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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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叔叔从梨树上摔下，断了股骨。婶婶为了赚钱，去医院当护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百五十块钱。做了一个多月，婶婶回来说：“累得像条狗，分不清楚到底谁是病人，谁是护工。”婶婶五十一岁，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问为什么不去女儿家养老，婶婶说大女儿家尽管办厂，可生意不好，只亏不赚，她开不了口；而小女儿是离婚再嫁，家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婶婶准备休养几天再回医院，没有办法啊，要去捉点钱回来，社保金一次性交了好几万，都是向人借的。

婶婶反复将“赚钱“说成“捉钱”，能捉一点是一点，好像这世上的钱很多，堆成了一座山，只要体力好，谁都能够捉到它们；又好像钱就像竹篮里的水，水里的鱼，捉啊捉，捞啊捞，怎么也捞不上来。

婶婶矮胖，稍走几步路就气喘。前几年做完宫颈手术后，以为自己命不久矣，时常唉声叹息，骂骂咧咧。虽如此悲观，照旧大吃大喝。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害怕啊。她怕疼，怕死，怕这个那个，怕没有钱。从前，她也怕过。在她还年轻，刚刚生下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她像个通缉犯那样东躲西藏，躲到深山守林人的木屋里，藏到遥远的海边亲戚家。白天不敢出门，晚上行藏不定。

“那可是半夜三更啊，他们把我像阉猪一样阉掉了，扔在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冻死人啊。”婶婶每提及此事便骂声不绝，说那些人坏透了，良心都被狗吃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刚动完手术的妇女呢。

其实，不是他们抓到她，是婶婶自己缴械投降的。那个寒冷的冬夜，婶婶上半夜抵家，下半夜他们就闻着气味赶来了，被塞进一辆面包车里，家里人还没反应过来，面包车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