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丽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蓝鼎元杂记散文《鹿洲初集》研究

凌丽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蓝鼎元是清初著名的循吏和学者，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散文大家。蓝鼎元的散文创作数量丰富，其中不仅有实用性散文，文学性散文亦蔚然可观。文学性散文大部分收录在《鹿洲初集》当中。《鹿洲初集》所收录的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其中的杂记文颇能彰显蓝鼎元散文的特色之处。不论是碑记文的平雅典正，游记文的清新秀逸，还是人事杂记文的寄寓深远，都体现了蓝氏散文的特征。事实上，蓝鼎元的杂记文简中寓繁，文风清峻，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蓝鼎元；《鹿洲初集》；杂记文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别号任庵，是清初的一位颇负名望的学者和散文家。他自幼熟读经史，尤善古诗文。年少时随军赴台，提出治台、平台方略，这些治理方略，于今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蓝鼎元也因此被冠名为“筹台宗匠”。[1]（P187）蓝鼎元不仅谋略过人，其散文亦十分出彩，自成一派。《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文笔条畅，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中可谓有实际者。”[2]（P1194）其文章切乎民生义理，彪炳经济，晓畅时事，展现了另类的散文风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选录其文集，并称之为“不立宗派古文家”[3](P365)，可见其散文的可圈可点之处。 民国学者胡朴安《论文杂记》也认为：“漳浦蓝玉霖志识高远，文震荡有奇气，善序事，笔无不答，言无不周。”[4](P409)蓝鼎元的散文，以《鹿洲初集》《东征集》为代表，《鹿洲初集》收录了其除专著外的所有文章，是其散文的集大成者，而《东征集》收录了蓝氏治台平台的所有文章，亦别具一格。以下将从《鹿洲初集》入手，选取其别具特色的杂记文，来探讨其散文的特点。

《鹿洲初集》中的杂记文，共19篇，分三类：碑记文，如《棉阳书院碑记》《重修潮邑义学碑记》《文光双忠祠祀田碑记》《惠阳书院碑记》《得平蛮碑石刻记》等；游记文，如《游梦笔山记》《游茗川记》《游武夷山记》《游惠州西湖记》《游珠江阁记》《望七星岩记》《盘陀宜城记》《高叟洞可堂记》等；其他则为人事杂记，如《饿乡记》《七贤图记》《陈玉山图记》《高隐屏小记》《怪尹记》《除庭草记》等。虽然记文的数量较少，然而题材丰富，文笔凝练，体现叙述与议论的有机结合，情与理的相互通达，故能从中感受到作家的功力和风采。

一、碑记文：立论严密，平实雅洁

蓝鼎元的碑记文约5篇，分别是为棉阳书院、潮汕义学、祠祀田碑、惠阳书院、平蛮碑石刻作记。碑记文，据褚斌杰先生看来，应是属台阁名胜记。这一类的的记文，一般以碑刻为主，正如姚鼐所说的“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5]（P2）。故碑文重点在记事和纪德颂功，一般前有序后有铭，语言典雅，风格矜重。而蓝鼎元的碑刻文，除了以上这些特征之外，另具其独特性。

首先，学理严密，立论生新。如《棉阳书院碑记》，该文是蓝鼎元在潮汕担任县令时，剿破后天教一案，（即《鹿州公案·邪教惑民》篇）并在原来大兴神祠的地方重新建立书院，树关闽濂洛五先生像，同时写下该文。在文中，他这样说道：“欲正风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贤才不可多得，当培养而玉成之。然则化民成俗之方，兴贤育才之道，莫先于明正学。”[6]（P195）立论可谓十分鲜明，并点出了写文的目的。蓝鼎元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的文章中总是带着朱子理学的烙印，这一点既是因为其所接触的师长沈涵、陈汝咸、张伯行等人的影响，同时也是其在鳌峰书院所接受的教育所致。正如姜家君在《蓝鼎元实学思想与清初理学转向》一文中指出，“其理学思想是对旧有理学核心理念的转换与突破，于道统心性之中开出经世理物的外王路径，从性道转向世事，有着显著的崇实特点”[7]（P179-185），所以在他的碑记文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棉阳书院实际上是改建于邪教盘踞的窝点上，蓝鼎元之所以将之改建为书院，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崇尚正统儒学，不为迷信所惑的重要性。因此启发民聩、发明民智，则十分有必要。他于此文中不免阐释一番：“顾惟书院之建，必崇祀先贤以正学统。正统不明，阳儒阴释之徒，皆得窃其似以乱吾真……周、程、张、朱五先生，上接洙泗之正传，下开万古之聋瞶。”[6]（P196）在《重修潮邑义学碑记》一文中他也谈论到这个问题：“师道立则善人多，濂溪岂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惟在师严道尊，人之敬学，是以昔贤殷殷立教……”[6]（P197）在该文中，他阐述了建立义学乃是为了化民成俗，并指出士的重要性，是“四民之首，一举一动，关系民风士习。端则民生观感兴起，日趋于厚；不端则乡里效尤放纵，日竞于邪”[6]（P197）。修义学的目的在于教化，而教化的目的则在于培养学识兼修的士子，从中可见蓝鼎元的谆谆教谕之力。另外，在《惠阳书院碑记》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即：“士行为民俗之根牖，民以淑士为鹄。君子之教，有本有末；君子之学，非专不精。”[6]（P214）在其碑记文中，他多次提到了教化士民的必要性，论证的事理亦清晰可闻，突破了一般碑记文的歌功颂德的体式，体现了其立论之奇。

其次，语言雅洁，朴实简真。蓝鼎元虽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其文风及语言特点却独树一帜。其语言雅洁朴实，不枝不蔓，下笔有章法，得力于六经文字，大类桐城派语言风格。桐城派讲求“义理、考据、辞章”[8]（P236），在蓝鼎元的文中亦体现了这一倾向，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蓝鼎元更注重议论事理，语言也更趋于凝练雅洁。如《惠阳书院碑记》一文，在该文章中的开头，仅寥寥几句，即点出建立书院的原因，是为了“推本化原，留心士习”，培养士子，使他们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大，讲求民生匡济，为国家有用之儒”[6](P214)。简短的几句话就将吴公的政治功绩如实地表现出来，从而为后来的书写碑记所引发的议论埋下伏笔。蓝鼎元借吴公口发出议论，点出主旨，其目的是为了教化世俗，讲求经世治民。文章无非是表教化劝戒之意，然而行文的流畅，有章节可循，在短短数百字中，寓意于其中，语言朴实却不单调，雅洁却更见笔力。正如旷敏本所评价：“朴实简洁之中，即有昌明博大气象，是得力于六经文字，非秦汉以下所及也。 ”[6](P214)《得平蛮碑石刻记》一文亦是如此：

余两至端州，未有闻壬子夏仲，从制府鄂公，巡海口、相江堤，溯峡而上。复至端州，吾友江濆野人，为余言平蛮碑故迹，命工备楮墨拓之。书法坚劲秀雅，有晋、唐人遗意，子瞻所谓刚健舍婀娜，庶几近之。端人士睹兹鉴赏，如破天荒，挟楮携墨伺碑下，日不知凡几人，此石駸駸然生色焉。[6](P216)

简短的几句话，就将平蛮碑的来历、形貌以及受欢迎程度一一道出，语言简洁，不拖泥带水，凝练雅正，与韩愈的《平淮西碑》当有相通之处。至于透过碑石有感而发，感慨英雄事迹泯然于众，故树立此碑，以瞻英雄不朽之本事，复又为碑文作记，想见作者发今古之幽思，叹贤才之不遇，则是鼎元胸中之经纬，蔚然可观。石刻无灵，惟人鉴之，当可信之。所以通过以上分析，从中可见蓝鼎元碑记文的特色之处。

二、游记文：理趣兼备，文风清奇

蓝鼎元的游记文的数量在《鹿洲初集》中所占并不多，仅8篇，但他的游记文，文风清奇，别具特色。他的游记文多以游览名山胜景为主，如游梦笔山、茗川、武夷山、惠州西湖、珠江阁、七星岩、盘陀宜城、高叟洞等。这些地方大都位于福建或者广东境内。由于蓝鼎元是漳州漳浦人，又在广东普宁、潮汕等地当过知县，因此，其官宦时期足迹所踏过的地方，不离这两省。东南形胜所带给蓝鼎元的，不仅仅是寻幽探奇的兴奋，同时也包含着对人事的思考与感悟。

其一，议论生奇，描刻清新。《游梦笔山记》篇幅较短，但其中的景物描写比起唐宋游记丝毫不逊色。作者采取移步换景的方式，从上至下，由远及近，览观梦笔山全貌。“远望有二三古柏，亭亭可爱”，随后是“柏之下为寺，寺之旁为文通祠，俗僧数辈，荒草一坵，非有他景也。”寥寥几笔之间，尽刻画出其全貌，文笔可谓简洁而不失生动。而末尾由江淹所引发的对此山的思索，既是作者的疑惑，却亦在情理之中：“徒以顽然一拳土，久享芳名，余甚惑焉。岂所谓地以人传者非耶？不然何其负重望而中无实也，将江郎才尽而兹山之胜亦随之？”[6](P199)故旷敏本在文末评价道：“世间负重望而无实者，何独此山为然而藉人以传？负骥乃显，则此山亦其一也。”[6](P199)即是与作者同声相应。这篇游记有写景，有议论。写景古雅清新，议论婉转出奇，不失为一篇佳作。除此之外，《游茗川记》一文则更见其清音幽韵。

在郡之东南，蔬圃数百弓，环可二里，为巨园。园有巨池，池有亭，亭后有竹。循竹而下，池之东也，有梅花阁，阁外梅树缭绕，实累累如贯珠，葱茏邃密，且避暑。池之西，老柳偃蹇倔立，小草芊芊，散花杂木，缤纷蓊薆，皆可爱。[6]（P200）

茗川其实是作者好友何馥庭家的一座园子，故此文应属于台阁名胜记。该篇写景十分出彩，采取典型的移步换景法，从园、池、亭、竹、阁，再到阁中梅树、果实、老柳、小草、花木等，一一撷取妙景入目，点到为止，文笔不枝不蔓，使全园豁然可观。在自然风物的衬托下，文人名士，畅发古今幽情，此情此景，悠然可见。更兼此文文笔清新灵动，摇曳生姿，颇类欧阳修之笔锋。可见唐宋文之风流才情，是作颇能擅其胜，末后作者的感慨合情入理，让人想当然耳。最妙的是作者在尾段所引发的议论，可见作者胸中沟壑：“单寒卓荦之士类，能为山水增光，而天若独啬其遇，甚至欲求容膝之安，以与古人相晤对，如在三岛十州，可望而不可即。而膏粱贵介，名园深美，不为鹰隼犬马之场，即为呼卢陆博之地。而天每乐畀之而不吝，吾不知其何意也？”[6]（P200）由此及彼，由观景联想到士类遭际，并在二者间做出鲜明的对比，末后无限感慨。由此可见，蓝鼎元胸怀经济之志，又不乏文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可见蓝鼎元的游记文，既颇具唐人的风致，又深涵宋人的理趣，文风清奇，语言雅正，当自成一派。

其二，气脉独具，古雅深秀。蓝鼎元的游记文，除了描绘清新，语意清奇外，在写法上也颇具气势。例如在《游武夷山记》中，对于武夷山的刻画匠心独运：

由一曲溯流九曲，两岸奇观，目接不暇。大王峰巍然高拱，玉女亭亭，若迎若送。其余群峰罗列拜舞，俯仰进退，皆似有眷恋情绪。大抵海内名山多奇在石，未如此山，浑然石骨，俨似人工削成。巉岩昂霄，巅大于麓，水泉从石末迸出，浏浏竹树间，如天半飞花，滴沥涧底，峰峰皆然。峰下溪流潆洄，坐水游山，飘飘有仙意。[6](P201)

这段对武夷山的描写体现了蓝文别具一格的风貌。《武夷山志》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美哉河山，真人世之希觏”[9](P349)一语大概是对其最高的评价。然而作者并未在此作文章，而是一笔盖过，重点描述群峰的姿态，可见有详有略。通过路径九曲，荡至武夷山全境，将各个山峰的姿态用拟人的手法来表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同时又点出了武夷山的特点，即以石为骨，本为天工，却似人为，展现武夷山俨然之秀美。而作者又不仅限于此，将山峰与溪流并提，营造出飘飘如仙的环境，实是仙灵俊美。清人袁枚亦写过《游武夷山记》，他着重于对武夷山九曲之情状的具体描画，二者所强调的有所不同，正可作此对照：

于是一曲而至玉女峰，三峰比肩，睪如也。二曲而至铁城障，长屏遮泄，翰音难登。三曲而于虹桥岩，穴中庋柱拱百千，横斜参差，不腐朽，亦不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书院。六曲而至晒布崖，崖状斩绝，如用倚天剑截石为城，壁立戍削，势逸不可止。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径愈仄，竹树愈密。一楼凭空起，众山在下，如张周官王会图，八荒蹲伏；又如禹铸九鼎，罔象、夔魈，轩豁成形。[10]（P54）

袁枚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表现了武夷山的九曲连环之态势，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对武夷九曲进行一一点染，并以溪流的曲折、山的峭拔为中心，在文末又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来引发对山水对人生境界的思考，不失其“独抒性灵”之风致。然而蓝鼎元对武夷山的刻画却并未尽于此。同样是描写武夷山水，并抒发议论，蓝鼎元着眼于峰峦的峻峭俨然以及溪流的仙灵秀美，并通过拜访先贤遗迹、紫阳精舍、定夫诸先生祠等处，发表感悟，所谓“纪游大略，不过山水洞壑之会心耳，独写太平清享，推本君恩，自是满腔忠爱，念念不忘，勿仅作柳州诸记读也。 ”[6](P201)

可见，蓝鼎元的文章中始终不离的是“君”“师”二字。除此之外，《游惠州西湖记》《游珠江阁记》《望七星岩记》等篇所表达的忠君思想以及抚爱先贤遗士之意皆一脉相承，山水作为一种依照，一种载体，常常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感慨的对象，蓝鼎元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蓝氏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时常将情、景、理、气结合在一起，并构成其别具特色的散文风格。

三、人事杂记：寄寓深远，想象瑰奇

蓝鼎元的杂记文中，除了碑记文和游记之外，还有一类与众不同的记文，即人事杂记。在《鹿洲初集》中收录的有 《除庭草记》《饿乡记》《怪尹记》《七贤图记》《陈玉山幽画记》《高隐屏小记》等6篇。这6篇中，有写人，有记事，有议论，还有书画记等，其中《饿乡记》《怪尹记》最为人所称道。

（一）宦海浮沉的自画像：《怪尹记》

《怪尹记》是杂记文中唯一一篇的记人文章，蓝鼎元在文中刻画了一个古怪却正直廉洁的令尹形象。首先，作者通过与他人的对话，侧面展现了怪尹的性格特点：“而之令君，是何如之怪耶？”对曰：“不然，爱民如子，理邑如家，吾丰循良仅见也。”“然则曷为以怪名？”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触讳忌，官以此怪之。”于是作者愀然而发出感叹：“布衣蔬食，何害于人？不事上官，事国事民，以廉直为怪，余不知之矣。”随后又经过进一步与怪尹的接触，认为其“清操逼人”，易招人嫉恨，而怪尹却依旧我行我素，不因他人而易其辙。随后辄因为触怒上官而被免职，怪尹则自请离职而乐得逍遥自在。故作者在文末发出感叹：“嗟乎！尹未尝怪也。上官以为怪，则怪名甚哉，居下位之难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上官岂可不事哉！”这段话既是为怪尹抱不平，亦是自感身世。蓝鼎元在普宁、潮阳当任县令时期，由于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而得罪了惠潮道台，被楼俨罗织罪名，“诬揭六款，裁赃千余”[6]（P23），而蒙冤入狱。随后虽蒙冤得雪，却已是历尽世事沧桑。蓝鼎元既不可能像怪尹那样离职而去，逍遥江湖，又不能改变自身，讨好上司，故为怪尹作记，一半是叹息，一半是羡慕。文中这样说道：

尹去位未久，余以上官侵渔西谷，弗能掊克代偿，平空飞祸，视尹有加。所赖潮普士民及当涂诸君子，好义同声，为余了此重累。余未尝怪也，而祸难则一，然则尹之得罪，亦岂必尽在怪名乎？且两人之祸，譬诸遇贼，尹见贼之将杀己也，先挥一拳击贼首，毙之，从者撼而挤尹于水。余拱手与贼较论，贼剚刃而颠之水，死不死虽皆有天，亦以见余之不如尹远甚也。[6]（P210）

将两人做了下对比，并打了个巧妙的比方，表现出二者性格行为上的差别以致结局的不同。蓝鼎元的失败在于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对他们抱有幻想，而到头来反不如怪尹行事洒脱，落得一身自在。故旷敏本评价道：“大抵报国之心太切，凡事过于认真，未及检点细腻，二君皆不能免乎。 ”[6]（P210）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二人的缺点，乃点睛之笔。

《怪尹记》的艺术性在于虽是一篇人事杂文，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既是感时伤事，又是借事寓理；既是人物传记，又带有寓意性质；既是对现实的刻画，又不失浪漫色彩。蓝鼎元将怪尹刻画成类似古代隐者高士的形象，既是对往圣先贤之风的追慕，又是对现实晦暗风气的批评，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使一篇普通的人事杂记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文笔简洁脱峭，人物形象鲜明。蓝鼎元选取典型事例，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以及运用侧面烘托、插叙、倒叙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集写人、叙事、抒情、议论于一身，行文流畅，不枝不蔓，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人叙事技巧。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言：“作者因情而生文，读者因文而生情。 ”[11](P12)用来形容此文殆不为过。蓝鼎元由于在怪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遭遇，故生情而生文，而读者则在作者与怪尹的身上看到了二者的异同性，而生情生悟，确乎贴切。蓝鼎元的《怪尹记》以其典型性和象征性，成为其最出色的记文之一。

（二）超拔世俗的想象：《饿乡记》

《饿乡记》一文写于作者在家杜门讲读时期，因困顿饿剧写就此篇。其好友旷敏本认为这不是游戏之作，而是“庚寅岁实游是乡作也”。本文开头则点明了写作主旨：“醉乡、睡乡之境稍进焉则有饿乡，王、苏二子之所未曾游也。其土、其俗、其人与二乡大同而小异，但其节尚介，行尚高，气尚清。磨砺圣贤，排斥庸俗，则又醉乡、睡乡之所未能逮也。 ”[6]（P203）饿乡乃为伯夷、叔齐所造之境，他们是名扬天下的守节高士，故他们所接待的客人则根据他们的评判标准来对待：凡圣贤之士则乐与之；凡不忠不孝、贱隶鄙夫则扑杀之。据此而言，这一点又与《世说新语》中的品鉴人物有所相似。蓝鼎元在这篇虚构的类似寓言小说的记文中设置了这样的细节，当与其善恶观息息相关。接下来叙述了不同朝代的人来拜访饿乡，并得到不同的接待，作者也经过一番辛苦来到此地。正如文中所道：“未半途，觉道路险崦，苦不可耐，复勉强前行，忽尔气象顿宽，别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浑浑噩噩，忘贫富贵贱。”并通过伯夷、叔齐之口说出此文要旨，“盖天将有意于是人，必先使阅历是乡，以增益之”，故不以饥饿为苦，反而安贫乐道，自晏如也。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12]（P67），亦不谋而合。饿乡本为现实的困境，而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为致圣求贤的要径，可见作者心性之坚强，气概之雄壮，意志之坚定。

该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称。《饿乡记》作为一篇记事杂记，其想象力十分丰富。作者创造出了一个类似桃花源的境界，这个境界，既不是老子口中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13]（P95），也不是陶渊明笔下的隐居避世的桃源仙境。饿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建立在理想国的基础上，它来源于现实，却直面现实。他不是王、苏笔下的醉乡、睡乡，而是要“稍进焉”。清代的管同也写过《饿乡记》，试看其文：

饿乡，天下之穷处也，其去中国不知几何里。其土荡然，自稻、梁、麦、菽、牛、羊、鸡、彘、鱼、鳖、瓜、果，一切生人文物，无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饮，如导引辟谷者然。始极苦，不可耐；强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则豁然开朗，如别有天地。[14]（P346）显然，管同笔下的饿乡，要比蓝鼎元的饿乡描绘得更加具体，其表现力也更具有写实性。它是一篇寓言式的杂文，以“饿乡”为寓，写守志之士宁穷饿至死，也不能仰人鼻息，苟且偷生;凡不能坚守节操，希图苟活者，必混同流俗，为人所用;至于王侯贵戚因遭变故而被迫入“饿乡”者，也不能与守志之士同日而语。在管同的笔下，所谓的“饿乡”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丑恶的理想之地。在文中，他认为自己“穷于世久矣”，亦欲往“饿乡”一游，同样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的身世之感。然而蓝鼎元所幻想出来的饿乡之境，却带着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尽管身处困厄之境，依然安贫乐道，并将之当做求贤成圣的必经之路。所以，蓝鼎元笔下的饿乡，凡贤能之人必善待之；凡奸恶之人必扑杀之。他比管同更理想化，也更富有激情。他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直面现实，无须怨尤，表现出一种雄大的气概。故旷敏本赞道：“学者长存此等胸境，则无入不自得矣！”从艺术手法上来看，管同的文章联想丰富，善于博引史事以阐明道理，其中对于入“饿乡”、不入“饿乡”与误入“饿乡”等不同情况，进行分析，饶有意趣，不流于空论，且行文流畅，笔力健朗；而蓝鼎元之文则主要在想象瑰奇，气魄宏大，是以小说笔法来寓事理，故事完整，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幽峭，乃“盛清的一篇奇文”[15]（P619-630）也。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窥探出蓝鼎元《饿乡记》独特的艺术成就。

蓝鼎元的杂记文分为三类：分别是碑记文、游记文以及人事杂记文等。蓝鼎元的碑记文朴直雅正，说理严密；游记文则清新自然，奇秀舒活；人事杂记辄为想象瑰伟，寓意深远。长久以来，学术界多集中研究蓝鼎元的治台平台方略，经济、对外贸易策略，海洋思想等社会历史经济层面，而对其散文及其理论不置一语。林翠凤认为：“蓝鼎元的文章趋向于阳刚风格的表现，而其作品布设条理周密的结构，则适切地运用了辨证等方法，有效强化了见解的说服力，蓝氏在识见卓越出众、展述细腻有序两方面，具体呈现了双重的优异成绩。 ”[16]（P37-38）本文从其散文入手，以其《鹿洲初集》中的杂记散文为例，来初步探索蓝鼎元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奇士也，志高识远，超然尘埃之表；议论风采，悉奉古人为师。作为文章，原原本本，功深于镕经铸史之中，而气磅礴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人与文而皆奇。 ”[6](P6)汪绅文的评价对于蓝鼎元其人其文而言，十分合理。

［1］谢金銮．蛤仔滩纪略［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2009．

［2］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张之洞．书目答问［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蓝鼎元.鹿洲初集［M］．蒋炳钊，王钿，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7］姜家君．蓝鼎元实学思想与清初理学转向［J］．东南学术，2016（5）．

［8］许结，潘务正.方苞姚鼐（历代名家精选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

［9］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10］袁枚．小仓山房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1］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王弼，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雷海宗．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J］．清华大学学报，1937（3）．

［16］林翠凤．蓝鼎元《东征集》的文学表现［J］．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44）．

（责任编辑：刘建朝）

A Study of Lan Dingyuan's Miscellanea Prose:Taking The Early Sets of LuZhou As an Example

LING Li
（School of Literature,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Lan Dingyuan is a famous official and scholar in Qing Dynasty,in addition,he is also a proser.The number of Lan Dingyuan's prose is rich,including practical prose.However,his literary prose is also considerable.Most of the literary essays are included in The Early Sets of LuZhou.The proses in The Early Sets of LuZhou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genre.especially embodying the distinctness of Lan Dingyuan's miscellanea prose.It embodies specific performance in conception,elegant and pure in language,brisk in style,glorious in imagination,and grand in imposing manner and etc.In fact,Lan Dingyuan's miscellanea prose combine numerously and have a unique style,which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his prose.

Lan Dingyuan;The Early Sets of LuZhou;miscellanea prose

10．14098／j．cn35－1288／z．2017．01．013

I207．62

：A

：1673-4343（2017）01-0071-06

2016-11-24

凌丽，女，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