动带动丘壑山林形象的创造，主动将书法挥运的一次性、程序性用于绘画，讲求笔势的起承转合，讲求物我合一，以笔写心，心与物合，造化在手，提醒当代人应学习传统“以书入画”的精髓，而不要只是浮浅地借用。为了进一步阐述书画之间的关系，薛先生特撰《画法关通书法津——也谈石涛的一画论》（原载《美术研究》1988年第一期），旁征博引，从晋代卫夫人《笔阵图》、唐代张怀瑾《书断》、元代郝经《陵川集》等典籍中找出以道论书和有关“一画”的论述，继而结合石涛《画语录》的“兼”字章，分析石涛一画论的内涵，指出一画论实际是兼书画而有之的理论。石涛以一画论为核心的全部绘画思想的形成，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书法与书画异同的深究。一画论正是以书入画，以书论入画论的结果，正是画法“关”通书法“津”的解处。首次揭示石涛的一画论与书法艺术内在关系，这是此文的重大贡献。

薛先生金石书画跨界问题的研究以《明清金石拓片与书画结合的博古画》（2007年在美国夏威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金石全形拓与缶庐博古画》（2007年9月发表于吴昌硕书画篆刻国际学术研讨会）、《黟山派杰出印人黄牧甫绘画浅论》（刊于《广东绘画研究文集》为代表。前两篇论文针对19世纪后期出现的以青铜器拓片为花鸟画组成部分的美术作品，结合吴昌硕等人的尝试，对金石博古画的类型、创作使用的综合手段与形成的视觉样式等问题，尤其是在特定背景下，金石学对绘画的渗入，新的视觉观念和受众需要等金石博古画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后一篇论文探讨的是印人的绘画，角度新颖，发前人所未发，对全面了解黄牧甫的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薛永年先生对书法既从历史方面进行纵深研究，又密切关注其当代发展状况，他曾应邀对当代书法群体现象，对有独特风格的书家、书法批评的标准、书法界关注的日常书写等问题，撰写评论发表意见，完成了《清新的圳风（深圳八家书法团体述评）》《蛹扁书的创造与现代书法艺术——陆维钊的划时代贡献》《朱乃正书法的明法善处与出新》《质朴浑成造意新——王镛的书法篆刻》《手札与面目——看齐白石“日常书写”的启示》等篇章，力求古今贯通，弘扬传统，支持出新。他立论平实，不忽视视觉，更重视文化。2003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以招收和培养艺术创作实践类博士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部，薛永年先生担当主任一职。参与书法博士生论文指导的经历使他长期置身书法研究前沿，为培养书法史论与书法创作结合的新一代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薛永年先生应邀参加了2008年《美术观察》发起的书法当代标准大讨论，在讨论中，他发表《书法当代标准的“三性”》一文，肯定了讨论书法当代标准的意义，告诫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在建构书法当代批评标准时，要注意三性即“历史积淀性、所处时代性、本人艺术个眭”的内在联系，对原有的过于简单的标准进行修正。书法当代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参与讨论的数十位专家各抒己见，薛永年先生提出的“三性”既注意到书法的历史恒常因素，又考虑到时代的发展和书家的个性创造，已成为研究书法当代标准的重要依据。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永年的书法史论批评研究与他的绘画史论批评一样，追求“学以修身，学以广才，学以致用”，虽然他没有系统的书法史论著作，但在部分时代的断代书法篆刻史研究，以及重要的书法经典及其概念范畴的研究上都有突出的贡献，获得了业内外一致的赞赏与推崇。在书画鉴定方面，他总结的“致力于一体两端（知真与知伪）、”把握好两种资源（实物与文献）、“掌握三种取向（风格比较、流传考订、名物制物验证）、”“注意于四大参照系（美术史、考古学、国外鉴定方法、新的科学技术）”等鉴定要点为后学者从事这一研究提供了入门的捷径、求真的津梁。薛永年先生对当代书法的讨论评介富有问题意识，富有历史感与自觉的文化意识，他重视传统的当代转化，思考深入，持论中肯。薛先生在多年研究与创作过程中形成的以今研古，借古开今，以大观小，小中见大，识其大要，鞭辟入里，精神内容与风格形式并重，书内造诣与书外功夫兼顾的治学特点，值得后来者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