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江

摘 要：1932年6月24日，以留学西方知识分子和激进军人组成的民党发动政变，结束了拉玛王朝150年的绝对君主制统治，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此后，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权力纷争加剧，1934年，七世王以治病为由远赴英国，并在未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逊位，王位空缺。以民党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并无趁势彻底推翻王室，而是根据王室族谱迎请新的继承人登基。本文旨在以历史的角度，从当时泰国内外形势切入，浅析泰国社会精英缘何没有选择共和道路，而是对王室加以扶植维护，为其在泰国政治和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埋下伏笔。

关键词：泰国王室；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度；逊位

一、泰国1932年政变的历史背景

早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暹罗（泰国旧称）以前，泰国的经济形势就已令人堪忧。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抢夺东南亚殖民地的年代，泰国出于国防需求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拉玛王朝六世王在位期间（1910-1925），泰国遭遇连年旱灾，大米欠收，出口收入锐减，加上宫廷生活奢靡无度，致使社会百业衰糜①。1912年，一批激进文官和军人发动试图推翻六世王的“拉玛王朝130年政变”。这场失败的政变并没有促使六世王在民主政治改革上前进，反而加大中央集权，巩固绝对君主政体。至此，拉玛王朝的社会地位从五世王的鼎盛时期逐渐显露衰败之象，六世王的表兄丹隆拉差努帕曾写道，“六世王掌政末期，五世王树立的王室威望分崩离析，王宫大臣对王权逐渐丧失敬畏之心，国库亏空严重，官员贪腐成风”②。

1925年七世王即位时，接手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对泰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库已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筑。为扭转颓势，七世王下令削减军费和行政开支，大幅裁减公职人员，并出台减少薪酬、增加赋税等政策。上述政策收效甚微，反而激起军队和官员普遍不满。加上七世王任人唯亲，政府重要部门负责人及身边顾问团成员几乎都是王族成员，鲜有平民官员③，以至阶级意见传导不到王宫，政策头痛医脚。其间，以比里为代表对西方立宪制度报以向往的一批留学欧洲的文职官员，暗中拉拢军中激进势力，于1932年6月24日在国王离开曼谷赴华欣行宫时发动政变。七世王迫于形势接受了民党关于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颁布临时宪法，并下令组建议会。至此，泰国近700年的绝对君主制统治画上了句号。

在新政体下，新旧势力围绕权力利益纷争不断，军人力量不断壮大，王族勢力虽遭削弱，但仍存复辟的野心。1934年，对时政和王室未来心灰意冷的七世王以治疗眼疾为由远赴英国，并在未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情况下逊位，泰国王位出现真空。此时，发动政变的改革派势力并无趁虚而入，一蹴而就断绝王室气脉，而是根据王室族谱，迎请一个远在瑞士的七世王年仅9岁的侄子阿南塔继位。

二、1932—1934年间，泰国王室地位在波谲云诡的政局中跌入谷底。1932年中政变发生后，七世王一度处于极度忧虑之中，担心自身会被改革派杀害，在给其侄子写信时他曾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可能正将死去”④。在七世王舍弃江山家业而不顾，主动逊位的情况下，以民党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和社会精英为何仍决定保存王室，其原因要从当时的泰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来考量。

首先，1932年民党发起的政变，不是一场源自草根的大规模起义，而是一批以留洋海归公务员和激进军人组成的民党发起的兵不血刃的夺权行动，民党成员仅有115人。从民党政变后发布的公告中关于“自由、平等、教育”等诉求上看，政变的目的并不是推翻王室，更多的是以比里为代表的一批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怀有憧憬的海归青年为了救国所作的尝试，是新兴权贵和留洋海归精英从绝对王权中获取部分权力的努力。参与此次政变的，甚至还有不满现状的王室成员。虽然国王因任人唯亲和治国不力受到权力中心圈的官员诟病，但民间并没有形成反王室的思潮。相反，七世王执政后努力修复王室奢靡无度、脱离国民的形象，派遣王族成员赴农村救穷济贫，传授先进农耕知识，其本人也赴各地体察民情。此外，他还创立了国王给大学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的传统，旨在拉近社会精英与王室的关系。七世王当政期间，泰国社会未发生过自下而上的大规模针对王室的批判运动，王室在广大国民心中仍然自然地而神圣地存在，民党的政变缺乏彻底推翻王室的民意基础。然而，七世王的救国措施未能赢得改革势力的耐心，政变终于爆发。此次成功的政变以“不流血”而著称，“曼谷民众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若不收听收音机，其他地区国民对此也并不知情，这场政变似乎没有引起民众过多的反应和兴趣”。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调整”⑤。

第二，当时的民智发展程度远未及实行共和制的成熟条件。泰国虽从拉玛王朝五世王时期就注重向西方学习，并派人赴欧洲留学，但能有此机会的人群主要是王室成员和贵族高官。广大的国民仍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为主。作为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七世王，“也曾提出在泰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想法，但在枢密院的建议下，仍觉得泰国国民还没有做好接受民主制度的准备” ⑥。成功夺权的民党领导人比里晚年也承认发动政变的仓促和不成熟⑦。政变日当晚，民党紧急召集政府部门要员开会表示，“民党成员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在民选政府产生之前，希望各部门各司其职，维护国家正常运转” ⑧。民党虽在政变成功后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口吻强硬，表示“如果国王拒绝接受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建议，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方式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实行共和制度。”⑨，但对广大国民来说，“立宪”、“共和”仍是过于时髦的词汇，除了欧洲留学归来的王族成员和部分政府公职人员外，从未接触过西方文化的泰国农民似乎是这场政治事件的被动观众。民党也担心国王真的逊位而出现政治真空，所以在呈请国王接受政变现实的请愿书中将相关表述改成“如果国王拒绝出任立宪制下的君主，民党将迎请其他王族成员登基”⑩。民党虽求变心切，但也深知当前社会尚未形成一股能维持国家稳定的和发展的强大政治力量，王室的存在至少仍是王国维持统一的象征，民党并不希望，也没有能力治理一个没有王室“坐镇”的国家。

第三，保全王室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免受殖民势力瓜分的需求。自19世纪初起，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就在东南亚划分势力范围。拉玛五世王执政时期（1868-1910），缅甸、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邻国都已沦为英国或法国都殖民地。泰国之所以在殖民潮中得以保全自身，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殖民的国家，得益于拉玛四世王和五世王高超的外交手段和能力。在王室的主持下，泰国巧妙利用英国和法国在扩张势力范围问题上的矛盾，于1893年和1909年分别同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法暹曼谷条约》和《英暹条约》，通过放弃部分非关键领土，成功说服英国和法国把泰国作为英、法在中南半岛势力范围间的 “缓冲国（buffer state）”。五世王朱拉隆功是开辟泰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代英主，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并作为泰国首个出访欧洲列国的君主，建立了泰国王室同欧洲各王室特别是英王室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通过同西方列强建立外交和经贸关系，泰国很好地融入了由西方主导的贸易和安全体系。

政变后，民党领袖比里等人十分担心新的立宪政权是否会得到英国等大国的承认。当时的外交部的高官表示“只要七世王不逊位并接受政变结果，新政权的合法性就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B11”这意味着王室与西方殖民帝国所签定的关于确认泰国主权和领土范围的条约仍然生效，无需重新谈判，也规避了可能沦为殖民地的风险。此外，中南半岛各王国之间在历史上虽时有纷争，但20世纪初以来，泰国因先行向西方学习并迈出了现代化的一步，泰王国在地区王国中强大地存在，老挝、柬埔寨等周边王国均对泰王室俯首称臣。保持王室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保持国家在地区的威信和影响力，避免国内陷于内乱，不给邻国创造趁势起兵之机。

第四、保全王室亦有抵御共产主义思潮在泰国的传播的需求。1920年代，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共产主义思潮在东亚地区传播发展，中国、日本都纷纷爆发共产主义运动，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1927年，中国爆发国共内战，国民党实行“清党”和对共产党“围剿”政策，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西南边陲省份逃入中南半岛，成为共产主义思潮在当地传播的先驱B12。对当时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多数中南半岛国家来说，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最终建立，有助于抗衡和推翻殖民统治。但未受殖民统治的泰国则对此持谨慎态度。1927年，为限制共产主义思潮在泰国的传播，泰国在刑法中增加了相关条款，明确“禁止传播亵渎王室或引起社会不同阶层不睦或仇视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理论”，违者最高处以10年监禁并罚款5000泰铢。1929年，泰国共产党秘密成立。1930年，越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1933年，刚刚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在七世王的御准下颁布第一部关于禁止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法律《共产党法》。

泰国对“赤化“的恐惧情绪也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1933年，比里在国会提出的旨在重振泰国经济的土地改革计划被称为“共产党人的计划”，比里因此被保皇势力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而流亡法国。七世王的表亲巴翁迪亲王也以立宪政府有“赤化倾向”为由，借保护王权之名发动企图推翻宪政政府的政变。上述事件从侧面反映出泰国社会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抵触立场。鉴于王室与共产主义思潮的天然敌对关系，保全王室是当时根基尚弱的各派政治势力保全自身阶级利益最现实的保护伞。

第五、王室是各派政治勢力笼络民心，制衡政敌的倚仗力量。比里在领导民党推翻国王绝对统治后，民党内部的军人势力和文官势力出现分裂，比里被党内军人势力排挤和孤立，期间还因“共产党人”的嫌疑短暂流亡海外。刚刚摆脱绝对君主统治的泰国面临军人独裁的新威胁。1933年，民党文官势力发动政变，推翻军人势力政府，比里才得以返回泰国。与此同时，心有不甘的保皇派也曾做出复辟的努力。泰国各派政治势力在适应没有国王掌政的调整期中寻找稳固自身地位的砝码，然而当时泰国各派新兴政治势力，并无一方有统领政局的实力，倚重王室的现有威望才是取得权力合法地位的捷径。各派势力在以传统王权为中心的利益体系下相互制衡。改革派也深知自身实力微弱，极力修补和国王的关系，避免保皇势力大规模反扑，或国王突然宣布逊位而引发西方国家不承认民党政权合法性的困境。

政变后不久，为了恢复王族势力，七世王利用各方拉拢自身的需求，多次以逊位来恐吓改革派，威逼对方对自身关于逐步恢复王权的诉求做出妥协。国王并曾向泰国政府时任英国籍经济事务顾问詹姆斯·巴克斯特（James Baxter）坦言，“逊位恐吓是他手里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改革派需要通过挟持我来压制保皇派的反扑行动” B13。但随着七世王以“逊位”开价越来越高，甚至要求政府恢复国王司法大权，改革派逐渐失去耐心。此间甚至有迎请其他王子“更换”国王和暗杀国王的传言B14。出于对王权逐步被弱化的不满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七世王最终逊位。为避免王室的缺失引来国内政局动荡和西方列强的介入，改革派并没有趁势改制共和，而首先是派团赴英国对国王逊位进行劝阻，无果后立即召开议会大会决定新王人选。七世王逊位后，泰国军人势力在国王的缺位下逐渐做大，比里等改革派志士对政治体制逐渐偏离原定的轨道深感担忧。在八世王因尚未成年，决定在瑞士完成学业而推迟回国登基的11年间，立宪政府联合王族成员组成摄政团代行王权，并为八世王家庭在国外生活每年提供高达10万泰铢的日常开支，为维持王室的命脉做出了巨大努力。出于政治需求，改革派从推翻国王绝对统治逐步向恢复王室威望转变，可见王室的存在是维持当时泰国政局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砝码。

三、1932-1934年间，泰国王室地位受到历史潮流发展的强烈冲击。基于泰国近700年的绝对君主制下形成的威权体制和以王权为中心的利益网，囿于国民受教育和民智发展程度，加上当时国际社会形势和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需求，泰国的改革派并没有选择彻底的革命道路，而是坚持走更加谨慎的渐变之路。立宪派和保皇派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态势，在磨合对冲当中寻找各自利益平衡点，军队力量在政治斗争中作用逐渐凸显。王室的维系和其作用的“改良”为泰国现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后世君主尤其是九世王普密蓬身体力行的垂范下，泰国王室威望再度达到顶峰。

[注释]

①拉维潘·沙立蓬，《1932年后的泰国经济史》，泰国诗纳卡琳威洛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2页.

②保罗·M·汉得利，《不会微笑的国王》，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③保罗·M·汉得利，《不会微笑的国王》，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④1932年暹罗政变，维基百科（Siamese Revolution of 1932 ， wikipedia）.

⑤1932年暹罗政变，维基百科.

⑥《泰国进入民主政体之变》，泰国马希顿维塔亚努颂中学六年级历史读本，第111页.

⑦1982年比里·帕侬永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音频，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dniCDzv4E.

⑧朱迪斯·A·斯托，《从暹罗到泰国》，C. Hurst & Co. Publishers出版社， 1991年， 第21页.

⑨1932年6月24日民党《声明》.

⑩朱迪斯·A·斯托，《从暹罗到泰国》，C. Hurst & Co. Publishers出版社， 1991年， 第19页.

B11朱迪斯·A·斯托，《从暹罗到泰国》，C. Hurst & Co. Publishers出版社， 1991年， 第21页.

B12朱迪斯·A·斯托，《从暹罗到泰国》，C. Hurst & Co. Publishers出版社， 1991年， 第45页.

B13保罗·M·汉得利，《不会微笑的国王》，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B14朱迪斯·A·斯托，《从暹罗到泰国》，C. Hurst & Co. Publishers出版社， 1991年， 第76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