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颖+李莉

摘要：操纵学派早期主要关注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对比较文学翻译的影响，后经历文化转向与权力转向，更加注重权力与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操纵学派虽扩展了翻译研究视域，但过于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等文化外部因素对翻译策略、文本选择的操纵，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操纵学派；文化；文学翻译；意识形态；权力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从被视为文艺学研究的范畴归为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之后，由于语言学范式下的研究层面停留于语言层次分析，忽略语篇语境等语言外因素，翻译研究逐渐僵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迎来了“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逐渐转变为文化研究角度，翻译的文化学派由此兴起。虽然操纵学派是早期文化学派的一支，但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赞助人、权利的操控等对于近期的研究仍具有借鉴意义，文化角度的翻译研究仍在继续。

一、早期操纵学派发展历程

早期操纵学派的发展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主。1978年，特拉维夫学者Itamar Even-Zohar在其论文《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中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系统本没有主次之分，只是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看重要性不同。有时文学处于主要地位，有时处于次要地位

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之上，以Lefevere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开启了操纵学派的大门。

“操纵学派”真正得名是在Hermans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论文中，突出了对目标语文学的地位，并由关注原文本转到关注译语文本。他认为，“从目标文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①同时研究文学翻译的也有Mary Snell-Hornby，发表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论文集，虽言辞激烈，但承认了操纵学派的主流地位（Hermans，2004）。②1976年在Leuven召开的会议、1978年在Tel Aviv的会议以及1980年在Antwerp的会议，是三次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会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成立（ICLA），组织者主要包括Lefevere，Hermans以及Lambert等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广泛传播了操纵学派的观点。1992年，《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包括了一系列之前在Warwick会议上的文章，文化转向成为核心词汇。③并在此书的序中，Lefevere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并且从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角度阐释了翻译适于译语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翻译研究应与权力、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联系起来，加强或减弱现有意识形态或诗学的各种尝试做法。”而且“翻译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如何控制文本使之融于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④为了进一步说明翻译的被操控性，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⑤一书中，Lefevere（2004）详细介绍了赞助人、诗学及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改写”（rewriting）概念，将操纵学派的理论引向高潮。

操纵学派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支点，“最关心的不是译文应该如何译，而是为什么被翻译成了这样子。”⑥翻译总是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当时诗学影响下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从而使译文更易被译入语读者、译入语文化所接受。“改写即操纵”⑤。Lefevere（2004）⑤认为诗学不但指有关文学的体裁、主题以及象征等文学手法，还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在这本书中才系统的解释诗学，但早在1982年在他所写的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一文中就用诗学观点分析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的翻译，论述了原文的改写对文学理论以及文学作品的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翻译形式与主题，影响译者的选择。意识形态既指个人自身的思想也指外界社会主流趋势。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會关注目标文化，翻译出能够受到广大观众所能接受的文本。但翻译不可能是客观中立的。相反，翻译总会或多或少的带有译者个人的思想，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到翻译中去。赞助者则指能够阻碍或促进文学阅读、写作以及改写的力量，既包括人也包括机构。赞助者多指出版商，可以通过控制文学作品的出版而控制文学翻译的方式，并且他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更加关注主流意识形态。

操纵学派发展至此，更加注重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翻译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的任何阶段，若语言学与意识形态或诗学冲突，意识形态与诗学通常是胜利的一方。”⑤因此，操纵学派发展后期更关注复杂背景下的翻译，而不是简单的比较文学作品。

二、从全面文化转到权力转向

随着女性主义浪潮迭起，以及美苏冷战的继续，学者关注到了性别平等、文化平等、以及由女性平等而延伸的翻译中译者的地位。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较量是学者讨论的焦点，同时，美苏冷战后期，在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翻译被视为殖民文化的产物。

Toury将视角放到了整个大社会背景下，在《翻译中规范的性质和作用》（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⑦中，他对翻译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翻译在整个文化中的作用，认为翻译以社会文化的功能为导向。“因此，‘译者关系（translatorship）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能够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活动服务。（Toury，1995）”

另一方面，译语文化对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无论翻译是以原语为标准还是以译语为标准，都会根据译语文化接受度作出相应的改动，这也就是早期操纵学派所提出的“诗学”作用，译语文化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也体现在Venuti（1995）的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中。译者之所以称为隐身，是因为当时认为翻译的作品应使目的语读者看起来不像是一种“翻译”，而是译者的原作，由此译者这一翻译的身份就被抹去了。Venuti反对霸权文化，反对译者隐身，倡导异化。通过研究，他发现美国为扭转日本在本国国民心中的形象，会运用权力把不符合要求的文学作品排挤到边缘地位，有选择性的英译日本文学作品，从而达到自己外交的目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反强势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但是否强势文化就一定要反对呢，如果过度异化，译文流畅度、可读性势必会受到影响，那么翻译活动的本质就会被曲解，翻译就会沦落为文化权力斗争的手段。

权力受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制约，跨文化交流已势不可挡，跨文化翻译也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部分，这一点在Hermans（2007）的《跨文化侵越》（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对翻译活动不同方向的解读中可以体现出来，包含了从中国到西方、从系统到多语种的翻译研究。同研究权力的还有MariaTymoczko与Edwin Gentzler，在他们合著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一书中，明确提出“自文化转向之后，翻译新方向的动力就是权力。⑧”在权力的操纵下，翻译有时会故意省略信息，有时也会传达一种隐藏的信息。权力与意识形态互相操纵，进一步提出文化操控下的翻译其实是权力操控的翻译，译者参与到了塑造社会形态的权力行为中，翻译也因此跨入了权力转向。

三、结语

操纵学派从文化中发展而来，使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重获活力。操纵学派以比较文学的研究为开端，将外界对翻译的操控因素归结为诗学、意識形态以及赞助人。

现在虽然很多操纵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都已不在，但以文化为角度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及主要观点还是影响至今。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前进，由权力而衍生的权力操控以及政治方面意识形态的操控成为现代学者关注的对象。Chifane Cristina⑨从儿童文学入手，研究了历史、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提出宗教以及道德标准是影响早期儿童文学翻译的主要因素。

但操纵学派也有其局限的一面。它过于强调译入语文化以及文化外界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近期又过于强调权利的操控，容易忽视原语文本本身的价值以及翻译活动的本质。

[注释]

① 魏家海. 操纵学派译论综观[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15（3）：29-32.

②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③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

④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C].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2.

⑤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C].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

⑥ 张园园. 翻译就是操纵——操纵学派综述[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9（3）：81-82.

⑦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53-69.

⑧ Tymoczko， M.& Gentzler， E.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⑨ Cristina， C.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s in Translating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J]. Economic Sciences Series， 2014， XIV （3）： 82-86.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